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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大族个案研究和人物评价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方兴未艾。个案研究是社会学一种研究方法,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时经常运用。80 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引入并应用于魏晋南北朝大族史的研究之中,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也具有大族个案研究的特征。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 是目前所见的典型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专著。魏晋以来,大族地位确立的标志起码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员官职的高下及其变化二是家族成员的婚媾状况三是家族成员的学术文化成就,简称为“宦” 、 “婚”、 “学” 。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2、的。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认为,东晋南朝谢氏家族经历了上升全盛衰落的发展过程,与之同步的是文武文的变化。谢氏家族发展的轨迹是条抛物线,衰落期是上升期的回归,但前期仅是士族,后期则是“士” 与“世”的复合。其仕宦特征又有阶段性的不同,全盛期生气勃勃,握兵执政,是国家栋梁转折期职高无权,因循守旧,坐享声誉衰落期徒有虚名,腐败无能。作者认为,史学界对大族仕宦特征的一般看法,实际上是指转折期或衰落期才出现的现象( 中山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类似的论文有卜宪群琅邪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孟繁冶汉魏晋南北朝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许
3、昌师专学报1992 年第 3 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 许昌师专学报1997 年第 1 期)等。刘静夫颍川荀氏研究和京兆杜氏研究对两个家族的仕宦情况进行了比较,认为族大人众,累世为官,是它们的共同点。荀氏主要仕于魏晋南朝,而杜氏遍及南北胡汉王朝。荀氏在中央担任文职高官,上层交往广泛,是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以地方军政长官为主,上层交往少,是带有豪强色彩的官僚世家。荀氏门第高,杜氏生命力强(南充师院学报1987 年第 3 期、 许昌师专学报1993 年第 3 期)。高诗敏有关北朝博陵崔氏的几个问题对北朝时期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仕宦情况进行了比较。作者指出,北朝之前两族政治地位不相上下。北
4、朝时期清河崔氏远高于博陵崔氏,是仕宦差别决定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5 期) 。韩树峰河东裴氏南迁述论 、 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则分别探讨了江南晚渡大族为仕宦而弃文从武的情况(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2 期、2000 年第 1 期)。高诗敏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1997 年第 1 期)、陶新华魏晋南北朝弘农杨氏的发展道路(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 年第 2 期) 等文,重点研究了留居北方大族的政治兴衰史。关于大族的婚媾情况。经过个案研究,许多学者提出这样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庶不婚是时代的主流,大族婚媾的基本特征是实行身份内婚制。所谓身份内婚制,就是大族联姻
5、的对象基本上属于门第相等的几家士族,或皇室。身份内婚制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发展到崩溃的过程。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认为,侨姓士族从西晋开始实行身份内婚制,但初期不太严格,东晋则严格流品,绝不含糊。南朝初期身份内婚制仍能维持,但已不太严格。中期开始联姻寒庶及土著大族,终于导致这一制度的最后瓦解(历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卜宪群对琅邪王氏的研究,结论与叶文类似。高诗敏、韩树峰、刘驰等人认为,北朝的情况与南方大体一致,只不过因国婚带来的政治利益使大族更乐于联姻帝室。身份内婚制造成血缘婚、异辈婚的现象十分突出。宋晓梅鞠氏高昌张氏之婚姻研究了西北地区大族实行身份内婚制的情况
6、(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认为,大族婚姻是一种复杂的伦常政治现象,影响所及,使得国家政治属性也带有浓厚的伦常色彩(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关于文化面貌。文化素养在当时是衡量人才优劣的标准,对于选举和迁官都具有一定的意义。魏晋大族多以家学名世,文化上的优势是其傲世骄人的资本。叶妙娜认为,东晋南朝崇尚风流人物,大族把学术与门第接合起来,作为维持地位不坠的重要手段。南朝时期谢氏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逐渐丧失,仍可以文豪、诗人留名。孟繁冶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认为,早在政治发展的重要积累期,颍川庾氏的文化特征就已十分突出。东晋时期,庾氏不但在政治上举足轻重
7、,而且家族文化也最为发达(许昌师专学报1993 年第 3 期) 。类似的文章还有卜宪群琅邪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 年第 3 期) 等文。刘静夫对荀氏、杜氏在文化上进行了比较,认为两族各有家学,荀氏以礼乐、律令为主,杜氏本是刑律之家,后又以春秋左氏传出名。韩树峰、周征松指出,河东裴氏原为西晋高门,因晚渡不得不以武功求显达,而后重新以文名世,南朝时还出现过著名的“史家三裴” 。嵇发根六朝时吴兴沈氏文人的崛起与发展讨论了吴兴沈氏由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过渡的过程(湖州师专学报1998 年第 2 期) 。党明德北朝时期平棘李氏的望族之道甚至将文化列为某些大族兴起的原因(山东社会科学1998 年第
8、 4 期)。从数量上看,人物评价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学者的研究几乎涉及了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粗略统计,有专文或专著探讨者近百人。其中诸葛亮和曹操又是所有人物研究中的热点。20 世纪前半叶,研究诸葛亮的文章约有 10 余篇,但质量不高。50 年代以来,评价诸葛亮的论文不但激增,而且学术水平不断提升。代表性的论文是周一良论诸葛亮 。作者从研究诸葛亮出身入手,详论了“隆中对”的战略思想 ,以及治蜀方略和民族政策,继而分析了他六出祁山、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指出对诸葛亮的评价应该适当、不宜夸大(历史研究1954 年第 3 期)。这篇文章在当
9、时曾引起热烈的讨论。 “文革”以后,诸葛亮研究继续深入发展,学者对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民族政策、军事才能、经济思想以及躬耕地等问题作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探讨。总体来看,对诸葛亮作出负面评价的文章不多,大部分学者在指出他的某些具体失误之外,基本的评价都是肯定的。其中田余庆的隆中对再认识最有特色。田文全面讨论了诸葛亮“隆中对” 的形成、实施以及对三国鼎立形成的作用和主要失误之处,从而对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历史研究1989 年第 5 期) 。50 年代之前讨论曹操的文章并不多见。对曹操评价的高潮是在 1959 年郭沫若发表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光明日报1959 年 1 月25 日)一文开始的。此后一批史学大家先后发表文章对曹操的功过进行评说。讨论的阶段性成果后被收录到曹操论集(三联书店,1960年)一书之中。大家对曹操的认识并不一致,但肯定性的意见占据主流。到目前为止,对曹操的研究仍是一个热点,只不过更加深化和细化而已,如曹伯言何晏与曹操及正始改制(华东师大学报1990 年第 3 期) 、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 ”对东汉政权的争夺 (历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孙明君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 年第 2 期)、马育良论曹操对秦汉大一统思想文化模式的突破(许昌师专学报1994 年第 2 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