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中国编辑 中西 社会 经济 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海内外学者为之如痴如醉重大课题被称为“加州学派”的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再次带给国际学坛的震撼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历史 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1]，都以其全新的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多获得美 国学 术奖项[2]以上述学者为代表，构成了迅速崛起的“加州学派”[3]，该学派因其代表人物集中于美国加州而得名，其实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更重学术理念加州学派以一批活跃的少壮派社会经济史学者为主，他们研究领域相互交叉渗透，彼此交游密切，不断切磋论辩，相互呼应，已经在 国际经济 史学界形成强大冲击波大致简单说来，加州学派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学术理论与方法。
第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第三，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 检验 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第三，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 文化 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本文结合加州学派及相关学者的成果，评述其主要观点与创新，并探讨研究范式方面的突破一、大分流李中清与王丰、王国斌、弗兰克的新著都已有中译本出版，在国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黄宗智的著作[5]在中国流传更早，本文不作专门评论彭慕兰新著中译本尚未付梓，本文作一简单评述，并介绍围绕该书的学术争论与王国斌、李伯重一样，彭慕兰也主张18世纪以前江南与英国之间的经济成长方式大体类似，同属于“斯密型成长”模式，他还认为中国岭南、日本、印度、东南亚也不例外彭氏极具原创性的观点是，整个18世纪传统世界各核心区都相对面临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地区性短缺，中国与日本的核心区生态 环境 并不比西欧糟糕，唯欧洲因海外殖民地与新能源的开发而成功地避免了本土的生态制约与马尔萨斯制约，中国内地与其他亚洲外围区则不能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着既往道路继续走下去。
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会、 政治 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并反思这些区域间联系的意义，他强调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论调显然受到弗兰克的启发：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工业 化进程与中西分异，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 地理 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 民族 心理 等各个层面广为探讨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前欧洲经济迅速变化发展，而 中国经济 停滞衰退，两地经济成长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彭氏则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欧洲相对中国的差异论与优越论，认为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 农业 与工业发展、要素 市场 等方面中西颇多相似之处，直至1750年欧洲至少并不比中国先进，实际上中国江南还要更发达一些，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方面欧洲也并不比中国更有效率两相对照，工业革命前的中国与西欧，既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不存在经济成长模式的优劣，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成长模式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 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西经济发展的分异？这意味着中西比较必须加以重新审视，不仅从观点上，而且从研究范式上。
为了便于深化比较研究，他聚焦于江南与英格兰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英国模式在经济发展道路与社会形态的演进必然导向工业革命，具有普遍性，但欧洲经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却论证了工业革命并非英国传统经济演进的必然结果而荷兰模式、江南模式在早期工业化中更具典型性，英国道路实际上具有特殊性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以及欧洲最具可比性江南与英格兰的经济成长方式，同属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实现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优势和利益，市场扩大，经济成长的空间越大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动的专业化与分工的扩大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根本性因素，庞大的殖民地市场是其强大刺激在此之上又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市场不发达，缺乏英国一样的海外市场李伯重有力挑战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6]，它为全国经济中心江南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即使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英国也不能与之媲美，如此，江南与英国的市场差异说也就不攻自破，因为，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地市场，还是江南所依托的外部市场，在本质上都没有任何区别不仅如此，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江南所拥有的海外市场也相当广阔彭氏认为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是传统观点所揭示的为英国提供了工业品市场，而且单就市场本身而言，中国的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的流动都是西欧无从比拟的。
