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学的科学性【摘要】：关于历史学的性质的争论由来已久，而且是一个越来越不可能达到一致观点的争论本文认为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记录，对历史材料的理解和选择，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这一过程有太多随时会发生的偶然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中也不可避免的进行价值评判，解释是历史学的血液，是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方式读者与民众对历史的选择、评价与接受更是将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事实变成了历史故事与历史小说而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在致用上并不以真实性为必要条件通过以上各个方面的论述，本文认为历史学更倾向于成为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关键词】 历史学 自然科学 人文学科 艺术对科学含义的不同界定就会得出关于历史学性质的不同结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科学”的解释是：科学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历史学包含着两个层次，一是对历史的认知；另一个是对史实的的理解和诠释无论从那一个层次来讲，历史学都不可能是定性定量的，也不可能具有普遍的规律性，更无法被验证历史研究中有太多的主观的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历史学不可能符合科学的定义 “把史学作为科学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行为，它不是也是也不可能是物理或化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
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 王少如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第37页一无论是历史还是历史学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有着有血有肉的心灵，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和体现对历史工作者而言，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做到自我约束，不管怎样的选择都会带上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的色彩不管价值判断的最小残余出自何处，实际上它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代价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史家对史实的记录与采撷带有不可避免的浓厚的主观色彩史家以自己的心灵捕捉历史的精神，选择他认为重要的事件与人物来勾勒他心中的历史图景如果他是积极进取的，那么他描绘的历史图像也必然是美妙动人的如果他是消极悲观的，则他描绘的历史图像也必然是阴暗惨淡的历史的场景纷繁复杂，史家记录的史实只可能是鲜活立体空间的一个横切面如同被照片定格的那一幕，即便我们可以分辨其中的一草一木，我们也永远无法揣度拍照者当时当地的心情，更无法确定拍照的前一刻与拍照的后一刻发生了什么所谓历史的原貌，也只不过是片段的数据，而不可能是一幅完整的画面必须承认的是，历史有一个坚实的内核，如多数历史学者会认为，秦始皇是男的，不是女的他生于公元前259年，而不是公元前258年但除去这个内核之外的部分是什么呢？我们只能营造一个干瘪而不丰润的内核，史料提供给我们一个事实，却无法提供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情景。
史料提供给我们纷繁杂乱的史实，是史家赋予他们秩序、逻辑和意义，这些都不是历史生而就有的价值与品质二历史学家就其本性而言，他既不可能是实证主义，也不可能是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将一堆史实用自己的哲学按自己心目中的蓝图这一堆材料构建成一座大厦在此之前，他必须为自己的大厦选择材料，这所谓的材料就是史料史料没有高下之分，但历史学家必须要对史料进行加工处理，而历史学家是带着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进行这项工作的扎戈林说：“历史学家在各种确定的限制中工作，关于这他们是充分意识到的，这些限制来自他们使用的证据的性质和种种限定因素某种东西是不是证据及这是用于什么事情的证据，尽管这是由他们来决定的但当他们做这种决定时，证据对他们施加了持续不断的压力他们并非能无约束的获取证据或随心所欲的使用证据，证据对历史学家的压力在历史的写作中是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 2003年版 第89页但是史料对历史学家构成了怎样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又在多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尽管证据对历史学家施加了持续不断的压力，但某种史料能否成其为证据以及它是用于证明什么的史料，这仍然是由历史学家所决定的对于可以传达相同信息的不同史料，历史学家为什么要选择一些而却抛弃另一些呢？或许被选中的那些更加清晰有力的支持作者的论点，这种判断也只是作者所以为的。
除此之外，没有一个标准可以衡量那一则史料更具有说服力不仅如此，对史料的选择，历史学家也会呈现不同的信息侧重有人侧重经济，有人偏好经济，也有人回钟情于文化；有人注重人物，有人注重情节；有人以此为正面材料，有人以此为反面材料对史料的拾掇采撷，有太多可能随时会发生的偶然在这里，纯技术性的操作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历史研究中，原始的材料相对于整理的文献更有绝对的优势这结论几乎是先验的对历史研究的真实性的要求是历史学家情之独钟于原始的材料他们惶恐于自己所能掌握的材料并非原始的材料或者这些材料与原始材料的差距正如兰克学派所认为的，只要有真实可靠的材料就能确保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原始材料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它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不仅对史实的记录已经不可避免的打上了而价值判断的印记，历史学家对史料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的，他是在自己的知识架构和人生体验的范围内对史料进行解读的历史学家的知识总是有限的，他的思想不可能保罗万象，他对材料的理解总是带有自己思想的烙印，并统一于自己的人文价值观，而任何人文价值观都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假设，它不可能由经验加以验证和证实历史学家在材料的应用上如此的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是因为历史材料对于历史研究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影响。
