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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体制协调社会自我完善发展创新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体制协调社会自我完善发展 5月13日,上海社联“十二五规划大讨论”活动召开“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专题讨论会。来自上海多所高校、社科机构的多学科专家,从社会研究的实际出发,结合“十二五”上海发展规划,深入探讨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政策导向、现实目标、治理方式、矛盾调处等议题。 一、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探讨与社会政策的理念导向 社会发展是探讨社会历史现实的发展与变迁的规律性学说,对于把握当前整体社会的演进规律,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势,结合政府社会政策的导向提出
2、了中肯的理论观点。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邓伟志教授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首先要归功于“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的关键就在于创新。当前,社会建设的推进要在贯彻“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创新。社会建设创新的关键在于观念创新。推进“十二五”发展,关键环节之一就是创新和切实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动力,就是要把未来发展的目标落实到社会发展上来。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沈关宝教授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目标较为明确。席卷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模糊了全球化社会发展的大局,资本主义国家已纷纷聚焦剖析消费社会,理性反思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国内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首先需要建立起较为明确的
3、目标共识,这对于国家事业的前进道路和国内社会发展的目标定位是一个先导性、前置性问题。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教授指出,当前社会发展呈现出四种目标选择并存的局面。一是原先社会全控式的社会发展目标仍然存在,已然不能驾驭社会自主发展;二是由国家主导来形塑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正凸显出高度行政化的弊端;三是由社会组织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合作主义的社会发展目标已经出现,在一些领域中发展势头良好;四是某些社会领域中尚存在着单纯追求维稳、片面追求保障的相对短视的社会发展目标。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周建明研究员认为,从一年多来围绕“十二五”规划展开的调研工作来看,未来上海的社会发展,在对总体形势的判断上需要
4、更为明确,在总体目标定位、制度顶层设计方面应当加强理性思考和分析论证。 国家政策制定对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华东政法大学殷啸虎教授认为,要支撑社会管理、社会建设深入推进,关键在于坚持社会发展的理念,深刻把握政策实践的核心内容。从宏观层面看,是始终追问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是谁;从中观层面看,是不断探求不同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相互结合,促进政府与社会关系协调;从微观层面看,是不断支持社会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 对于“十二五”期间社会政策的现实导向,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王川兰博士认为,社会政策是合理推进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维度和实践手段。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
5、基于社会组织自我创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部门,对社会就业、企业成长等领域的贡献日益突出,有力促进了社会自我服务的提供和自我发展。这对未来上海的社会政策制定,促进上海地区的率先发展,很有启发意义。 二、关于社会秩序的理性分析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 社会秩序是表示社会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的社会学范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政府促进社会秩序有序化的重要手段。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城市社会研究所马西恒副教授认为,从构建社会秩序的学理角度分析,社会建设是社会管理获得合法性的依托。今后政府开展社会管理,正面临三个方面的深层困难。一是在市场领域,以利益为中心的社会行动取向,影响着社会基本秩序,有待通过立法、价值体系重建等
6、手段加以引导;二是在政府领域,政府调控行为有时失效,可能影响社会秩序,这需要对政府行政权力适当梳理和安排;三是在社会领域,缺乏更多有实力的主体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有序运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教授认为,研究表明,社会领域的一些失序问题,市场领域的价格扭曲、市场分割等问题,都与政府行为存在一定联系。促进社会领域有序化、市场领域规范化,当务之急一是要改变政府凌驾于市场与社会之上的局面,二是要在全社会呼唤超越政府、市场、社会的公共利益。 王川兰博士指出,为更加有效地预警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有序发展,有必要在经济发展规划中重视社会发展指标的制定。特别要加入考量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对社会民生
7、的影响等具体指标,从而更为深入、有效地监测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性因素。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卢汉龙研究员认为,为应对“十二五”发展,相当多的政府机构、职能部门都制定有中长期规划。上海“十二五”总体规划应当建立在对各类专项规划的梳理、评估基础之上,以便博采众长,更为务实有效。 三、关于社会治理方式探究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如何汇同社会力量,实现对社会的共同治理,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重大实践问题。殷啸虎教授指出,近期上海社会建设的调研实践证明,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存在一定区别。社会治理理念的引入更能帮助人们理性审视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实践进程,深入考察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协
8、调过程。倡导社会治理在具体实践中应当处理好四对主要关系:一是在治理与自理关系上,以自理促进治理;二是在他律与自律关系上,以他律规范自律;三是在自主与民主关系上,以自主配合民主;四是在法治与自治关系上,以法治保障自治。 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认为,从近年来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实践来看,政府工作思路与实践方式仍未摆脱“单位制”行为模式的束缚。SARS危机处理、汶川抗震救灾等事件表明,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方式,仍然贯彻的是“单位制”的行动逻辑,并往往把应对突发事件的旧经验、老办法,照搬、推广到对新发生的问题处理过程中。当前,学界已普遍认为社会变化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正明显增加。政府应当尽快改变