彭氏此论，其他欧 美学 者亦早有类似的观点，伊懋可、罗友枝甚至认为，明清中国市场是一种过度竞争的市场[7]这样一来，市场推动工业革命论自然难以立足由于江南所依托的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市场更为广大，并更具自由竞争意义，如果斯密型动力能够导致工业革命的话，江南应该比英国更具优势市场因素不仅不是双方的差异，相反是其共同基点，那么，差异在哪里？彭氏认为西欧在各项经济指标上几乎不具备独有的内生优势，唯一的优势是煤英国的煤矿位于经济核心区，不像中国一样远离最发达的江南，而且其 地质 状况与中国主要煤区山西也不同，英国煤矿含水量大，蒸汽机发明最初就是为了开采时不断抽水，进而演进为最重要的动力机山西煤则干燥，与之相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风技术，不能造就蒸汽机的伟大发明与应用像英国一样通过煤刺激工业化，在中国没有发生，缺煤的印度也没有，荷兰也没有近代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从传统“发达的有机经济”转变为“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英国通过煤铁等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催生出工业革命不是市场，而是煤铁等物质条件及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的差异与趋势，导致江南与英国的分野这种观点粗看起来让人心存疑虑事实上，这是合乎 逻辑 的，在现代化 交通 运输 问世以前，物质资源与地理条件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制约是至关重要的。
欧洲很幸运，煤矿丰富，新型的能源密集型工业得以发展，另一关键因素则是欧洲与新大陆的贸易传统观点认为殖民地的作用在于开辟了工业品市场，彭氏认为更主要地是为英国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与资源，因而广大的殖民地虽然不是从市场来推动工业革命，却从另一个层面产生诱因来自殖民地丰富而廉价的棉、麦、肉、木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使欧洲节省了土地和森林，能够集中从事能源开发与其他生产，成功地缓解了生态制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革命同时殖民地吸纳了6000万欧洲剩余 人口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海外殖民地这使得西北欧人口急剧增加，并脱离土地，专门致力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朝着传统有机经济产出最大化的方向继续努力煤和新大陆使得欧洲走上了资源密集型与劳力节省型的道路全球化联系使欧洲从美洲获得丰富的初级产品，与此形成对照，亚洲外围区无一能与之相比1750年后，东亚内陆尽管人口大增，工业繁荣，但这种增长阻碍了这些外围区向长江三角洲核心工业区输出重要资源中国内陆外围区能够寻求进口替代品，相对缩小了中国工业中心区的商品市场，提高了核心区从内陆外围区进口原 材料 的中国 中国编辑[8]核心区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只能被迫沿着劳动密集型与资源节省型道路继续增长。
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此道路继续走下去二、大辩论加州学派挑战主流的创新，使其每一部重量级著作的问世都带来国际学坛的热烈讨论，李中清、弗兰克各自的著作就是如此，彭氏新著为加州学派带来新的大争辩彭氏新著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研究、欧洲研究、生态史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或商榷[9]围绕彭氏新著的争论，实际上远远超出该书本身，而涉及到彭氏所引用的众多其他学者的成果与 材料 分析，特别是李伯重与李中清的研究，更牵涉到中西比较尤其是英国与江南比较的诸多重大问题李中清的著作，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评论和商榷，但其震撼仍在延续，此次争论中仍成为热点因此，这次大辩论可以说是加州学派中西比较研究的一次大检阅XX年6月3日，洛杉矶加州大学“ 社会 理论与比较 历史 ”中心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题为“大分流？：中国与欧洲 经济 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围绕彭慕兰与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与会者达百余人，而论辩的双方是清一色的加州学者会议先由两书作者彭慕兰和李中清等作简要陈述，由黄宗智、武雅士、RobertBrennerandChrisIsett提出批评，接着彭、李、JackGoldstone进行回应，然后又展开一轮反击与回应。
[10]这次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有9篇，主要论战如下黄宗智《发展还是内涵化：18世纪英国与中国》[11]指出，彭氏所论似乎很有吸引力，既提出了欧洲中心论者习惯讨论的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发展，也提出了为什么英国没有象中国那样走上集约内涵化的道路但彭氏没有立足于原始材料的考察，而是依赖二手材料与成果彭氏认为1800年以前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内涵化没有高低之别，黄氏诘难其论述无视18世纪英国 农业 革命论劳动集约化程度长江三角洲高于英国，这是由农业类型及其特征所决定的内涵化农业阻碍了大规模农场节省劳力型资本化与规模经济的可能性，同时，家庭农场兼家庭 工业 的生产单位也阻碍了原始工业与近代工业中的节省劳力型资本化彭氏所论 人口 与资源压力，1800年长江三角洲并不比英国高，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正是这种压力导致三角洲的内涵化黄氏还对李中清人口论提出了商榷黄氏最后 总结 了自己的观点：18世纪的英格兰和江南长江三角洲，分别典型地代表了欧洲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的内涵化模式英国农业较之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投入要低得多，平均农场规模是江南的100倍，平均农业用地是45倍，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率要高得多。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以城镇为基础的手工业的发展1800年的英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具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条件江南则迥异，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密集化和内涵化臻于极致所谓内涵式增长，就是以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所实现的绝对产出量的增加，体现在单位面积的高产出及其所支持的城市网络的能力欧洲史专家RobertBrennerandChrisIsett《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和发展模式》[12]一文，以R.Brenner七八十年代旧作所论英国独有的农业 资本主义 基础上，详实比较了英国和江南农业特别是谷物生产其中心论点是：1500-1750年间，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道路导致根本性的分流，到18世纪后半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达和相对富足的地区，而长江三角洲则日趋贫困美洲对英国的贡献尽管非常巨大，但不是根本性的因素导致分流的原因，他们归结于英国与众不同的社会-财产关系体制，不仅与长江三角洲有异，也与英国中世纪不同，与1500-1800年欧洲大多数地区也不同后三个地区的经济沿着马尔萨斯道路演进，因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农业部门由有产农民和统治阶级所主导，统治阶级通过强制掠夺农民能够实现自我再生产。
这些经济体通常的轨迹，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生活水准降低英国经济避免了这种命运，因为近代初期，经济不再由农民与地主主导，而代之以农业和非农业的直接生产者控制，他们一方面不受超经济强制掠夺，另一方面避免了非 市场 途径直接获取其生存资料因此，与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