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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媒体伦理冲突的分析与媒体伦理原则的探讨关于媒体伦理冲突的分析与媒体伦理原则的探讨李 隼内容摘要：内容摘要：现代媒体与现代社会生活联系如此紧密，媒体伦理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既广泛又重要，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平和伦理原则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因此，媒体伦理的论争往往容易受到关注。实际上，大量的道德困境和伦理诘问越来越多地以媒介为载体出现在现代主流社会中，什么样的媒体才是道德的媒体，媒体工作者应该负有何种道德责任，他们应该秉持怎样的伦理信念和伦理原则？本文结合国内外的一些有关媒体伦理的典型案例和突出表现，认为媒体的伦理原则应该这样实现：在遵循一般性的、普适性的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如强调
2、“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由此引申出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等原则，本质上，服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伦理逻辑的规限，同时，作为一个特别的专门领域，它也有着充分反映其独特性的伦理要求和伦理规范，公正性和客观性要求是媒体伦理的显著特征。而媒体工作者的的角色复合性决定了他们在伦理选择过程中应该遵循一个角色确认的“字典式排序”，即什么角色才是最主要的“在场者”？以决定道德责任的权重。一般情况下，作为最一般意义上的人这一最基本角色，往往成为道德主体进行道德抉择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角色，由此引出的各种道德责任也相应地有一个排序。关键词：关键词：媒体 媒体伦理 伦理冲突 道德责任 伦理原则 引子引子200
3、5 年 5 月 9 日，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刊发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指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存在亵渎古兰经。新闻周刊的记者迈克伊斯科夫和约翰巴里，在 5 月 9 日新闻周刊“潜望镜”栏目撰文披露，美国军方迈阿密南方指挥部即将公布一份报告，指关押着大约 540 名“恐怖主义嫌犯”的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虐待穆斯林囚徒现象严重。 文章引用“消息人士”的话，称基地中不仅有审讯人员虐待囚犯，更有人亵渎古兰经，以威逼这些穆斯林犯人招供，手段包括把一本古兰经撕碎丢入马桶。这篇只有 300 来个英文单词的简短新闻报道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针对美国的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某些地区引发了骚乱，数十人丧生，数百人受伤。但是，
4、仅仅 5 月 16 日，新闻周刊撤回报道。在这一事件中，作为拥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良好社会公信力的新闻周刊，不仅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一落千丈，而且，其本身多年来坚持的新闻伦理原则也受到了严重的质疑。新闻周刊应该可以预估到该消息传出后的可能后果，应该在刊发该新闻之前，仔细把关，严格考察消息的真实性；如果该消息确实，却因为各种压力而委屈求全，于事后做出郑重道歉并撤回报道，不仅对该新闻的采编人员不公，又违背了“报道真相”这一新闻界普遍遵循的底线伦理原则。因此，该事件对新闻周刊的伦理形象来说，是灾难性的。一个世界性的重要媒体在伦理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及其不成功的“道德救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伦理学与传媒事业的
5、紧密联系非常重要。由新闻传媒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不断呈现，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媒体是否一直以来矢志追求的根本精神“说出真相”是否可以作为最根本的伦理原则？这个原则如果不是唯一的排他性的，那么在与其他一般性的伦理原则，比如尊重生命、保护一般隐私权等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选择？如何权重？最根本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伦理原则的简单排序以及这个排序应该是什么？一、媒体伦理冲突的表现一、媒体伦理冲突的表现2005 年 5 月 10 日，数家新闻网站转载了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该报发表的骑车人雨中跌入水坑的连续动作照片：记者在现场，明明知道有一个大水坑，可能危害路人的生命健康，却为了追求照片的视觉
