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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詡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 。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
2、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
3、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 ”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 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 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
4、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郌。 ”上郌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
5、来无常处。 ”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不过， 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
6、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这就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的阪泉大战和涿鹿大战。这两次大战实际上就发生在传说时代，并引起了两次大规模的部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经过这两次传说时代的部族文化交融，便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以黄帝、炎帝和蚩尤为首的三支华夏先民之间的大融合，形成了崇奉黄帝为首领、以农耕经济为社会基础、注重礼仪传统的古代华夏农耕文化。先谈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发生的争斗阪泉大战。其时，刚刚迁至中原的黄帝轩辕氏，在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化过程中，由于与早于自己定居于此、占有较好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者
7、，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了阪泉大战。阪泉大战争斗的结果是，黄帝轩辕氏继“神农氏兴起” 。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之间的大融合。关于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 史记五帝本纪是这样记述的：“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这里所强调的“三战” ，则是折射出这场冲突和融合的曲折反复，以及两大部族文化融合过程的历时之久。关于这场冲突的发生地“阪泉” ，有的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也有说在今山西运城附近。无论是在那里，均反映出传说时代中原地
8、区，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及其与游牧文化发生交融的地域之辽阔。列子黄帝对此次争斗也有这样的描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鵰、鶡、鷹、鳶为旗帜。 ”由此可见，黄帝轩辕氏在与炎帝神农氏的争斗中，正是凭借着畜牧者擅长驾驭猛兽的力量，以及游牧文化由生具来的刚劲和强勇，才得以战胜炎帝神农氏的。这样，传说时代的游牧文化，不仅实现了和农耕文化的融合，并且还对较早进入中原地区的、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彼此汲取、互相注入的大融合，遂使中国古代华夏农耕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活力之源。涿鹿大战折射出炎黄农耕文
9、化对狩猎文化的融合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繁荣发展的农耕文化，又与另一支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蚩尤为首领的华夏先民中的狩猎文化，发生了冲突和交融。从人类早期的社会生产发展来看，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既是一种重要的、必需的补充，同时也对农耕文化具有一定的破坏力。故而，这场被汉文古籍记称为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斗涿鹿大战，实质上应被视为黄帝和炎帝融合后形成的、充满新增活力的农耕文化，为了得到今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而必须消除狩猎文化所带来的破坏，于是发动了一场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斗争，从而实行一种强制性的、过程剧烈的融合。史记五帝本纪对涿鹿大战是这样记述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
10、于涿鹿之野。 ”这场以征战为表现形式的兼并和强制性融合，其结果就是通过“禽杀蚩尤” ，完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的炎黄农耕文化对狩猎文化的强制性融合。经现代学者考订的逸周书尝麦解 ，对这场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战描述道:“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炎）帝。分政上卿，名蚩尤。 ”后来因为“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下，顺开思序，纪于大帝。 ”2这反映出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乃是当时足与以炎帝、黄帝为代表的部族文化，鼎峙而立的另一支强盛的文化。历史上的汉文古籍，对于蚩尤的形象和活动，多有污蔑性的失实
