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经济增长谁决定谁——对近期制度研究重要文献的简单评述》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制度与经济增长谁决定谁——对近期制度研究重要文献的简单评述（8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制度与经济增长，谁决定谁?对近期制度研究重要文献的简单评述郭艳茹(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中心) )内容摘要：有关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近期文献以跨国经验研究为主，并试图建立以权力为核心的新的制度变迁理论但在理论的构建上仍然有很大的缺陷。关于这一核心问题，国内经济学界有林毅夫与杨小凯间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这一从中国改革现实出发的问题对于制度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制度研究的方法而言，由于数据和技术会影响跨国经验研究的严密性和可靠性，比较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仍然不可或缺。从历史视角来研究制度，把特定时期的制度置于连续的历史时间序列中审视，能够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始终是新制
2、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保护私人产权的好制度决定了社会的经济增长和产出水平，还是相反，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引致了好的制度的产生? 与早期的文献相比，近期文献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呈现出以下特点：1 ) 对制度的研究由定性转向定量，通过跨国回归分析为制度决定或被决定的命题提供实证支持从而使制度研究更符合现代经济学的规范；2 ) 尝试建立新的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人力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源。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反映到国内理论界，则是分别以林毅夫和杨小凯为代表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中国旧政治制度框架下的渐进式改革在短期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一个引致好制度产生的过程，还是因为内含
3、了不断增长的国家机会主义丽蕴藏着潜在的危机?本文通过对近期重要文献比较，发现；1 ) 由于统计数据或技术问题的存在，对宏观制度( 制度框架) 的定量分析并不尽人意。基础制度的研究仍然离不开传统的历史的、比较的方法；2 ) 在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探讨上，中国长期历史中的经验和事实有助于修正基于短期观察而获得的命题。把当前的改革过程视作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周期中的一段，比将其视作一个独立的过程更使我能够获得清醒、客观的认识。一、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近期文献评述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中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制度决定论和增长决定论。前者认为保护私人产权、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
4、的先决条件，离开了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投资缺乏激励，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便不可能发生。这种观点可追溯到亚当斯密和盂德鸠斯的早期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后经诺斯、布坎南、塔洛克、德龙和施莱弗等人阐述，形成了“制度至关重要( I n s t i t u t i o nm a t t c a - s ) ”基本命题。近期的文献以H a l la n dJ o n e s ( 1 9 9 9 ) 、A c c m o g l u , J o h n s o na n dR o b i n s o n ( A J R , 2 0 0 2 a , 2 0 0 2 b 2 0 0 4 a )
5、 、P o d r i k , S u b r a m a n i a na n dT r e b b i ( R S T 2 0 0 2 ) 以及B a 曲a ( 2 0 0 5 ) 等为代表，其中以A J R 的研究最为引人著目，A c e m o g l u 因此面获得2 0 0 5 年的美国克拉克经济学奖。后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启动的，好的制度是教育和财富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其思想源头可追溯到亚力斯多德。L i p s e t ( 1 9 6 0 ) 对此解释为受过教育的人更容易通过谈判和投票来解决冲突，在缺乏教育的社会中，制度不可能通过法庭和公民权的
6、行使来安排。支持这一观点的近期文献主要有B a r r o ( 1 9 9 9 ) 和G l o s s e r 等( 2 0 0 4 ) 。这些观念相对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 通过跨国经验研究为制度决定论或增长决定论提供实证基础。在命运的逆转：地理园素和制度对现代世界的收入的贡献一文中，A J R 研究了前殖民地的收入逆转：西方殖民统治开始时期，即公元1 5 0 0 年左右时，曾经富有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如今均陷入贫困、落后的状态，面那时的穷嗣，如加拿大、美国。如今均极为富有，关于收入逆转发生的原因影响最广泛的理论是“地理决定假说”。如萨克斯( S a c h s2 0 0
7、 0 ，2 0 0 1 ) 认为从长期来看各国在财富上的差距，主要是由地理、气候、瓷源禀赋、生态方面的差异决定的。A I R 否定这一假说，而将收入逆转的原因归结为“制度逆转。”他们认为1 5 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在殖民地的扩张导致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当时的贫穷地区，殪民者建立起了私有产权制度，为范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产权保护，而在当时的富裕地区，他们却建立起或保留了原有的掠夺性制度，少数精英有权力从社会中抽租和掠夺。这是因为当时的贫穷地区，人口稀少，吸引并且能够容纳大量西方移民进入其中，他们在这里建立起了同他们原来的国家同样的制度。在富裕地区，当地大量的财富和人口使
8、掠夺性制度对西方殖民者而言更有利可图，他们以此为手段从当地大肆掠夺财富，如强迫当地居民在矿厂或种植园劳动，或接管原有的税收、贿赂渠道，对当地居民征收高额税收。铷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同，并由于路径依赖效应，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持续的发挥着作用直至今日。 A I R 对前殖民地国家的跨国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地理因素不相关，而与制度因素存在着正相关。他们以“1 9 8 5 - 1 9 9 5 年间财产免于没收程度”、“1 9 9 0 年执政者权力受限制程度”指标、“独立后第一年执政者权力受限制程度”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制度，并引入“欧溯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这一工具变量。因为这一变量