6、震撼而选择守株待兔，以一个完全置之度外的旁观者身份进行“客观的”捕捉式拍摄，这种做法引发了激烈而广泛的讨论。受众的反应多是否定性甚至抨击的态度。对此，该新闻单位以及照片的作者为这种做法进行了辩护。据拍照片的记者介绍，事发当时有群众提供消息称，一条被水淹没的路上有个深坑，不易察觉，又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已经有多人路过摔倒，希望报道一下。该记者说：“当时狂风暴雨，我在那里坚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等到那个场面。如果没等到，我根本不能用照片说明那里有个水坑。拍不到那个坑，有关单位或许不够重视，今天就不会填补那个坑，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在雨中摔跤。”（1）这组照片提交到责任编辑手中时， 这个编辑也
7、做了一些思考：“就这一组照片本身来说，很精彩，比起只拍路边一个大坑的照片，当然更欢迎这种冲击力强的照片。我在编稿时也考虑到了可能会引起的争论，我用了一组，一个生动的瞬间，凸显新闻事实，再加上编后语，我们的编辑意图就很明显了。”（2）这样看来，记者和编辑丝毫也没有否认人的生命和健康比新闻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们的伦理观似乎还是倾向于尊崇于一般性的伦理观，是能够接受普适性的伦理原则的。但是，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所反映出的伦理思维是简单的原始的功利主义伦理思维，是牺牲了某个行人的安全利益来制造“冲击力”，好引起社会重视，以便“拯救”大多数行人的行路安全。然而，明显地，在这一个案中，新闻工作者的伦理逻辑是经不
8、起推敲的。为了提醒大多数人的注意，可以苦苦守侯一个多小时，等来一个受害人，并以这个受害人的受伤来换取其他潜在的受害人的安全？记者完全可以放弃制造某种富含冲击力效果的佳作的机会，立即行动起来，想方设法去设置警示标志去避免任何一个路人受伤。在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悖论，即：“救了一个人就不利于救更多的人”，从而经过一个貌似功利主义的简单计算之后，得出一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基本伦理结论。这个典型案例中所反映的恰恰是新闻工作者为了追求新闻价值而放弃一般伦理原则的思考。如果在他们头脑中的确存在有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人文主义关怀，也至多是停留在了空洞的道德说教和片面的职业道德感上。这个案例的道德焦点就在
9、于拍照片的记者不是在进行“偶遇”性质的抓拍，而是记者按照其“合理的”思维推演，决定耐心地等着某个行人受伤事件的发生，从一定角度上来说，这个记者是在刻意制造这个行人骑车跌入水坑的事件，至少说明了他盼望着这个不幸事件发生的畸形心态，这种畸形心态根本不是正当的职业伦理的必然要求。用拯救大多数行人的伦理逻辑来解释反伦理思维，用牺牲一个人的健康安全的不道德手段来达成拯救大多数人的行路安全的道德目的，并不能改变该事件的不道德的性质。之所以在这样明显找不到道德根据的事件中仍然出现了道德主张和道德评价各执一辞的情况，是因为结果没有导致更大的灾难。正如一些网络评论中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他为了能反映问题而故意知情
10、不报是正确的，那么别人为了表现战争的残酷是否可以去挑起战争呢？拍这张照片的人，他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记者，如果忘记人还谈什么“称职”的记者？！”（3），又如：“如果当事人是一个孕妇或者是残疾人如果这个人是记者的父亲如果这个人死了，这名记者会什么感受？这样不顾可能的对人的伤害来拍片子，还要反映什么社会问题，这简直是社会文明的倒退。”（4）批评是严厉的，但同时也的确说明了这个事件没有招致一边倒的道德抨击，而只是引来广泛道德质疑的原因。当普适性的基本伦理原则确实与新闻行业的职业追求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的时候，如何抉择才具有正面的道德价值呢？在新闻发展历史上，可供探讨的这方面案例不胜枚举，其中著名的一例
11、是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拍摄的获奖照片饥饿的小女孩。该照片获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照片显示1993年一个饥饿的苏丹小女孩正爬向食品发放站的情形，一只秃鹰停在附近，等着吃她。这张照片首先为纽约时报采用，随即引来了广泛关注，好的消息和坏的消息一起来了。一方面，人们在寄予非洲人民巨大的同情的同时，更加关心那个小女孩的命运。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甚至流着眼泪询问小女孩最后是否得救。而与此同时，针对照片作者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在凯文卡特获奖之后。人们更加愤怒，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指责的人种甚至包括作者的朋友和同行，认为当时他更应该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一个让人