11、描绘。 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说， “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 ” 述异记也将蚩尤形容为“人身牛蹄、四目六手， ” “头有角” 。长期以来，这些侮辱性的不实记述，导致人们对蚩尤及其代表的文化，做出种种不正确的认识和诠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历史上的狩猎者大多有着“食肉寝皮”的习俗文化。而狩猎者们“衣兽皮”的服饰文化，直至近现代，仍在我国和世界上一些狩猎民族中有所沿袭。3因此，透过“兽身人语” 、 “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和“头有角”等形象性的描绘，应看到这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地区狩猎者“衣兽皮”的穿戴服饰。蚩尤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前的炎帝时代，占着“分政上卿”的重要地位。这正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的
12、早期农耕文化，对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需要和倚重。而“兄弟八十一人”的记载，则是表示当初以蚩尤为首的、狩猎文化的所在众多。可见，狩猎文化对尚不能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早期农耕文化，确曾具有一定的补充，从而占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只有在黄帝和炎帝融合之后，汇成相对稳定繁荣的农耕文化，才有力量对“作乱不用帝命”的狩猎文化，发起“攻战”性的兼并和强制融合，最终以“禽杀”蚩尤为形式，完成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中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大融合。黄帝和炎帝、蚩尤反映了传说时代华夏先民的三大文化史记 、 逸周书等汉文古代文献中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的记载，绝非凭空而来的臆测，更不是毫无依据的怪谲神话。它是华夏先
13、民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种文化传承的标志。它反映和揭示了华夏先民这样一个不容抹杀的历史实体：较早进入中原地区定居的农耕者、活动在中原地区的狩猎者，以及从西部和北方迁移来的、由游牧转入农耕者，构成了传说时代中原地区华夏先民的三大主要部族。而在这些创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三大部族中，惟有以黄帝为首的有着游牧文化强劲活力和稳持的、崭新发展的农耕文化，才成为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三大部族文化的主流，并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原华夏先民农耕文明的形成。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中的游牧者，从西向东迁移并抵中原地区，他们在经过了半农半牧阶段之后，进入了定居农耕。其间，在黄帝率领下发生了与已
14、经定居在中原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之间的阪泉之战。随后，出现了表现为“诸侯咸归轩辕”为形式的炎黄两大部族文化的联合。而被汉文史册描述为：“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的记载，则反映和说明了，充满动态和活力的游牧文化，不仅能与固土重迁、稳持循蹈的农耕文化互相汲取和融合，而且正是由黄帝和炎帝两大部族的结合，开创了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相汲取、彼此补充，进而不断推进中华农耕文明发展的历史。诚然，狩猎文化曾是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文化阶段，这反映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狩猎对收获并不稳定的早期农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不可缺少的。传说时代的中原华夏先民也应有过这样的经历。据史载，
15、传说时代中原地区游猎者为数众多，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之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在炎帝治理下的农耕时代，蚩尤占据着“分政上卿”的重要社会地位。由于狩猎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对农耕所具有的一定的破坏性，所以，农耕文化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消除狩猎文化对农耕文化带来的妨碍和破坏，并对狩猎文化加以兼并和融合。 逸周书尝麦解所记载的：“蚩尤乃逐帝，争于逐鹿之阿，九隅无遗。赤（炎）帝大慑，乃说于黄帝。 ”无疑是对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的反映。通过黄帝和炎帝联合之后“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政，顺列思序，纪于大纪。邦名之曰：绝乱之野”的历史写实，反映出传说时代的中原地区，进一步强盛了的农耕文化，
16、完成了对狩猎文化的兼并和融合。但是，也许是由于狩猎对于靠天收获的农耕社会，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所以，长期以来被黄帝“杀之中翼”的蚩尤，在中原华夏先民中同样占有崇高的地位。中原华夏先民虽然赞颂黄帝“执蚩尤，杀之中翼，以甲兵释怒”的功绩，但对战败“禽杀”的蚩尤，却仍然奉为华夏古代的“战神” ，并冠以殊高名誉，并与功勋显赫的始祖黄帝一起，登上了古代华夏的祭坛。史记刘邦本纪所载：汉代民间还流传着“祠黄帝、祭蚩尤”的祭祀礼仪。 史记封禅书也记有“一曰天主祠天，二曰地主祠泰山，三曰兵主祠蚩尤”的隆重祭祀礼仪。这不仅说明创造农耕文明的华夏先民，对以蚩尤为代表的狩猎文化的倚重；更反映和说明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狩猎部族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原华夏农耕文明的基础。而黄帝和炎帝、蚩尤，正是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崇敬的三大文化创造者的代表。黄帝肇启了传说时代中原华夏的农耕文明黄帝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为了方便人民的定居生活，以及进一步发展农耕生产，便发扬游牧者擅长找水的传统，让人们在自己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