9、对当前收入没有影响，而对制度却有直接影响：死亡率越高的地区，欧洲移民进入越少，越有可能实旅掠夺性制度。回归计算证实了制度与收入间的因果关系。A J R 为“制度奎关重要”这一命题了提供了实证的支持。A J R 的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有一系列的文献随之产生对他们的结论和分析过程进行了支持或者质疑。这些文献主要是从样本大小、衡量指标和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以及计量方法等技术性问题入手。如麦克阿瑟( J o h n WM c , A n h 日) 和萨克斯( J e f f r c y D S a c h s ) 认为他们选取的样本数量过小，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判断缺乏统计学上盼严格性( M c A r
10、t h e fa n dS a c k s ，2 0 0 1 ) 。R S T ( 2 0 0 2 ) 用更大样本的经验检验支持了A I R 的理论。他们将样本数由M R 的6 4 个国家扩大到1 4 0个国家既包括前殖民地国家，又包括没有殖民地经验的国家。英语的其他欧洲语言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两个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制度和经济增长间存在最显著的因果关系，压倒地理变量和代表贸易程度的开放程度变量。A I R 和R S T 的研究遭到G l e a s e r 等人的全面质疑。首先，他们认为A J R 等所选取的制度衡量指标本身不合理，这些指标反映的仅仅是制度的结果，而不是制度的内在特征
11、后者应该由选举和法律特征来刻画。同时，这些变量与经济增长以及这些变量之间都存在着相互的关联性，因此无法确定它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以“殖民者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也不合理，因为殖民者的进入带来的不单是好的制度，而且还有他们的人力资本，这一变量即可以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又可以作为人力资本的工具变量，支持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闻的因果关系，从技术上讲，“殖民者的死亡率”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因此不适合作为判断制度与收入增长间因果关系的工具变量。他们重新选取了与选举、宪法有关的四个制度衡量指标，并以B a r r o ( 1 9 9 9 ) ) 新：提供的在校时间和小学入学率
12、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经过跨国回归分析，显示反映隹4 度特征的指标与人均收入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人力资本与人均收入和制度产出值指标间存在因果关系，这表明经济增长不是由制度来决定的，相反制度和经济增长都是由人力资本所决定的。G l e a s e r 的结果支持了l i p s 武的观点，即制度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独裁者可以通过实行好的经济政策而促进经济增长并摄终获得制度的改善如韩国在没有民主政体的情况下，因为好的政策而成功的实现了增长，并进一步推动了制度的改革。B a d h a n ( 2 0 0 5 ) 在更近期的文献中对上述不同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在A J R 的基础上，他增加了
13、识字率、寿命等反应增长和发展的指标，以及民主政治权利和法律规则等代表制度的指标，考虑中国等没有被殖民地经验的发展中国家，在“殖民者死亡率”之外他又引入了一个反映国家历史的指标，即国家的古老性( S t a t ea n t i q u i t y ) 作为工具变量，因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家结构、官僚文化总会在现在的制度中有所沉淀，从而影响到这个国家当前对法律和民主政治权利的态度。B a d h a n 的跨国回归分析支持A I R 的结论，即当以识字率等代表发展的指标为因变量时，民主政治权利和法律规则等制度指标对其具有明显的决定作用。这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民主制度和保护私人产
14、权的制度来推动的。对制度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踌国经验研究。为什么会得出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呢? 我们认为其分歧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对好制度的不同认识A I R 、R f i T 以及B a d h a n 将好制度同产权保护联系在一起，而G l e a s 凹却将其理解成与“选举和立宪”相关。如诺斯、奥尔森所表明的那样。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依赖于产权保护，即公民的财产权和契约权不受他人和政府的侵犯。因为实现产权保护的条件通常和维持民主政体的条件相同，人们通常会将产权保护和民主制度等同起来，如G 1 e a s e r 等。其实，作为民主制度特征的选举和立宪是通过保护产权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而不是直接
15、作用于其上。在许多情况下“选举和立宪”与“产权保护”并不一致，如印度同时存在选举自由和经济管制，因此G l e a 鸯盯无法确定“选举和立宪”与经济增长闻的因果关系便不足为怪。2 尝试建立新的制度变迁理论，揭示推动人力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源。自从诺斯建立了包含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割度变迁理论之后，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发展和完善关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模型。早期的文献致力于将科斯定律扩展至政治领域，即证明当一项制度使一部分人获益而使另部分人受损时，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拚议，由制度的获益 者补偿受损者，有效率韵制度因此可以实现。上文述及的G l e a 靼x 等人的研究基本上遵循
16、了这一思路，“即使专制的统治者，也有动力通过实行好的制度米推进增长并分享收益”，这种思想在上 世纪中国过渡经济学中很容易找到( 盛洪，2 0 0 3 ) 。这一思路蕴含的逻辑是：既然有效率的制度总能实现，则制度对增长的作用就可以忽略，因此G 】触s 盯的结论最终回到了新古典上，将增长的动力落脚在要索积累上。在近期的文献中，A J R ( 2 0 0 4 a ) 使用正式的模型证明了科斯定律在政治市场上不能存在：科斯定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家作为第三方来界定和执行产权。而政治市场上缺乏这种第三方保证机制。 与奥尔森一样，A I R 对制度的探究转向了权力。在遗作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将“在共容利益下指引下使用权力”称作“看不见韵左手”，认为这是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A J R在近期的文献中建立了一个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模型，阐述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权力、资源分配间的关系。其内容可大致概括成：( 1 ) 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取决于其政治权力分配。统治集团在不导致他们权力丧失的范围内供给经济制度，其他集团只有通过改变权力的分 配状况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