论本科教育的目标与通识教育的价值 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孰重孰轻关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孰重孰轻的问题，学界进行了多种讨论梅贻琦校长在“大学一解”中早就指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识既为本，当然应该更加重视但在实践中，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似乎专识为主，通识为次[13]难道理念总是与现实有距离，甚至要背离现实？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曾经指出，对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能对立起来讨论孰重孰轻，而是应当有机结合起来：专业教育中应当渗透通识教育要求，通识教育能力可以迁移到专业教育中去杜威曾经指出，“工业方面的职业有了比过去多得无限的理智的内容，和大得无限的文化修养的可能性，这就需要一种教育，使工人了解他们职业的科学的和社会的基础，以及他们职业的意义”[14](P333)只要他们的工作不顾及社会意义，他们的智力就仍然限于技术的、非人本的和非自由的渠道”[14](P336)也许我们可以说，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都很重要，只不过重要的意义不同而已，不能比较出个孰重孰轻通识教育致力于形成学生对自然、社会、人生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认识，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此当然十分重要。
无论对社会还是学生个人，从全局和长远来看，可以说更重要专业教育训练的是学生从事某一特定专业或职业工作的能力，也就是说，对于学生就业能力与谋生技能具有更直接、更现实的作用因此，在现实的大学教学中，专业教育受到学生和老师们的最高重视，而通识教育则常常容易被学生、家长认为是缓不济急实际上，预先让学生确定一个职业的危害性在于，会使学生局限于狭隘的机械训练，而体会不到这种训练的意义和价值这样，只能培养一种社会秩序的服从者，而培养不出具有自主创新精神的人才美国教育学家肯贝恩指出，“卓越大学生在形成自己关注的事物时，好奇心和学习中体会到的乐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实现个人能力、进行原创的双重愿望驱动下，在丰富多彩的自由教育中广泛探索，挖掘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理念和信息来滋养自己的心灵自由教育能够为他们提供机会去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6](P220)同时，“创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当遇到好想法时具有识别能力为此，我们必须对艺术、科学、数学、哲学和历史领域的一切伟大作品进行探索，必须为探寻广泛的主题和学科感到兴奋不已全世界的卓越想法和优秀人才都可以供我们随心所欲地借鉴”在机会面前，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去拓展个人体验，那么你就是个傻瓜。
通识教育正是实现这点的核心手段”[6](P221)但通识教育中学生并不是“蜻蜓点水”似的什么都知道一点，而是逐渐学会选择一两个科目多花时间专心打磨学生没有必要勉强自己一定要在不擅长的领域做到最好，而应去追求那些最吸引自己的领域的成功卓越的大学生都会为自己的教育量体裁衣，他们参与对话表达个人观点，并通过对照他人价值和观点、推理原则和证据标准来检验个人观点他们可以和朋友们在宿舍和图书馆长时间讨论，甚至还会爆发激烈的辩论由此可见，通识教育过程中，学生也不一定面面俱到，而可能是，学生通过对某些学科的深入涉猎和学习，形成自己贯通的认识也就是说，通识教育过程中贯穿着“专”的要求从能力的角度看，通识教育形成学生一般能力或技能(General Skills)，这种能力可迁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而专业教育形成学生特定专业领域的能力或技能(Specific Skills)，其中有些专业能力、技能是不可迁移的因此，可以说，无论是通识教育、专业教育，都要努力使学生成为深层次学习者，而不是浅层次学习者所谓浅层次学习者(Surface learner)，通常只关注自己能否通过考试，而不是应用阅读所学到的东西所谓深层次学习者(deep learner)，则努力理解文本背后的意义，思考含义及应用，发现不同的观点并且区分支撑的证据和结论，和之前学习的东西有何联系[6](P39-42)。
四、实现本科教育目标需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为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题写的碑铭，后来也成为清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特征和追求，被写进清华大学章程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似乎我们并没有叩问过自己前面我们在对本科教育目标的讨论中谈到，帕尔菲曼认为“高等教育，无论发生在哪个学科，都意味着……敏锐的批判意识(综合、分析、表达)的发展”；而怀特海也认为“自我发展才是最有价值的智力发展”无论是批判意识发展，还是自我发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其必要前提以下我们进一步展开讨论洪堡曾经指出，“人的目的，不是他变换的兴趣，而是他的理智不断驱促他的永远的愿望，是对他的所有能力最高的和最完整的教育自由是这个教育首要的和必须的条件……社会能够提供的最高的财富是将许多个体集合到一起但是通过国家的介入这些个体多少会丧失其特征国家的超级的力量阻止其臣民的力量自由”洪堡的另外一段话更加广为人知和引用：“政府绝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大学由此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政府的范围，远非政府的种种举措所能企及。
