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以《文心雕龙.史传》为中心看魏晋南北朝文史分合范文 毕业论文：以《文心雕龙.史传》为中心看魏晋南北朝文史分合 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史分合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文学与史学都具有了各自的独立的地位和个性，但二者在自我总结和归类时都无法真正划清其各自的界线，仍存在文史不分的现象《文心雕龙.史传》不仅是对历史散文的历史性总结，同时也是迄魏晋南北朝最为全面的史学批评专篇其文体论和史学批评的双重性质充分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趋向独立，而二者又依旧难分的现象 关键词：文史分合；文体论；史学批评；文史杂糅 文史不分是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在生成与发展中自古就存在的文化传统如殷商甲骨卜辞，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记述，也被看做是中国叙事文学和散文文学的滥觞又如《尚书》、《春秋》、《左传》等著作，不仅是开创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泽被后世的文学著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大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多途发展的繁荣阶段[1]二者的繁荣发展使其不断走向各自分化独立的发展道路然而在这一时期，文学与史学的不断自我界定和总结的仍然未能完全走出文史不分的传统特性从文学角度看，《文心雕龙.史传》是在魏晋南北朝文论基础上，对文体论更全面和系统的发展和对文学研究范围更合理的扩大。
从史学角度看，《史传》则是迄魏晋南北朝最为全面的史评专篇其文学与史学综合性的双重性质是魏晋南北朝文史走向分离，但却仍然杂糅发展趋势下的产物一、文体论与文学独立 对文学体裁的细致归纳和分类是文学走向独立的重要标志之一魏晋南北朝文体论的不断发展反映了文学走向分化独立的趋势及要求史传”作为一种文体的出先不仅更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文体论框架，并体 文学观，突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多数以“文”为中心的文学观念，对“文”再次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不断发展和独立过程中的要求和具体表现 二、史学批评与史学独立史学批评亦称史评、史学评论等，是“关于史学自身如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问题的评论”[4]，“是对历史学本身的分析、总结与评价”[5]从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的一种高级形式的信息”[6]，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并走向独立的繁荣时期，史学批评的全面和系统性发展是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史传》是迄魏晋南北朝第一篇最为全面的史学批评专篇，反映了是魏晋南北朝史学兴盛并走向专业独立的趋势 首先，《史传》勾勒了上至先秦，下至魏晋南北朝的史学著作的发展脉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类著作虽至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专立“史评”一类才算真正独立 ，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左传.宣公二年》董狐书“赵盾其弑君”[7]和《礼记》卷五十《经解》中孔子对六经的评价[8]。
究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中有关史学批评的言论著作，如《左传》评春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司马迁传》、韦昭《国语解叙》、常璩《华阳国志》“序志”、何琦《论三国志》、刘宝《汉书驳议》等，都着重于对具体史书、史家、史学作用等方面的评述，都未曾以全局的眼光来审视史学发展《史传》所勾勒的史学发展简史是以全局性眼光看待史学的第一次尝试同时，《史传》还对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重要史学著作进行了的评论虽然，《史传》以宗经附圣作为史评原则，认为“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2]，对某些史书的评论有失偏颇如认为《史记》“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有“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2]，无法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2]的《汉书》相比又如认为张衡“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2]等但《史传》宏博地对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进行评论仍为史学发展中的第一次尝试这些都反映了史学要求理清自身发展脉络，并对所出现的各种史书得失进行梳理的要求，是史学进一步走向独立的具体体现 其次，《史传》系统地总结了对于史书的编撰要求和修史步骤，是迄魏晋南北朝以来最为全面和严密的作史指南。
在修史原则上，《史传》提出“依经以树则附圣以居宗”[2]“文疑则阙，贵信史也”、“析理居正,唯素心乎”[2]在修史步骤上，《史传》提出：第一，“欲其博练于稽古也”[2]，“郡国文计”、“石室”、“金匮”、“裂帛”、“残竹”等，都是需要搜集的史学材料第二，要认真考核、鉴别和整理所搜集到的史料，必须“按实而书”[2]第三，“明白头讫之序”[2]，即要明白交代史书的起讫次序第四，“品酌事例之条”[2]，即要斟酌史书的写作凡例前代有关史学批评的言论一般来说都是零星地分布或只针对某个方面进行评论，如散见于《左传》的孔子对董狐和《左传》对《春秋》“微而显，志而晦”[7]等评价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通过对自身身世和遭遇的叙述以及与壶遂之间的问答等方式来阐述自己“变通”、“求实”等史学观点又如《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载范晔通过《狱中与诸甥侄书》，主要阐述史学“正一代得失”的作用和“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文辞要求[9]而《史传》开拓性地提出了作史的整体要求和一系列具体的步骤，不仅是对前代史学批评的总结，更是启发后代史学批评的奠基之作如杜维运先生认为《史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史评巨著《史通》的“缩影”[10]又如吴怀祺先生认为《史通》基本上就是“刘勰史学总结的延长”[11]，而刘勰的史学总结，则基本集中于《史传》之中。
《史传》承上启上的史学地位不容置疑，其对史学全面性的总结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总结 史学批评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12]，反映了史学在不断自我审视和修正中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史传》作为全面综合性的史学批评，是对这一时段史学发展的自我反思和总结，充分体现了史学走向分化独立的要求和趋势 三、文史杂糅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走向分化独立的重要阶段但是，在分化独立的过程中，仍然无法避免文史杂糅的现象存在《史传》文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正是这一时期文史杂糅现象的代表性产物 首先，从史学角度上来说，《史传》较为完整地勾勒了史学发展的脉络但从文学角度上来说，《史传》将历史散文和史学著作混淆在了一起，二者并未真正得到区分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分合的情况，杨树增先生的概括是合理的，即“《史记》之后，文史开始各行其道”[13]以司马迁《史记》为分界点，《史记》以前之著作基本上是文史不分的，如《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即属于历史著作，同样属于历史散文作为历史散文这一文体的论述专篇，《史传》论述了《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史籍，并重点分析了《史记》和《汉书》之间的区别。
其认为《史记》有“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而《汉书》则有“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2]爱奇反经”可谓《史记》文学性的标志性体现，《汉书》却是“宗经钜圣”，“端绪丰赡”，二者在风格上从风扬到庄重的变化，可以说是《史记》以后“正史的文学性日趋淡薄，史学性逐渐增强”[13]的一体具体表现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史学走上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史学上如司马迁般文史兼得的情况早已无法实现 后汉至魏晋南北朝之史学著作如司马彪《续汉书》、孙盛《魏氏春秋》、陈寿《三国志》等，都不应在作为历史散文来看待，而是应该作为史学著作来看待《史传》将历史散文和史学著作混杂在一起谈论，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史学虽不断自我反思，想要清楚地划清各自的界限但是，在实际上，历史散文和史学著作仍未曾真正分开，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史分合过程中仍然二者杂糅的现象 其次，《史传》将“史传”作为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