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明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设立四夷馆，专门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诸蕃语言文字四夷館鞑靼馆是教习蒙古语言文字，培养与北元、女真各部交涉事务中的翻译人材关于四夷馆，西方学者伯希和、威立德；日本学者本田实信；我国学者和希格等均认为是“翻译处”或“翻译局”四夷馆是一所 学习 、 研究 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亚洲研究院’”[1]四夷馆”是主管翻译事务、兼培养“习译”人材的“译学”机构四夷馆置译字生，教习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字，是为了培养了解诸夷 历史 地理、夷情的翻译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储备翻译人材，应急之用前人有关明四夷馆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2]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 问题 进行了研究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3]一文，篇幅不大，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
我国学者向达的《记巴黎本王宗载——瀛涯琐志之二》[4]一文，探讨了王宗载《四夷馆考》的编撰时间、 内容 、王宗载的生平等问题张文德的《王宗载及其》[5]一文，在向达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四夷馆考》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有关鞑靼馆的研究，有石田干之助的《所谓丙种本的》[6]山崎忠的《乙种本“鞑靼馆来文”研究——东洋文库本》[7]和《“鞑靼馆来文”的研究资料编——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的异同》[8]等已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语言、译语的研究，而对明代四夷馆的教学体制、四夷馆翻译人员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重视还不够对四夷馆各馆译语的研究情况也不同有关女真馆译语、回回馆译语的研究近年来有所进步而关于鞑靼馆的译语、蒙古语教学情况、蒙汉翻译活动等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明代四夷馆鞑靼馆为中心，对其设置年代、蒙古语教学、文书翻译活动、译语的编撰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四夷馆及鞑靼馆的设立与演变 明代，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间朝贡、贸易往来，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为了培养翻译人材，明朝专门设置了四夷馆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材而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
鞑靼馆是四夷馆中负责翻译明朝与蒙古的往来文书，兼培养通蒙汉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的机构四夷馆在永乐五年初设时，分为八馆，后增设两馆，计为十馆对此《大明会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永乐五年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选国子监生习译…正德六年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增设暹罗馆”[9]这一史料，清楚地记载了设置四夷馆的年代及增设各馆情况关于设置四夷馆的具体位置问题，《明实录》记载：“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10]神田喜一郎依据《燕都游览志》“四夷馆在玉河桥之西”的记载和《大明一统志》“翰林院在玉河西岸，四夷馆隶焉”的记载，认为设立四夷馆的场所应邻接翰林院并指出“长安左门外”和“玉河桥之西”是指同一地点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明史》职官志记载“遂改隶太常”[11]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依据《大明会典》“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12]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问题，应该是《明史》职官志之误”[13]笔者赞同这一观点清代继承明朝传统，改“四夷馆”为“四译馆”《清史稿》记载：“顺治元年，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
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乾隆十三年，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14]刘迎胜师认为“四夷馆改为四译馆是在顺治元年”[15]清朝设馆之初，八馆中并无女真馆和鞑靼馆裁撤女真馆是因为满族人早已弃用女真字，但不设立鞑靼馆的原因尚不清楚这也许与清初有不少满人懂蒙古语有关的人张文德认为“江繁的《四夷館考》一书将女真馆、鞑靼馆有关内容删除，是与清朝的文字狱有关”[16]笔者认为江繁的《四夷館考》一书未记载女真、鞑靼两馆之事，与当时设立八馆时，未设女真、鞑靼二馆有关 二、鞑靼馆蒙古语教学 关于鞑靼馆教授与生徒人数、出身、教学与学制、翻译文书等问题，史料虽无专门记载，但可依四夷館资料推定王宗载的《四夷館考》和江繁的《四译館考》二书，主要记载朝贡诸国情况，未及四夷館及鞑靼馆教学与学制等情况《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等史料对四夷館的沿革等问题有所记载，但简略提及四夷館及鞑靼馆的教学与学制等情况相对来说，吕维琪的《四译館则》增定馆则中详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有关四夷館及鞑靼馆的规章制度、教学情况等，对研究鞑靼馆的教学与学制、教授与生徒情况，十分珍贵。
