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老兵故事系列叶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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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日老兵叶于良的故事7 月下旬的北平燥热难耐,西四大街上行人寥寥。突然,“砰”“砰”两声枪响,随即警哨声大作。一辆黄包车斜在路边,车前站着一个大男孩,手里举着枪;车上的人身中两枪,气息全无。举枪的男孩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旁边伸出一双手,一把将他拽进七拐八弯的胡同里那一年是 1940 年。刺客叫叶于良,只有 18 岁。车上的死者叫俞大纯,时任伪政府建设总署总务局局长。他所掌控的机构长期将中国的铜、铁资源输送给日本,供其制造大炮、子弹侵略中国。虽已过去了 75 年,但那一幕依然不停闪回在叶于良的记忆中,不曾模糊。“那是我第一次亲手杀人。我希望杀了他之后,战场上的中国士兵能少死几个。”年过九旬的叶于

2、良端坐在沙发上,手指微微颤抖,枪管的灼热感仿佛还残留在指间。1937 年 7 月,北平志成中学放了暑假。15 岁的叶于良兴冲冲赶到天津,登上开往南京的火车,他要去叔叔家过暑假。两天后,叶于良见到了叔叔,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毁了他快乐的暑假。“良子,北平打起来了,你回不去了”叔叔神色黯然。这一天是 7 月 8 日,十多个小时前,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叶于良也随着叔婶借道上海坐船回福州老家避难。叶于良在福州第一中学借读,所有的课程都在讲抗日。每天听抗日报告、学抗日歌曲,参加黄埔军校教官教授的义勇军训练课一个念头在叶于良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我要回家,我要抗日!”次年

3、 1 月,仍在北平的父亲终于有了音信。攥着父亲辗转经香港汇来的一百块钱生活费,叶于良决定告别叔婶,回家!从福州坐船到了天津,叶于良登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刚抓着门把手,他就被一个日本人狠踹了一脚,差点儿掉下车去。年轻气盛的叶于良正要上前理论,就被旁边的一位长者死死拽住,“孩子,忍忍吧!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惹不起!”憋着一肚子气的叶于良回到北平,虽然家人尚在、学校尚存,但大街上到处是耀武扬威的日伪军这里,已不是他记忆中的北平。回到学校后,虽每天继续上学,但叶于良的内心已不再平静,他期待着能有机会,释放出心中的憋闷与屈辱。一天,一对兄妹找到叶于良,哥哥问:“你这么恨日本人,敢抗日吗?”论起来,这对兄

4、妹与叶于良沾点儿亲,他们的身世可不寻常,其祖父正是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我为什么不敢?!”叶于良一梗脖子,脱口而出。兄妹相视而笑,向叶于良伸出了手,这时,叶于良才知道他们已经加入了抗日组织。“连汉奸的后代都懂得抗击日寇,我当然可以做得更好!”叶于良紧紧握住这对兄妹的手。1939 年 7 月,又是一个暑假。叶于良不再盼着出游,而是乖乖待在家里,他在等一个人。一天傍晚,那个人悄悄地来了。来人叫李振英,个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说话声音很低,左手背有一处伤痕,那是他炸日本人仓库时留下的。叶于良这才惊喜地发现,自己加入的组织竟是平津地区有名的学生抗日组织“抗日杀奸团”,李振英正是他的上线。叶

5、于良举起右手,一脸郑重,轻声念着:“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严守组织秘密,违者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宣誓完毕,他按照要求,将写有誓言的纸条烧掉。从这一刻起,17 岁的叶于良投身抗日的洪流。情报搜集、跟踪、爆破、用枪接受一系列训练后,叶于良被派去调查伪政府商会会长邹泉荪。叶于良的爷爷是晚清进士,父亲是律师,他所就读的志成中学有很多社会名流的子弟。邹泉荪的侄子正是叶于良的同班同学。凭着这层关系,叶于良很快查清了邹泉荪的家庭住址、上下班时间,选好了行刺和撤退的路线。可惜,邹泉荪的夫人做了替死鬼行动失败。叶于良来不及沮丧,因为不断又有新的任务。不久,抗日杀奸团根据叶

6、于良提供的情报,成功刺杀了伪政府工务局局长舒壮怀,炸掉了日军军需仓库。半年实习期满,表现突出的叶于良被调进行动组。刚到行动组,就接了个大任务。1940 年春的一个下午,李振英找到叶于良,低声说:“川岛做寿,我们去一下。”叶于良心领神会。这一天,川岛芳子包下了位于六部口的新新戏院二层庆祝 34 岁生日。大戏开演,川岛芳子身着男士长袍马褂,戴着墨镜,前呼后拥而来,于二层正中落座。川岛芳子带了十多个保镖,李振英和叶于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李振英决定等戏散场时趁乱刺杀。不料,川岛芳子只待了半小时就突然抽身离席。等两人追出戏院时,她已经乘车远去。 “遗憾!这是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如果她那时死了,许多抗日的

