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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评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张桃洲任何文类史的写作总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如何在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既从“本体”角度透彻地解析该文类的诸种特征,又合理而准确地阐释该文类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缺陷,亦即如何在客观描述与主观评判之间取得平衡。新诗史的写作似乎尤其如此。迄今为止的新诗史写作,大致沿着如下思路展开:将新诗的历史看作已然完成和固定的对象,通过梳理其流变脉络来给各个时期的诗歌现象和诗人个体进行定位,并得出某种终极结论。现有的各类新诗断代史(现代或者当代)写作大多采用这种理路。这些新诗史写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其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于,要么无法从整合现代、当代界分的高度去观照新诗历程的全
2、景,要么沉陷于历史的线性描述而难以找到一种恰当的诗学统摄,以对新诗的内质和结构的变迁作出应有的理论观视。在我看来,王光明教授的新著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以下简称演变) ,正是一部力图超越上述新诗史写作拘囿、重新阐释新诗理论与实践的力作。这部论著以史家的眼光对百年新诗作出了全景式观照,它在时间向度上贯通了近代、现代和当代,在空间上将大陆、台湾、香港“”的诗歌纳入论述范围(据我所知,这是新诗史写作中首次把香港诗歌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显示了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恢弘的建构气魄;它以详备的史料、明晰的架构和细密的剖析,汇入到近几年的新诗史写作中,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可予期待的
3、前景。重要的是,该著为新诗史的构建提供了崭新的史识与观念,这就是王光明在导言里表述的:“作者的出发点,不是要锁定历史,把尝试的文本正典化,堵塞继续探索的可能,而是想开放探求的过程,观察解构与建构的矛盾,梳理凝聚的素质,反思存在的问题,呼唤艺术的自觉”,“与其把一种未完成的探索历史化,不如从基本的问题出发,回到尝试的过程,梳理它与现代语境、现代语言的复杂纠缠” 。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解开了以往某些新诗史写作过于看重厘定“座次”的纽结,将研究者思索的触角探入到新诗在驳杂的现代性语境中不断寻求突破的过程本身,从而能够获得较多的新见和发现。无疑,“这是一个重新创造它的作者与读者的历史过程,一串迂回探寻
4、的脚印,一个在实践中寻求认同和修改的梦想” 。然而,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殊为不易,有时一个问题的提出即体现了研究的意义所在。这里可以借用一位论者的说法:“关注问题,才能保持学术的理想和学者的敏感,不致把我们的研究降低为一种职业惯性”(李河提问之难,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第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将新诗看作一串问题链(或“方案”)而不是现成的研究对象,这是王光明的富有建设性的创意。由于具备充分的问题意识,演变一书在论述时一方面保持着清醒的反思,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并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反思体现为作者在明确了史实或史料之于新诗史建构的重要性的同时,更注意对史实或各种关于史实的“叙述”及其
5、暗含的671观念予以辨析。作者不是让自己的论述依附于史料的展示和已有的定论,而是用论述带动或重新设置史料的逻辑秩序。因而,全著在体例和架构上别出心裁,既顺应了现代汉诗百年演变的历史流程,又在对历史的动态观察中,捕捉到不同时期新诗变换呈现出的问题及应对策略。譬如“形式秩序的寻求”一章,涉及的史实是20世纪2040年代诗歌对于格律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而潜隐于那些史实背后的则是诗人们对于“形式”(Form)建设的焦虑;同样,紧随其后的一章“现代诗质的探寻”,没有线性地延续前面的脉络向后推进,而是将话题引向了同一时期、几乎与格律探讨同步的现代汉诗建设的另一面 “诗质”的追寻,从而与上一章形成了相互参照的
6、两个问题、两个侧面。又如,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的诗歌探索时,作者将之命名为“诗歌话语空间的重建”,在这一标题的统摄之下显然包含了丰富的命意,如主体意识、个人话语等。此外,演变专辟“散文诗的历程”一章,足以显示这一论题所蕴含的“问题”分量。这种体例的安排是以问题为单元的,不同于有些新诗史的单一的线性结构,表明作者试图用问题来穿越历史、洞察历史。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实际上是一种认定新诗的未完成性、追寻新诗多种向度和可能性的求真态度。众所周知,新诗自诞生之日直至今天,因其特殊的命运而一直承受来自各方的评说,恐怕没有哪一种新文学品类像新诗这样,在接受整体估价时会出现极端的分歧,这除了有文类自
7、身和历史的原因以外,其实还关乎进行评判的标准和角度。但是,通过考量不难发现,很多关于新诗的谈论(特别是对新诗的指责) ,其立论建基于某种浮光掠影的印象,对一种现象的内部细节及其得以形成的驳杂背景与过程,缺乏必要的体察和领悟,因而其所得出的结论未免有失偏颇或简单化。 演变由于葆有谨慎的反思态度,故而在论述中不时闪现出对历史细节的惊人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别致的阐释。正如孙玉石先生为该著作序时赞赏的,“对于一些过去被遗忘或淡漠已久的史料作了系统的挖掘、梳理与论析,如40年代活跃于北京诗坛的诗人吴兴华的诗歌创作及其对于现代格律诗的探索,穆旦提倡的新的抒情的意义关注等,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 。这里还可进
