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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摘 要：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持续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国际资本净流入的不稳定状态促使美元不断贬值；国际金融机制的变迁降低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强势美元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日渐销蚀。而欧元依托日益强大的欧盟，逐步提升其国际货币的地位；亚洲的货币整合也在逐步推进。摘 要：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持续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国际资本净流入的不稳定状态促使美元不断贬值；国际金融机制的变迁降低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强势美元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日渐销蚀。而欧元依托日益强大的欧盟，逐步提升其国际货币的地位；亚洲的货币整合也在逐步推进。展望未来的国际货币格局，美国只有加速经济结构的转型，才能在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中
2、保持相对优势，但无论如何，单一货币主导的货币格局将一去不复返。 关键词：强势美元 国际机制 贸易逆差引 言拥有强势货币是每一个国家的货币梦想。在这里，强势货币的含义为具有较高的国际储备地位、币值稳中有升、处于国际汇兑中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占据主要计价结算位置的货币。强势货币依托本国强大的政治经济金融基础，居于货币圈的垄断或相对垄断地位，从全球获取铸币税收益；拥有强势货币的国家主导货币金融领域游戏规则的制定，引导着全球货币金融的发展方向。时势造就了强势美元的出现。二战结束后，货币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浪潮造就了一个主权缺位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该体系的运行超越了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权限边界，国际金融
3、组织无法硬性约束成员国的行动，而依据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作为由理性的国家个体所组成的货币金融体系，所有成员国集体协商而促成货币金融运行机制是不可行的。所以， “要使世界经济稳定，需要一个稳定者，而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Kindleberg，1973)。 ”美国以无可比拟的经济实力强力支撑着强势美元，使其主宰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近 30 年，担当着“稳定者”的角色。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依靠制度惯性和新经济的发展，仍然保持了强势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强势货币地位。该时期强势美元的维持，是基于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货币金融基础、体现其利益的国际金融机制以及金融体系中次级
4、国家对强势国家服从的意愿。如果说在上世纪 80、90 年代之前，上述条件还部分支撑着美元的强势地位，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内的种种迹象则明显地显示了美元强势地位的衰弱。2000 年以来，以美国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和亚洲(东亚)国际贸易持续巨额顺差为主要标志，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货币领域体现为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不断贬值。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声称，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市场上却看不到强势美元的影子。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转变，国际货币格局也正面临重大调整。新世纪美元能否继续保持强势地位?美元和欧元、日元之间的竞争格局又将如何?本文结合支撑美元强势货币的经济因素，分析
5、新世纪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日渐低落的原因，对未来美元在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中的地位进行初步展望和趋势预测。一、新世纪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首先，美国巨额国际贸易差额削弱了美元的强势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美国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直接引发了美元的持续疲软。美国累积多年的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在本世纪初达到了惊人的数字，且没有迹象表明该状况的缓解，这极大削弱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图 1)。有关储备货币发行国贸易逆差对该国货币地位的影响，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Triffin)在 1960 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早有论述，这就是被称为“特里芬难题” (Triffin Di
6、lemma)的储备资产充足和货币价值稳定的悖论。现在，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记价结算和储备货币，特里芬悖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从现实看，美国消费需求旺盛而储蓄不足是贸易逆差的主要成因。1994 年美国国民净储蓄率为 14%-15%，2001 年后徘徊在 1.5%左右。而同期中国净储蓄率持续高涨，2004 年已经达到 GDP 的 49%。1995 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 4%5%左右，1999 年开始大幅下降，2004 年下降为0.2%，2005 年第 3 季度甚至降至-1.6%。1990-1999 年美国储蓄占GDP 比重的平均值为 16.3%，2000-2002 年的平均值为 16.2%，2003
7、年为 13.5%，2004 年降为 13.7%，仅为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消费储蓄缺口形成美国的逆差依赖。麦金农 (Ronaldian Mckinnon)等经济学家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问题归咎于美国人的不节俭。另外，根据孪生赤字理论，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加剧了贸易逆差。由于贸易收支的赤字，美国维持美元强势、平衡国际收支的途径只剩下了惟一的一条路，就是用资本金融项目顺差来平衡贸易项下的逆差。如果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就可以用资本金融账户顺差抵补贸易逆差，从而维持美元价值的稳定。那么，美国的资本金融账户表现如何呢?作为国际储备、记价、结算货币的发行国，美国一直是国际资本的最后安全阵地，
8、这是支撑强势美元的重要因素。从近十几年来发生的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危机来看，一旦金融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国际资本便从危机地迅速撤离，转而投向欧美。然而，近几年来，美国这个“避风港”也出现了狂风巨浪，美国“911”事件及安然、环球电讯等事件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体的传统认知。世界各国开始关注并质疑美国金融市场的资产安全和质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作为国际资本流动标的国的地位。国际资本弃美外逃已初现端倪，2003 年沙特就从美国大量撤资。国际资本流动中“逃往质量”战略引领了 21 世纪的全球资本流动。在这一战略下，国际资本对美国“安全感”认同的动摇使得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国际长期资本流入的状
