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学 论 文 题目：儒道相济创，和谐校园作 者： 成 朝 晖 地 址：湘乡市棋梓镇韶峰学校记·淮阴侯列传〉教学札记》中，作者曹茂昌老师确信：韩信确实反了，但由于国人英雄情结与忠君情结的影响，导致历代学者为之辩诬，这些辩诬者的分析与立论虽有见地，但存在逻辑破绽曹老师的论文对我国民族文化心理鞭辟入里，然而，作者的韩信“ 畔逆” 说法，我以为值得商榷自古与君王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危难之时，“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其内心的真实诉求；海晏河清之际，见到胸怀安邦定国韬略者，则仿佛“芒刺在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谋逆是最好的罪在不赦的借口，“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的韩信自然难逃功臣宿将的宿命君主诛杀无罪的功臣，可惜为无损皇帝“圣德无违”的华冕，还得背上莫须有的罪名韩信究竟反没有反？与曹老师持相同观点的有刘知几刘知几在《史通》卷六《浮词》中以为：“淮阴初在仄微，堕也无行，后居荣贵，满盈速祸；躬为逆上，名隶恶徒他断定韩信是造逆之徒，其死于妇人之手乃罪有应得曹老师也以为：其谋反是有心理依据的，韩信很在乎权势，淮阴家居时谋反，正是因为既得利益没有了，心中不平人的行为虽有不可预测性，但环境与性格决定一个人重大行为的主导方向。
纵观韩信生平，他似乎追求权势但细考其行为，他的追求也尽止乎功名他仗剑从项梁，数以策干项羽，不用，亡楚归汉；为汉治粟都尉，仍觉难展其才，又逃离汉群雄蜂起之际，项羽、刘邦、陈涉之辈俱具问鼎之志，韩信先依附楚，再依附汉，追求的是从龙得风，附骥致千里，表现出较强的依附性，他以为帝位非其所求——“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如其真有“彼可取而代也”的雄心，因时乘便，取代高祖并非难事汉六年时，“（汉）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韩信）”，有人诬告韩信谋反高祖计划巡云梦，诱捕韩信韩信也识破其阴谋，料到有非常之变，韩信如真的罔顾恩义，贪图帝位，只需将计就计，反趁皇帝准备不足，擒拿送上门来的高祖，天下可一鼓而定可见，主张韩信因为对权势的欲望而造反的依据不足曹老师以为“讨封齐王，也许是想反的试探”依据，这一点也值得商榷韩追求的是功名，在他拜为大将军时，就对刘邦剖析楚王：“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坦言有功当赏，平赵之后，“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既然韩信灭赵王国，请求立张耳为王，怎能说灭齐时请求立自己为齐王时，就成了试图谋反的依据呢？更为重要的是韩信是一个重道德的人虽小节可能有失，但他知恩图报，“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他忠诚不二， 项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韩信时，韩信谢曰：“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
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考验韩信忠诚，在辩士蒯通的劝诱中达到顶峰：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原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於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之韩信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蒯生绞尽脑汁，反复的冲击韩信的道德底线蒯生当世活生生的事实相劝，“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後常山杀成安君泜水之南，……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难测也”，同时以从汉的危险警告韩信，“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於勾践也。
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姚永概言之：“反复曲尽，不厌其详，所以见信不反于此时，则后之反乃妄致之辞耳《慎宜轩笔记》卷四）当时，夺取天下只在他的转念之间，但韩信坚守传统的士大夫信念，忠于汉王有如此性格基础的人，怎么会造反呢？韩信的超群的忍性，也无法让人相信因利益受损而冲动造反因冲动而造反的心理基础是理性控制的缺乏，但恰恰相反，韩信的忍耐人人皆知，传世的“胯下之辱”可谓奇谈，韩信能忍常人之不能忍，能“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并在王楚时，还拜辱之者为中尉汉王也是屡次逼他：夺其赵军，袭夺其齐地，欲借游云梦而擒之这些时候，危境已萌，韩信只要不忠，或者不忍，早已举兵向汉，问鼎中原了司马迁评价韩信“伐功矜能”，这通常会被当成谋反的心理依据其实，虽然被降为淮阴侯时，韩信怨形于色，“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这种怨望并不会导致谋反，此时之怨，反而说明韩信甘心雌伏，无意谋反因为以韩信的智慧，如果真的想造反，怎会沾沾自喜于“臣多多益善耳”，启人疑心，所以这只是其韬光养晦之举，是他的忍性的另一种表现韩信超群的智术权谋，否定环境逼反了韩信的观点《汉书·艺文志》分兵家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将韩信列为兵家权谋类。