[15](P200)也就是说，政府不应要求大学服从国家和社会的直接、短期利益，而应当信任大学，让大学享受充分的自主权，为国家的长期利益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有职能学术不同于政治，也不应要求学术服从于政治议事日程和逻辑，应当允许大学学术遵从自身逻辑或许有人会说，20世纪以后的大学不是要承担社会服务职能吗？德国大学的逻辑、陈先生的逻辑不是显得不合时宜了吗？的确，今日的大学已经从事不少直接服务社会的活动了，但是，大学仍然不应当忘记其根本使命，即通过高深学问的探索培养人才大学的直接社会服务活动以有利于而不能有害于这一根本使命为前提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曾指出，“自己思维、自己判断，这是人的特权，是人之为人的特权，不是性别的特权，它是人的幸福的最高源泉”[16]把对自由的科学的反思要求提高到大学课程的一切专业之上”为什么自己思维、自己判断能够成为人的幸福的最高源泉呢？经验告诉我们，服从传统和权威不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吗？过于强调独立思考，也许会导致和别人不一样，不合群，不是很有风险吗？在这里，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密尔的有关论述，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其中的道理他指出：“强迫一个人根据习俗、传统或流行性的观点而生活是错误的，因为这妨碍他达到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对其人类能力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人类的认知、判断、有区别的感觉、精神活动甚至道德偏好等能力，只有在作出选择时才得到运用。
一个出于习俗而做事的人，并没有作出任何选择他也没有锻炼自己的辨别能力，没有追求什么是最好的心智和道德与肌肉的力量一样，只有通过使用才能得到提高”[17]这也就容易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很有个性的年轻人，常常不愿意服从父辈的安排去走那看似平坦安全的道路，而非要自己去闯荡从他们自身历练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选择无疑是必要的这就需要做长辈的，包括家长和教师，对年轻人有更多的宽容，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度他们的行为只要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都应当得到理解和支持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类理性的两种划分(静观的理性与行动的理性)，则让我们更加清晰理解独立、自由之含义与意义他指出，“人的活动有高尚与粗俗之分，粗俗的活动基于实用的考虑，不得已而为之，其目的在活动之外而高尚的活动则源于对活动对象本身的兴趣，或出于德行的理由，它不追求活动之外的目的相应地有两种生活方式，劳作的和悠闲的生活劳作的生活(例如政治、军事)基于行动的理性，而悠闲的生活则服从静观的理性只有理性的沉思活动，即哲学的思考才与悠闲相伴随，是人的最圆满的幸福”[15](P61)显然，悠闲的生活意味着摆脱功名利禄，也就是寻求一种自由、独立的境界，潜心于不求事功的理性及学术活动，意味着一种寂寞的生活。
清华强调对学生学术志趣的培养，也有这种含义当然，最终选择以学术为职业的学生可能只是一部分，不是所有人都要追求一种悠闲的生活和静观的理性，能够过这种生活是一种奢侈的特权但某种出世与超然独立的精神应当是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的对所有人，以独立、自由为前提，发展自己的理性和个性，则是人区别于动物，人性区别于动物性的最高追求，也是人的最高幸福的源泉自由是科学文化繁荣和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前提条件学生时代通过外部力量而获得的自由，是人生所能够享有的最大的、最彻底的自由但在这种自由中，来自外部的强制越少，就越需要一种自我控制的责任真正的自由就是那种柏拉图将其与欲望的无限放纵相对而论的自由，是超越“非理智”的欲望、富于理想、情感和激情的心灵神圣部分的规范[18]因此，我们需要将自由与责任的强调统一起来，使自由与责任携手并进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健康成长总之，本科教育要使学生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但最终要立足于认识和实现自我；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基本前提，以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不同价值的充分实现为基本保证只有这样，我们的本科教育才能在最好的条件下，得到最好的实施，取得更高的、更卓越的本科教育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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