8、一步指出演变在分析20世纪5070年代处于矛盾分裂状态下的诗歌时,对一些不易为人所觉察的历史印痕的透彻悟察,如郭小川摇摆于归顺、犹豫与抗争之间的心路历程,以及郭路生诗歌的意象和时空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抒情诗的影响,等等。无疑,对细节的珍视和独特阐释不仅避免了人云亦云或一种表面的想当然,而且有力地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可能的间隙和不规则,保证了各相关问题所应激发的诗学想象。不过,对历史复杂性的重视和发掘,与其说令论者有足够的勇气避开盲视的礁石,不如说将会修正乃至改变对于一种事物或现象的观念。正是借助对历史细节的把捉与探究,正是秉着以问题穿越历史、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精神,王光明在论述中表现出对新诗已
9、有和仍在持续的探索的超越性理解,贯穿于演变一书的是关于新诗本体的整体反思。当一些研究者将新诗的症结,皮相地归结为诗人对中外诗学传统的背离或趋附时,王光明从内在于新诗的诸多问题中,窥见了新诗的“唯新情结”,从而将质疑的笔触直指“新诗”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作为一种型态概念的“现代汉诗”,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种区别于古典诗歌的文学型态,意味着正视中国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诗歌语境,反思白话诗运动、新诗运动的成就与局限,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诗歌建构活动” 。我以为,这一命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于王光明并没有遵从一般谈论诗歌时所作的形式一内容二分法,而是将新诗的演化历程表述为一
10、代一代诗写者孜孜于铸造现代诗形与诗质的过程,亦即现代经验与现代语言相互交融的过程,这一表述具有浓厚的本体论意味。这不仅是观察视角的转变,而且标识着诗学观念的革新,“有利于我们面对经验与语言的真实,纠正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偏颇,以诗的本体自觉和语言自觉,走向成熟的现代诗歌美学和形式美学建设” 。在诗歌本体观念的烛照下,演变如是解释胡适之所以把译诗关不住了当作其“新诗成立的纪元”:“ 关不住了则通过在现实中流动的白话和自由诗的形式解决了” “语言形式的僵化与非常自由、个性化的情感”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使诗歌变得与现代感情经验可以和平共处了” 。这一解释令人信服。771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百年
11、新诗在演进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诗人的理论倡议与实践摸索相互倚重,诗潮的整体(动态)流向与局部(静态)现象相互交织,构成了纷繁错杂的景观。 演变采取理论辨析与现象剖解、宏观评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论述方式,充分体现了新诗演进的这一特征。在总体上,演变不大注重现象的描述和呈现,也不看重轻而易举的结论,而是本着穷根究底的原则和耐性,条分缕析地追溯新诗历史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源流,检讨各时期创作实践的得失。举凡语言与形式、白话与欧化、格律与自由、文法与诗法、书面语与口语、抒情与叙事、都市记忆与乡村情结、现代与古典、个人与群体、经验与语境等新诗的理论命题,以及新诗的发生、新诗的情感与形式、新诗的传
12、统、新诗的资源、新诗的本土化、新诗的话语空间等创作实践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语汇,均得到了合理的辨析和清理。作者不仅道出了某一理论问题的“所是”,而且指明了该问题的“应然”:对一些理论倡议的探讨也不限于复述或转述,而是从问题的关涉性和各个问题间的相互勾联出发,加以引申与发挥。以关于“自由诗”的阐述为例,围绕着自由诗“基本理念”的彰显,演变无论就作为诗体的自由诗进行论析,还是检视自由诗的浪漫化倾向,抑或对以胡适、冯文炳、艾青为代表的自由诗理论作出全面反思,均穿梭于相关的中西理论资源之中,游刃有余,环环相扣,使得论述极为缜密;其重点不在展示关于自由诗理论倡议的史实,而是辨析中西自由诗在双重误读中出现的悖
13、论逻辑,即“自由与诗的龃龉” “重视自由而忽略诗”,从而透彻地阐释了新诗之“必然”为自由诗的语言境遇和美学不足。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部偏于理论思辨的史论著作,演变没有陷入空泛的理论议论和观点罗列,在阐述重要的理论命题和实践现象时,较多地佐以诗人个案和诗歌文本的例证,使行文显得张弛有度,活泼灵动。因而,从细处来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个案分析和精细的文本研读,是演变的一大特色。作者讲究个案的典型性和文本的典范性或经典性,总是选择一些最能体现某一时期诗歌成就的诗人或文本进行剖析,并善于以诗意的笔法抚触那些文本的内在肌理。比如,昌耀本来是一位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创作的诗人,数十年笔耕不辍、每一时期都
14、成就斐然,作者却把他放在90年代这一时段论述,显然别具深意和匠心。作者写道:“昌耀90年代的诗歌主题就是现代梦魇,充满现代经验的恐怖与渴望,充满奇特的意象和怪诞的美。它们被强烈的感情所推动,但游离了通常的诗歌表达形式而只传达个人内心参差的韵律。它们似乎要向人们宣示,当代诗歌直线运行的抒情模式,已经容纳不了诗人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 ”显然,透过历经了“现代时间之伤和精神之痛”的昌耀这个个案, 20世纪90年代诗歌语境发生的重大转变,便以“象喻”的方式呈现出来。通观演变可以见出,渗透在全书字里行间的有一种强烈的主体情思,在一种包容的气度下,王光明推崇的是那种具有纯正、独立品质和审美主义趋向的诗歌。当然,也正如孙玉石先生在序中指出的,“各种诗歌现象历史中出演角色的轻重的酌定,诗人与流派现象的忽略与侧重,诗作评骘的高低与使用文字的多寡,自然显出作者选择意图的诗性所决定的某种主观性和论述的偏激性来” 。倘若说,这部以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见长的著作,尚有值得商议之处的话,那么这或许可视为一点瑕疵。因为,在摆脱了“政治正确”的观念的纠缠之后,则可能踏入以“纯诗”理念贬抑其他诗歌现象的屐辙。但瑕不掩瑜,演变所展示的富于洞见的开拓性,及其对历史的强大的整合能力和对问题的清晰的思辨精神,无疑会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黎湘萍871文学评论 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