无论在原始材料上下多大的功夫都无法为历史学的科学性证言事实不会说话，历史本身无法言语当甲乙为一朵花的颜色是红还是吕发生争论时，花朵本身是不会跳出来做出任何仲裁的而历史也无法再回情境，无法再次演绎因此，借助于文章诉诸于笔端是唯一可能企及历史的形式通常，我们总认为文本一旦写定，它的含义就凝固了，我们只能按照作者的原意进行解释但恰恰相反的是，一个文本在写定之后，它就脱离了作者而获得了某种自由，对它的解释常常由不得文本的作者本身的意愿如何解释，怎样解释，只能听由解释者而文字作为一种传播的媒介其字义又具有不确定性这种情况将我们逼入了选择的境地，同样也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我们可能会诚惶诚恐与在某种情境之下某个文字的真正含义，也可能欣欣然于逃避一个选项给我们所带来的福利这是文本本身的软性所可能造成的解释的多样性这一切都腐蚀了文本的权威三 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历史学家要接触历史事实就必须叙述从历史的点线出发，进而构建面和立体的空间进行历史叙事，一如数学中的排列组合，在不违背历史学的原则的前提下，叙事可以排列组合成多种叙事方式，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叙述效果历史事实的内核不可能客观的独立的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叙述之外。
历史学家作为研究的主体不可能与历史的客体相分离，也不可能在价值判断上处于中立的位置认为史家一字定褒贬是恰如其分的，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也可以表达强烈的感情色彩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考察历史学的评价层面，就会发现，由于历史价值关系的虚拟性，文本解释的空间会再度的拉大当人们怀着某种需要到历史中区寻找可以寄托他们价指向的对象时，如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历史对象有所加工—如扩大、缩小、改造、甚至伪造比如，在传统社会里，文臣以公忠体国为楷模，武臣以舍生忘死为美德，前者的典型是诸葛亮，后者的代表是岳飞而反面人物则是曹操、司马懿之流一旦历史人物的形象被如此定格，它就能满足我们的实际需要，起到表彰忠良，谴责奸臣，引导风俗，教化社会的作用对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似乎无关紧要推而言之，古今中外的所谓“树楷模以施教化”，大多数都是如此所有的事物，一旦有了人的介入，就不可能是客观的任何一门学科其对材料的处理，都融入了人的理解即便是自然科学其对实验的操作，对数据的处理也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兴趣和风格导致了不同的倾向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自然科学最终到达的是一个结论、一个公式、一个规律这都是确切无疑的，这样的公式和规律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不含任何褒贬的。
自然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它以某个公式和规律为最终目标但是历史却不可能在价值真条路上浅尝辄止，历史研究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价值判断，它不能停留在历史事实之上，它关怀历史学的终极价值正因为它比自然科学多走的这一步，它就离科学远一步历史学家的活动不可避免的受到其意图的左右最清楚的例子是，一段历史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就觉得它有趣事实上不是历史本身有趣，而是我们对它感兴趣罢了正是这意图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的动力，也成为我们到达真实的阻力，甚至将我们愈来愈远的推离于我们的目的因为意图割裂了是与应该是，使历史中原本如此的东西变得面目全非科学上的新的、更合理的解释的出现，总是意味着旧的解释的过时和淘汰，而艺术则不同，一个以传统的成功并不能使另一种传统变成不正确或谬误，艺术远比科学易于容许几个互不相容的传统或流派同时存在 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340页不管是科学还是艺术，都是在继承过往的遗产的前提下而达到了今天的高度，科学的传统和艺术的传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这一点上，它与艺术是同质的正如艺术一样，历史学的传统并不会因为一种新的传统出现而使另一种传统变得谬误或不正确。
在历史学领域里，各种流派和风格同时并存，在文本上对他们进行是非正误的检验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历史学与科学有着根本之别，并使历史学更具有艺术特征四历史学家的成竹实际上就是他心中多构建的那幅历史图画，他最终的工作就是将那一幅历史场景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看到他构建的那一幅历史场景而最后读者心中所呈现的那一幅历史图画可以说是你历史学家最后所得都的唯一结果历史学家的这种传达工作，严格来时是一种艺术诗无达诂，读者所理解或感受于原诗的，未必是作者的意愿同理，读者有阅读史书而理解的过去的历史也未必甚至必然不会是作者所要传达给读者的那一幅历史场景同样的，无论是作者还是作者所构思的历史图景，也不会就吻合人们通常所假设的“历史的本来面貌”读者脑中的历史是对历史学家构建的历史图卷的再加工与内化换言之，读者以自己的能力知识水平和思维方式来解读历史学家构建的历史画卷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历史的原貌”对于除了历史学家之外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孔子出生于哪一年，是哪国人这些问题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们从“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罔”这些警言中得到的启示和教育意义而其思想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对中国历史又产生了那些影响这些问题更无法构成对民众好奇心的任何吸引力。
当然他们也无力深究民众按照自己的需求在形貌复杂多样的历史场景中寻找自己想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历史学家所信仰的价值相交却永不重合对于历史学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功用而言，人们的历史想象远远多于历史事实这种想象更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更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应该说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尽管《三国志》里的诸葛亮更接近真实的诸葛亮，却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津津乐道的诸葛亮这里包含了艺术性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民众获取历史知识、体悟历史情感的主要渠道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事实就被转换成了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故事、历史小说只有靠近了艺术甚至成为艺术的历史学才能成为大众所能接受的历史学在这一层面上，历史学也只能成其为艺术历史叙事的本质和文学较为接近，那么，此项特征在历史知识的致用上也有所体现换言之，历史知识在致用上也较远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而较近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的用是以真为基础的，真与用总能保持天然的一致性，即使是错用、误用，也仍以学科研究的真命题，真知识为基础，没有命题与知识的真，就连错用、误用也不可能历史知识的致用则不可能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真与用并无天然的一致性能致用的，不一定是真知识和真命题，而真知识和真命题往往不能致用，假知识和假命题达到真致用的效果在历史学的领域里并不鲜见。
如19世纪德国史学界有一个普鲁士学派，其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