7、人就能活。”时至今日,叶于良仍对没能成功刺杀川岛芳子而耿耿于怀。7 月 7 日,是烙印在北平人心头的一道疤。日本人却把这一天看作是胜利日。1940 年的 7 月 7 日,中山公园内举行“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台上,一人身着长衫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满口“皇军万岁”。此人正是号称北平伪报界“第一支笔”的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台下,李振英、叶于良等抗团成员隐藏在人群中,义愤填膺。行动组枪手冯运修按捺不住,低声说:“不如现在就把这个卖国贼毙了吧!”叶于良连忙摇头,低声说:“这里全是日本兵,不可白白送死,等他落单儿不迟。”会后,叶于良负责后方接应,李振英与冯运修一路跟踪吴菊痴到了南新华街。正逢一

8、支出殡的队伍,唢呐声、哭丧声一片,冯运修趁机紧追上前,对准吴菊痴的太阳穴就是两枪,随后,趁着夜幕迅速撤离。次日,一份内部报告震动日伪高层: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被匪徒用枪击伤身死。如今,这份报告的翻拍电子版仍保留在叶于良的电脑中。“吴菊痴的死激怒了日本军方,加紧了对抗团的侦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些匪徒只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学生。”日军不知道的还有很多,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擅长爆炸、放火、刺杀的抗日杀奸团主要成员并非穷人,而是衣食无忧、出身显赫的名流子弟,甚至很多人的长辈就在伪政权中担任要职。例如刺杀吴菊痴的冯运修就来头不小,他的姨父是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冯

9、运修长得瘦小,谁也想不到他是我们抗团里最厉害的枪手。”叶于良说到这里,神情怅然。这个仅年长他一岁的战友、伪军口中的“冯少爷”,最终壮烈牺牲,没能等到胜利的一天。1940 年 8 月,日本人封锁消息,由日军华北方面军特高课和北平日本宪兵队对抗团实施“8 月大搜捕”,抗团的情报系统完全失灵。8 月 6 日深夜,叶于良刚进家门,就被日伪军警抓住。直到这时,叶于良的父母才知道自己养育的 9 个孩子中,竟然出了一个“抗日分子”!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受壁胡同甲 12 号的住所。冯运修发现情况不对,立即起床焚毁由他保管的抗团文件。此时,日伪军警破门而入,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冯运修寡不敌众,身中数

10、枪,以身殉国,年仅 19 岁。“8 月大搜捕”中,包括李振英在内有四十余人被捕,北平抗日杀奸团大部分骨干入狱。叶于良被判终身监禁,关进位于雍和宫的北平炮局监狱。暗无天日的牢狱中,年轻的学生们也曾害怕,但他们怕的不是牺牲,而是怕胜利不属于中国。他们相信,只要能够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中国就一定可获新生。“胜利”的念头支撑着他们,顶住了一次次的过堂、用刑和威逼、利诱,没有一个人背叛组织投降日伪。“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老人一字一字地念道。这是他心头的信念,这信念使这个文弱书生,变成了拥有钢铁意志的战士。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了!1945 年 9 月 2 日,日军签署投降书。第二天,叶于良与四五

11、百名幸存的爱国志士大步走出监狱。此时的北平已是初秋,阳光和煦。亲人们涌上前来,向他们张开温暖的双臂。这一刻,叶于良和同伴们抬头挺胸,谁也没有哭。1945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平津地区受降大典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景山山顶军号长鸣,太和殿前礼炮山响。北平十余万市民从各处涌来,见证日军司令官根本博带领 21 名军官献刀投降。“中国万岁!”“中国万岁!”排山倒海的欢呼声,直冲天际。太和殿前,23 岁的叶于良与幸存的抗团战友们比肩而立,泪洒胸襟讲到此处,老人显得有些疲惫,慢慢将老花镜推到光光的头顶,露出有些红肿的眼睛。他的脸很瘦削,双颊下凹,鼻梁挺直,依然显得风骨硬朗。“那些牺牲的同伴,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但他们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活着的我可以为他们证明”拿出一张照片,叶于良久久凝望。那是 1939 年他加入抗团后特地拍的,上面的他梳着当时流行的分头,穿着白色西装,眉眼清秀,书生意气。老人的目光划过照片中年轻的自己,口中喃喃:“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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