对于权谋，班固的解释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见其为兵家之上乘，这也大致反映了韩信用兵的一些特点韩信足智多谋，胸藏韬略，他在每战之前都进行严密侦察，做到对敌情、己情，以及天时、地利之情了如指掌，并根据具体情况运筹胜算，确定战法，进行周密的部署，既战则有章有法，处处主动，必获全胜他或暗度陈仓，或背水一战，或十面埋伏，不论是以寡击众，还是以众击寡，均是以智取胜，处处显示出军事权谋家的本色这样一个军事权谋家，能察知天运机变，贬为淮阴侯之后，韩信无兵无权，成了没牙没爪的老虎，以韩信的智慧，他根本不可能反要等到没有机会之时去背上“躬为逆上，名隶恶徒”的罪名？能成为韩信谋反铁证的是《淮阴侯列传》的一段记载：陈豨拜为钜鹿守，辞於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於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
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备受历代学者质疑曹老师以为这些质疑有逻辑上的破绽，他相信：“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於庭”之言是可靠的，这种全能视角的细节描写，属于密室政治，如同《史记》中其他的文学描写、心理刻画“断不是拘泥者所能理解的”但只要我们揣其情，度其理，这段文字的真实性是经不起理性的审视运用全能视角不受时空限制，但不能由此而断定全能视角展现的内容就是真实的例如此段文字，它只能出自作者的揣度，或者这样的记载纯属汉朝廷狱的文献《史记》中，司马迁在追求真实的同时，用浓郁文学色彩营造强烈的传奇色彩，但并非所有的传奇都是真实的存在，殷、周先祖的降世传说，或可说展现母系氏族的痕迹，高祖的身世传奇“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那个时代的人或许能相信其真实性，如果今天的人们仍然相信这种话，就不可理喻了这段话如或出自汉朝廷狱的文献，同样是指使人诬告诸侯王谋反，汉廷对彭越是“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论如法”反复审理，这倒可以留下审讯记录但是，汉廷根本就没有审讯韩信，“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吕后畏之如虎，根本不敢审问，立马就斩，怎么能弄出个韩信与陈豨携手密谈的审讯记录。
而“诈诏赦诸官徒奴”这种诈诏之事只能是权相权宦之事，一个落魄的黜侯谁相信其诈诏；“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这更是蛇足之举；部署已定，陈豨已反，何需“待豨报”可见，这纯系子虚乌有叶适说：“迁责韩信不学谦让，伐功矜能，至于夷灭，信虽不足以知此，然当受此则矣《习学纪言序目》卷二十《史记》）这是对《史记》的误解《史记》中作者追溯任务命运的根源时，除有“误入宿命论的歧途”（见徐兴海、金鹰真、尚永亮主编的《司马迁与史记论集》）外，似乎与前文偶有对立之处如彭越部将劝其反，“梁王不听，称病”，落了个“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高祖赦后，又被吕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这明显是一宗锻炼而成的冤狱但是，司马迁却说“怀叛逆之意，乃败”，这只能是作者对汉室冤案的曲笔反讽同样，太史公评淮阴侯时说“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看似批评韩信不该反，其实是点明淮阴侯畔逆的时机，质疑其是否真的已反这由于在汉代《淮阴侯列传》属于当代史实的文字，作者在某些地方不得不宛转含蓄，不敢把自己的想法直接直露说出比如武涉、蒯通劝韩信反的两段文字，共一千三百余言，占了整篇《淮阴侯列传》的四分之一，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中说：“班书则《韩信传》尽删通语，而另为通作传，以此语叙入《通传》中，似乎详简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应立传之人，载其语于《淮阴传》，则淮阴之心迹见，而通之为辩士亦附见，史迁所以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
金锡龄的话是对淮阴侯结局的最佳评论：“尝读《史记》，至《淮阴侯列传》论，窃怪丈夫患无才，而淮阴竟以才死，且冒不韪之名，不禁为之掩卷三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