12、不可原谅的细节是，作者当时在旁边等了将近20分钟，试图抓拍到秃鹰张开翅膀。事实上，凯文卡特本人也始终处于自我设置的道德困境当中，在职业追求和道德诘问的责难中徘徊。他在抢拍完之后，根本无法忍受画面的残酷性，他把秃鹰轰走。然后注视着那个小女孩重新吃力地慢慢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望着小女孩的身影，凯文卡特口中念着上帝和女儿的名字，失声痛哭。后来，他对人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5）诚如斯言，如果为了单纯地救助一个孩子而来到苏丹，那绝对不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的动机，问题是，是否应该在工作的同时，给予救助？新闻工作者以及传媒负
13、有怎样的道德义务，他们该为谁负责？这些，都是媒体伦理的基本问题。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很显然，厦门的那个记者与卡特一样，虽然牢记他的职业伦理给读者以最好的新闻，但是却忽视了更为原则性的伦理原则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重。二、媒体的道德责任以及关于媒体伦理原则的讨论二、媒体的道德责任以及关于媒体伦理原则的讨论美国学者克里福德G克里斯蒂安认为，“许多时候，当考虑伦理学时，在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权利与另外的人或群体的权利之间就会发生直接的冲突。政策和行为必然会对某些人有利而排除另外一些人。一般来说，最令我们烦恼的难题往往围绕着我们对哪个个人或社会团体负有首要责任。”（6）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克里斯蒂安主张在
14、分析媒体伦理责任问题时，应仔细考察以下伦理责任：1我们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普通人，听从自身的良心当然是最佳选择。但是以事业心为名的巨大诱惑常常使得我们忽略基本的良心而行动。厦门水坑事件等可以归入此类。2对客户（订户）支持者的责任。我们对那些花钱来听我们说话，看我们文字的人有什么义务？是直白地给出真相即可，还是要进行善意的选择，有时候还要进行有充分伦理根据的欺骗？3对我们的组织或公司的责任。对所在的组织或公司，是盲目践行忠诚雇主的美德还是应该区别对待？4对专业同事的责任。作为记者，最强烈的责任感往往体现在必须将最好的报道（有时是残酷的事实真相）提供给相关的同事，比如编辑部门和出版发行岗位的同事们
15、，新闻从业人员最为珍视他们对同事的承诺和关于好的报道的共同标准，这是一种职业忠诚，是否值得坚持，还是要对它们进行检验？5对社会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是伦理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社会责任理论为强调媒体的社会责任提供依据。有关个人隐私、信任、公众知情权等问题，媒介在公众幸福权与个人幸福权中如何取舍？在很多案例中，首先有益于公司或工人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社会的忠诚更加突出。（7）很显然，克里斯蒂安的媒体伦理特别重视社会责任，在其著作中，“从事媒介的人对社会的道义责任得到了特殊的强调。”（8）但他同时认识到，“关于社会责任所下的定义，往往是错误的，也是有待讨论的”（9）这里引出了一个
16、核心的问题，即什么才是社会责任？既然难有准确的严谨的清晰的界定，那么媒体从业人员就难免无所适从。针对没一个个案的讨论实际上难以操作。在很多案例中甚至根本就无法找到讨论的伙伴和对话的对象，于是，道德判断或道德选择往往来自于相关的道德经验，而如果这种道德经验不恰当地被反复强调之后，道德灾难的可能性就要加大。比如厦门水坑事件，照片作者根据自己的道德经验来行动，这种道德经验基于狭隘的职业伦理的认识水平之上，事后，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压力，很难说当事人会有某种道德反思，以形成新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并上升到道德责任，将原有的道德经验进行替换。媒体工作者的道德提升难道一定要建立在很多次孤立的但却不断发生的道德案例中吗？道德悲剧是否可以通过设立基本的道德红线来加以避免？这个问题用伦理学的话语来说，就是“在媒体伦理学中，确立若干不可违背的底线伦理原则是否可能？又有哪些原则可以作为根本的伦理原则？”英国学者马修克伊尔安认为，好的媒体有两条标准，这两条标准同时也是两条伦理原则，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