1、教师 关于鞑靼館教师，由于史料记载简单，无法断定具体人数明初鞑靼馆缺少教师其教师来源，史料虽无明文，但估计是一些与火源洁有关系的人鞑靼馆选择教师，与各馆相同四夷馆各馆缺教师时，“于本馆年深职官内，选其译学优长，行止端慎者，具呈内阁 考试 ，题请点用或只据呈批准署掌”[17]吕维琪《四译馆则》增定馆则卷七记载了鞑靼館属官四十九名，其中鞑靼馆教授有马廷祯、顾袆、林洲、马应乾、刘尚宾、马承礼、刘尚贞、韩良议、穆世登、马应龙等十名 2、生徒 四夷馆设置之初，生徒均选自国子监《明实录》记载：“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同，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18]后来，四夷馆各馆生源有了变化《明史》记载：“初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宣德元年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程课[19]自1490年开始，生徒多从世业子弟中挑选，世业子弟人数增多四夷馆各馆生徒来源有所变化，主要原因有，首先、除定期的官方选生外，四夷馆教师私收子弟为生徒其次、官僚、富商贿赂官员，使其子弟被选为四夷馆译字生这些官僚、富商子弟不好好习译、入馆目的不纯。
例如：“天顺三年四夷馆教师马铭违例私收子弟一百三十六名”[20]嘉靖十六年所选120名生徒，当时选收时不管是否世业子弟、不限出身嘉靖二十一年查知嘉靖十六年所选120名生徒中郭元梓、郭元材等二十四名富户、商人子弟，因纳贿夤缘成为四夷馆译字生，而被剥夺参加会考资格，革退为民[21]这些现象对四夷馆各馆带来许多不利因素，生徒图私利、商人子弟与外夷勾结、或泄漏夷情为了防止这些弊端，自1566年开始，四夷馆生徒专从世业子弟中挑选据《四译馆则》记载，嘉靖四十五年规定四夷馆及鞑靼馆生徒“每六年一次收考”[22]但事实上，生徒不是非常缺乏不准收取一般都是每隔二、三十年才选一次学生自永乐五年四夷馆设立之初，到崇祯三年，吕维琪编完增订馆则为止，二百多年间，共选生徒十次自1407年到1630年期间的选生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自永乐五年到弘治三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选生四次，分别是在1407年、1426年、1459年、1490年这一阶段的生徒来源主要是国子监生或官民子弟永乐五年，学生从国子监生中挑选，有蒋礼等三十八人入馆，习译书后来，宣德元年开始，又兼从官民子弟中挑选学生，此次选生人数不清天顺间，因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习学，生徒出身不同，恐生徒图私利、泄漏夷情。
规定今后按永乐例从国子监生中挑选年幼俊秀者送馆，分馆习译番夷语言文字与汉语的互译之事天顺三年四夷馆译字官生有一百五十四名自弘治四年到嘉靖四十五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共选生三次，分别是在1508年、1537年、1566年正德三年选收译字生一百七名，嘉靖十六年选收译字生一百二十名皆不问世家不论本业，止泛考汉文数字，待收馆之后方习番文”[23]正德三年选生107名，嘉靖十六年选生120名这两次选生不管是否世业子弟、不限出身嘉靖四十五年，鞑靼等馆教师、署正等官顾袆等多次报告称“各馆缺人习译，乞要选收世业子弟作养”[24]因鞑靼等九馆缺人习学，这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共选世业子弟田东作等七十五名分馆习译自嘉靖四十六年到崇祯三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共选生三次，分别是在1578年、1604年、1625年万历六年，增暹罗一馆时，续收世业子弟成九皋等二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译学缺人，十馆无一名译字生习学，只有教授等官十八人六月二十四日收取世业子弟马尚礼等九十四名天启五年报告译学缺人“每馆现任教师只有二、三人，八百馆今已故绝，传习无人，每遇译写来文、回答敕谕，少则尚可苟完，多则动称堆积”[25]天启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选收韩永祯等九十四名生徒。
四夷館十馆生徒额数为百人左右，鞑靼馆生徒额数没有明文规定以上十次选生，分给鞑靼馆的学生人数不清以上成九皋、马尚礼等，均为鞑靼馆属官，应是当时分到鞑靼馆的译字生韩永祯也是鞑靼馆译字生据《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卷二十之十馆师生校阅姓氏表,可以断定1625年入选世业子弟中，分给鞑靼馆的译字生至少有十五人或十五人以上十馆师生校阅姓氏表：鞑靼馆教师主簿：穆世登、刘尚贞、韩良议译字官：马尔翥、刘启泽译字生：韩永祯、刘启溶、刘天申、马士秀、孙希贤、林大有、韩良谟、昌德、林如梧、周京、王三锡、刘惟懋、吕帮柱、韩永祥、杨时盛自万历三十二年到天启五年二十多年间，鞑靼馆应没有译字生了教师穆世登、刘尚贞、韩良议等三人是万历三十二年选入鞑靼馆的译字生万历三十二年选入鞑靼馆的译字生，后来成为鞑靼馆属官的有“王子龙、马键、马尚礼、刘天锡、马承礼、刘尚贞、韩良议、穆世登、马应龙、林如椿、丛文炜、丛文灿、陈光復、陈光显”[26]等十四人由此可以断定，万历三十二年选入世业子弟中，分给鞑靼馆的译字生至少有十四人或十四人以上那么，译字生韩永祯、刘启溶、刘天申、马士秀、孙希贤、林大有、韩良谟、昌德、林如梧、周京、王三锡、刘惟懋、吕帮柱、韩永祥、杨时盛等十五人，应是天启五年通过会考，选入鞑靼馆的译字生。
据《四译馆则》增订馆则序记载，增订馆则是在崇祯三年完成按1490年规定，自天启五年选生徒入鞑靼馆到崇祯三年完成增订馆则，即列鞑靼馆师生校阅姓氏表时，上述十五人未满六年，只参加过食粮一考，崇祯元年三年期满，马士秀等六十八人通过了食粮一考应该说，天启五年选入十馆生徒，到1630年为止，无一人满六年参加过冠带考试就是说，尚无人升为译字官1625年十馆所选九十四名世业子弟中，参加校阅的十馆译字生有八十七人，七人未参加校阅工作那么，1625年入馆的世业子弟中，分到鞑靼馆的至少有十五人1604年，选世业子弟入馆习译时，因鞑靼、暹罗二馆事务繁忙，请求给予增加生徒额数那么，鞑靼馆译字生，1604年选入的十四人和1625年收取的十五人，是增加额数之后的人数万历三十二年之前，分给鞑靼馆的译字生可能不到十四或十五人嘉靖四十五年选入鞑靼馆的译字生，后来成为鞑靼馆属官的有“王子春、丛文光、韩学礼、马继志、丛文辉、成桂、徐应诰”等八人译字官马尔翥、刘启泽是鞑靼馆教师马应乾、刘尚宾之子二人分别是在天启二年和天启四年继父之业送馆习译他们与上述十次会考入选的生徒不同，不是参加会考被选入馆，是以继习的方式，被送馆习译各馆年深教师，在任或病故，其子孙通译无过者，为世业子弟比例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