9、自身巩固“单位制”的执拗立场,跟上社会变化的节奏步伐。周建明研究员认为,嘉兴、南通、苏州等地的社会管理实践已经超越上海,并积累了独特的实践经验。“十二五”上海社会管理一方面要充分分析周边发展形势,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另一方面要继续发展在社区党建等方面的管理优势。要重点把社会管理的总体目标、主要资源、实践路径设定好。在主要资源方面,要梳理总结与社会管理相关的行政、财政、社会三大资源体系。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彭希哲教授指出,未来上海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实践问题,一是有效应对社会保障机制的“碎片化”,在全国率先切实采取措施推进多种社保机制的并轨;二是推进社会事业的城乡一体化管理,切实完善
10、城乡人口政策、街镇管理体系等体制机制的相互融合;三是高度关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要加强社会调查研究,站在预警社会灾害、防范社会风险的高度维护社会安全。卢汉龙研究员认为,未来上海的社会管理在统筹财政管理方面要体现“大财政”的原则,即要把国资、税收、土地均视为财政资源,进行通盘统筹,为社会管理提供合理的公共财政保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要着重考虑“全覆盖”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在社会保障方面,要考虑通过科学计算,调整收缴方式,维护和保证社保资金的长期稳定运作;在协调社会关系方面,要加强人文关怀,注重操作细节,促进社会关系平等,使各类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都能感受到政府一视同仁的平等态度。 四、关于城
11、市社会发展与基层社区建设 上海城市基层社区体现了发达地区区域社会的特点,反映出城市社会建设与管理的体制特征,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一大焦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春荣副教授认为,对于1996年以来的上海社区管理体制,应当更为理性地加以把握。既要研究政府通过行政方式配置资源的局限性与合理性,又要研究行政条块管理体制的具体运作与变化,探索“十二五”期间上海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与调整措施。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黄晓春博士指出,当前社区建设中出现的诸如白领生活需求解决问题、社区党建覆盖问题,都与社区管理架构与建制调整直接相关。传统的“街居制”社区管理已然无法涵盖日益增长的社区生活需求,必须对管理架构与
12、建制进行优化和调整,才能适应社区未来发展的需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认为,要扭转社区建设的行政化趋向,应当重新激活“社区”的概念内涵。社区是生活群体的交往空间,社区的交往中心可以有多个层次,并不局限在街道行政体系之内。未来上海要多层次、多角度地建立社区管理的体系和系统。 卢汉龙研究员认为,上海的社区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持续推进的行政成本正在日益加大。“十二五”期间,行政化推动应不再作为社区发展的必由出路,要通过公益创投、社会招标等创新方式,把发展社会组织作为社区发展的突出重点来落实。加大法治建设力度,完善社会组织的登记、免税等制度。通过完善法人制度,监管和促进非营
13、利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沈关宝教授提出,“十二五”期间上海社区建设的主要任务,一是大力推进社区教育,促进社区个体“社会化”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二是广泛培育社区组织,规范社区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三是要在社区组织中发掘“柏万青”式的社区领袖,集中资源加以培育。 五、关于社会自组织发育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实践 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是促进社会自主发展,社会自组织发育的必要手段和重要途径。马西恒副教授提出,面对日益成长的社会自主性,社会建设更侧重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管理的展开则以管理创新实践为中心,这正是未来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实践的重点区别所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之间存在交集,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
14、说,社会管理是从属和服务于社会建设的。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目标如何真正被社会所接受,是实践中始终应当置于首位的问题。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曹锦清教授指出,中国社会的自组织具有一定特殊性。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就社会建设提出“民权初步”的主张,希求通过民众自主议事、形成决议、合力办事的步骤推进社会的自组织,解决当时全国民众一盘散沙的局面。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单位制”,以特殊时期的特殊方式,找到了组织社会民众的暂时手段。时过境迁,中国社会的自组织仍然需要探索民间基础上整合社会民众的组织方式。扶持民间组织、社群领袖等办法都是有益的探索途径。黄晓春博士提出,目前,社会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
15、存在悖论现象。民间组织的数量发展和生长速度很快,但同时,它们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等社会特征却并不明显。民间组织如何摆脱“锦标赛”式管理体制的束缚,如何克服因行政条块分割造成成长资源匮乏的困难,如何在发育过程中避免投机式的发展和被工具化的困境,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沈关宝教授认为,未来上海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应加以强化。一是通过社会结构的优化,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融合;二是通过规范道德体系、司法体系等,促进社会规范的系统化;三是缓解部分基层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状况,实现社会心理的平衡化。四是维护社会运行的稳定化。 六、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学理特征与现实社会矛盾问题的调处化解 分析现实社会矛盾要基于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特征的深刻认识,这是专家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李友梅教授认为,当前,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析尚不明晰,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更加难于把握。简单采取市场手段、惯性依赖行政手段来调处矛盾,效果往往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社会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使社会从“他组织”到“自组织”的过程,从现实案例来看,自组织同样需要政府引导,需要市场提供资源。对于社会转型的深层运作机制、社会转型的未来趋势,仍需认真研究总结。她特别指出,最近连续发生的残害儿童事件令人揪心、发人深省。弱势者对更弱者的伤害、弱势生命的精神危机,促使我们追问,社会公平正义如何才能得到普遍弘扬;促使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