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途径的思考与对策

关于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途径的思考与对策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等不得，也急不得，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作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 一、着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要实现富民，前提和基础就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待提高，居民生活品质还需进一步改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些都需要我们在高质量发展中作出更有效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不断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 （一）将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摆在基础性前提位置，确保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也应注意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仍较大，2021年美国人均GDP为6．93万美元，德国为5．08万美元，日本为3．93万美元，这决定了社会财富“蛋糕”在当前规模大小下，无论如何精切细分，也很难达到上述“高收入”的水平。因此，要将持续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摆在基础性前提位置，稳住经济基本盘，推动经济在高基数上努力实现中高速增长，争取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均GDP、劳动生产率等指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为共同富裕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 （二）坚持技术创新和机制优化相结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的后劲 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就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伴随中国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来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加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后40多年里，中国之所以能保持全球领先的经济增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通过各类方法保持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提升。按照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1980—1989年间为3．9%、1990—1999年间为4．7%、2000—2009年间为4．4%，2010—2018年间为2．1%，2021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美国的43．3%，要实现2035年中国GDP或人均GDP翻一番，届时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达到美国的65%，这意味着未来中长期里中国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每年比美国多出近1．95个百分点，即保持在2．5%～3%的增速，才能实现上述目标。 （三）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经济发展韧性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中国过去几十年实体经济的壮大发展，有力支撑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制造业发展综合成本上升、需求减弱等问题日益凸显，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走低，制约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和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即使是在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美国，其在人均GDP（现价）从1万升至2万美元（1978—1987年）的过程中，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相对较高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30%左右。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要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更加注重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四）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通过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民生的具体举措。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出劳动力供求关系深度调整、就业方式更加多元等转折性变化。这背后一方面是人口结构的历史性转变，中国15～64岁人口数量从2010年进入缓慢增长，到2014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且下滑速度有加快态势，2020年这一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降至68.60%，同期还伴随着0～14岁人口的明显减少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快速增加，社会总抚养比显著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直接造成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工难、用工贵”等问题。另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了传统就业方式的“去组织化”，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部分90后、00后也更加追求工作自由和精神上的满足，灵活就业人员比例不断上升。要加快完善多元灵活的就业市场，既保障相关企业用工稳定、平稳发展，又不断增加劳动者收入、提升收入稳定性。 二、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激发财富创造的源泉 做大做好“蛋糕”，需要科技创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变革。切好分好“蛋糕”，也需要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一）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握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主动权 当前，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加剧，美国一再将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针对中国高科技领域，大搞非法单边制裁、长臂管辖，脱钩断链，推动与我科技“脱钩”，妄图阻断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步伐。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只有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一方面，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对于需求目标明确的重大科技项目，建立企业、科研院所、高校、政府开放合作的组织模式，打好科技攻坚战，着力破解一批“卡脖子”技术，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有力支撑。发挥好“揭榜挂帅”、“赛马”等创新组织形式作用，支持行业领军企业牵头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组建创新共同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若干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在重要产品和重点领域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效率，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进一步把握发展先机。 （二）激发科技创富作用，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根据科技部数据，2021年中国科技进步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60%以上。从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来看，近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已超过50%，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应针对新兴产业中不同行业的发展特点和实际需要，探索实行既接轨国际又适合国情的特殊政策和专项管理办法。破除行业发展的准入限制，允许企业和市场主体尝试发展新事物，为技术创新和相关产业发展留出足够空间。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划出安全底线，做到放而不乱，促使规范发展。此外，加快完善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自动驾驶、无人机、服务机器人、个人数据隐私权保护等领域的监管机制和法律制度，为相关领域的创新提供更多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应促进先进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入融合。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自动化绿色化清洁化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生产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利用科技创新做强实体经济，推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 （三）促进新技术新产品赋能应用，确保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7．25%，且增速快于GDP增长。因此，需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应用推广，在壮大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方面，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围绕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利用科技创新促进城乡区域差距缩小、促进绿色发展、提升就业水平、改善社会民生，使技术进步能够更多地惠及大多数群体，在推进共同富裕中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要瞄准未来发展趋势，重点加强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适当前瞻布局新兴产业重大基础设施，不断提升中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硬实力。此外，还要进一步优化科技发展的文化环境和管理体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提前预测并妥善化解科技创新带来的负面效应，消除潜在的社会问题和安全风险。积极引导科研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逐步提升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社会接受程度。 （四）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坚持开放式创新，适应外部形势变化，探索深化与世界科技创新体系联系的新思路。发挥中国市场规模、应用场景、人才红利、产业配套等优势，完善并严格实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国际创新创业和研发投资的便利化，不断完善中国开放创新生态，大力吸引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实施特殊科技政策，加大对国际人才、科研机构的引进力度。研究制定进一步吸引国际技术、人才、资金的政策措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三、优化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切好分好社会财富“蛋糕” 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针对中国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相关问题，加快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推动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完善税收结构，促进财富分配格局优化，切好分好社会财富“蛋糕”。 （一）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 橄榄型分配结构，是指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最多，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均占少数，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现代社会分配结构，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性、平衡性和发展性。从全球范围看，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基本已形成了橄榄型分配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普遍达到50%甚至60%以上的水平。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刚刚超过30%，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仍是较大问题，前20%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后20%低收入组家庭的10．3倍，构建合理分配格局的目标就是通过提低、扩中、调高，逐渐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首先，提高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是构建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的前提和基础，应根据低收入群体就业能力不足、无业人员占比高等特征，完善就业保障体系，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重点加强对失业群体和具备劳动能力的无业者的技能培训，提高其劳动参与率。其次，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构建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的重点和关键，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等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应通过差异化政策措施精准推动其有效增加收入。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是构建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的重要一环，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此外，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坚决遏制权钱交易，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获取非法收入行为。 （二）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在中国，初次分配是指市场根据要素效率进行分配；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进行再分配，体现了国家意志强制性；三次分配则是社会各个主体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募集、捐赠、志愿等慈善公益方式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三种分配方式在效率和公平方面的相对优势，在健全各分配环节的制度体系的同时，提升相互间的协调配套性。一是促进初次分配过程公平高效。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同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