9、况颇不乐观。支撑美元短期汇率的美国债券资金流入大起大落，状况很不稳定(图 2)。图 2 中 2004 年以后的资本流入增加明显地受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影响，但加息是有限度且不能持续的。美国资本流入对东亚国家贸易顺差投资和石油美元流入的依赖性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石油价格大起大落，石油美元收入持续为美国融资的可能性在降低。东亚大部分国家虽然依然是顺差国，但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局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下，以中国为主的贸易顺差国已经意识到持续巨额顺差的危险，经济结构的调整紧锣密鼓地进行。亚洲国家持续为美国融资的可能性和力度都在减弱。上述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动状况直接导致了美元的颓势。2001 年 7月以来，美元
10、汇率连续下跌，2002 年 2 月，美元兑一揽子货币的贸易加权指数距其 1986 年以来的高点 121.02 累计下跌了 33%，最低达到 80.91。2004 年 6 月 30 日，美联储开始了加息周期，到 2006年 5 月 10 日，美联储以 25 点的幅度连续 16 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 46 年来的最低水平 1%提高到 5%。经过这一系列创世界经济史短期加息记录的行为，美元跌势才得以缓慢回调。在货币政策领域，美国一向奉行泰勒规则，美元利率的调整可以认为是美国意欲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和改变经济增长环境的风向标。但就美元汇率来说，这一连串的加息未尝不是美联储为挽救日益颓丧的美元而作出的无奈
11、选择。其次，国际金融机制对强势美元的约束与削弱当代的国际金融机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留物，以至于有人称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通过创立或主导创立国际金融机制，将自己的利益深嵌于国际金融机制之中。国际金融机制创立之后，就可以在国际金融关系中相对独立发挥作用。国际金，融机制可为所有参与国提供便利，堪称利益均沾的制度安排。国际金融机制一方面在客观和主观上加强了美国的实力，甚至成为强势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并延缓美国强势地位的衰落；另一方面又对美国构成约束和制约，从而成为其他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工具。尤其是国际制度给予小国发表意见的机会，从而在促进全球制度合法化方面发
12、挥了工具性作用。国际制度会对美国构成战略约束，从而阻遏其单边主义行动的泛滥。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机制在悄然改变。在汇率安排领域，上世纪末亚洲、拉美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区域内的国家重新安排了本国的汇率制度。新的汇率制度基本体现出疏远美元和货币自由的特征。2002 年，阿根廷彻底结束了 10 年之久的美元联系汇率制度，转而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安排，从而开始了本国经济全面比索化的进程；中国政府于 2005 年 7 月 21 日起实施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日马来西亚也结束了挂钩美元的汇率安排而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浮动。至此，除香港地区外，亚洲货币大部分和美元制度性脱钩。亚洲“依附性”汇率
13、安排大为改观，美元在亚洲和拉美诸国汇率制度中的重要性呈下降趋势(表 1)。作为国际金融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IMF 的重新定位和功能转变一直是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问题。基本上，IMF 天生具有亲美倾向。自 1945 年建立之日起，IMF 的游戏规则 61 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IMF 与当前全新的国际金融环境多方不兼容。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际社会对 IMF 在国际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表示强烈不满，变革 IMF 的呼声日益高涨。发展中国家谴责 IMF 对弱国利益的刻意忽视，强烈要求变革 IMF 金融危机援助条款、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特别提款权、切实关注发展中国家金融利益。发达国家间的矛盾也
14、日益凸现，集中体现为欧盟的成立和运作使得欧盟国家在 IMF 的投票权超越了美国，美国凭借投票权的绝对优势左右IMF 游戏规则和决策的一贯做法受到了来自欧盟的实实在在的挑战。2004 年，新总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Rato)执掌 IMF 之后，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正在 IMF 内部循序渐进地展开，这场举世瞩目的改革在 2006 年迎来了高潮。IMF 要求各国财长授权，以制定计划改革IMF 的所有权结构，让中国等日益崛起的经济强国在该组织的运作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006 年 9 月 18 日，IMF 新加坡年会就酝酿已久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在 IMF 的投票权问题上表决，占 IMF 总投票权
15、90.6%的成员投票支持增加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的认缴份额和投票权，从而使这 4 个发展中国家在 IMF 中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IMF 的“最深远改革”还不止这些。在接下来的两年， IMF还计划重新配置其他成员的投票配额，包括贫穷的非洲国家和增长较快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用 IMF 总裁罗德里戈拉托的话说，这些决议将使 IMF 更为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变动。可以预见，改革后的 IMF 必将更多地反映和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利益，也势必明显地削弱美国及美元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强势地位。第三，对货币金融领域美国意识形态的质疑动摇了美元的强势基础考克斯(Robert Cox)认为：支配性大国可以创
16、造出以观念意识的广泛共识为基础的统治秩序，它以确保主导国家的主导阶级的至上地位、同时提供让其他弱国满意的原则和措施来发挥领导作用。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查尔斯库普宸(Chades A.Kupchan)也提出，支配性大国将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内化为次级国家的主导思想意识，并辅之以物质权力的刺激和惩罚。上世纪 40、50 年代的美国经济发达、金融稳定、货币坚挺、黄金富足，所有这一切是美国金融强势地位的物质基础。美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客观上树立了美国模式的权威性，人们在战后经济金融恢复发展的艰难探索中渴望一种成功的理论和实践导向，美国就是当时世界各国心目中理想的成功模型。在这样的意识环境下，美国经济金融甚至文化范式受到了各国的接受和吹捧。上世纪 80、90 年代，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之风横扫全球， “华盛顿共识”成为全球的游戏规则，以至有了“全球化即美国化”的断言。 但是，金融自由化是把双刃剑，当金融自由化的剑锋将部分盲目融入自由化的经济体刺得遍体鳞伤，尤其是许多国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锥心之痛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金融自由化的现实价值，从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