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试论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试论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学工办 吴财聪 优秀文章奖 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发表于1985年1文章展现于此时，无疑是有现实的外缘的余英时先生指出2：“这部专题研究的撰写起于两种外缘：第一是20世纪50年头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强烈议论；其次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学家企图用韦伯（Max Weber）关于“新教伦理”的说法解释东亚经济现代化的突出想象”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曾经是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四朵金花之一，发表的论文汗牛充栋，但无不具有先入为主的缺陷，无非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一锤定音这些巨大的劳动成果付出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逐步被包括大陆学者所抛弃这些论文也大多停留在研究手工业、商业进展表象的层面上，对于资本主义缺乏整体系统的理解所以余英时先生这篇论文的展现也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文章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主要研究近世以来新禅宗和新道教中篇，儒家伦理的新进展，这片面主要探讨和理清了近世以来释、儒、道三教之关系与儒教内部程、朱到王、陆的进展理路。
下篇探讨近世以来（16-18世纪），随着三教伦理的不断进展，引起中国社会布局和商人信仰行为、阶级自觉、伦理观念的变化这三片面虽是相互涵摄、彼此响应的，但各篇也是各有独立性3” 上篇新禅宗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猛烈的入世心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不知生焉知死”，对彼世存而不管余英时先生将之称为“内在超越”的性格4这种最经典的文化性格对以后的中国文化设下了根基，经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这一最根本的文化性格 1 初稿刊于《学识分子》季刊1985年冬季号，202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余英时文集中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 2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之《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此文发表于1986年 3 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论》，收入《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人民出版社，243页 4 参余先生《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收入《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1页 核心根本不变。
魏晋隋唐时期，佛教的出世精神占了主导地位，儒家虽未失其入世性格，但是流于实际政治和贵族的门第法礼方面儒家对彼世的有意存而不管，恰好给佛教的入传创造了机缘但唐朝惠能（638~712）对创立的新禅宗是佛教由出世向入世进展，“具有突破性或革命性的成就”惠能看法“直指本心”，“得意忘言”，“修行不必在寺”的新禅宗看法明显具有是佛教世俗化的意义，“有人称他为中国的马丁路德是不无道理的禅宗虽不能具有西方宗教改革时期的领袖一样针对国家、经济、家庭、法律等宗教伦理问题指发大量论述，但是在惠能死后约一个世纪，禅宗的南岳一派终究在佛教经济伦理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百丈怀德（749~814）的《百丈清规》和他所正式建立的丛林制度经过相当长的时期逐步影响及于佛教以外的社会俭朴”和“勤劳”是禅宗新经济伦理的两大之支柱余英时先生通过《百丈清规》《五灯会元》《全唐文》等相关禅宗新经济伦理的阐述，认为《清规》与丛林制度具有加尔文的“入世苦行”宗教革命之意义百丈怀德的新宗教伦理到了宋代已传入整个中国社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已成为俗语52.道教虽与佛教竞争，但是道教也有“援释入道”的方面6余先生在分析两宋之际的新道教兴起时主要分析了最主要的四个教派，“全真教最为重要，其次那么有真大道教、太一教和稍后的明净教”。
分别留心分析元好问《紫微观记》、王恽《游姆川水谷太玄道宫》、《玉真刘先生语录?内集》宗教史料，证领略新道教在新禅宗以后逐步兴起，朝着入世苦行的方向转变，神仙往往要下凡后成正果，人要成仙，便要在现世“做善事“”立功性“新道教是民间宗教，其伦理对中国民间信仰有深而广的影响，而且受儒教的影响，进一步讲“事父事君” 中篇儒家伦理的新进展在安史之乱后“礼乐为虚名”，佛道在日常生活中甚于儒家的处境下，韩愈以至宋代的新儒家虽全力排佛，但由于儒家自身对彼世的疏忽，却不得不通过“援释”来改造自身韩愈7以“治心”为始点，要求复儒，“正是入佛教之室而操其戈”李翱《复性书》，企图建立儒家的心性学说宋代新儒家最终建立了属于儒家系统的“对岸”世界——“理”的世 56 朱熹屡次引用，清人翟灏《通俗篇》收入此语 关于儒教和道教的“援释”问题前人早有研究，譬如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已有论及，但是这个过程中的蜕变理路多语焉不详 7 韩愈之《原道》与《师说》已为后人熟知，其中表达的复儒看法为人熟知，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援自新禅宗的精神却少为人提及。
界从而开头了儒家登“对岸”的追求，但这“对岸”是一个实有，而非佛教“对岸”的空寂这样在新儒教里就有了“此岸”和“对岸”的对立，造成了慌张的心绪韦伯认为中国“儒教徒单单渴望一种从野蛮的无教养的状态下超脱出来的‘救赎’他期望着此世的福、禄、寿与死后的声名不朽，来作为美德的报偿8” “儒教讲此一世界的慌张降至十足的最低点——无论是对现世采取宗教性的贬抑，还是实际上的拒斥，都减至最低的程度9”至此，余英时先生得出了与韦伯绝然相反的根本结论，他认为“儒家对‘彼世’绝非仅是‘适应’，而主要是采取一种积极的改造的态度，其改造的根据即是他们所持的‘道’或‘理’所以他们要使‘此世’从‘无道’变成‘有道’，从不合‘理’，变成合‘理’10” “敬贯动静”和“以天下为己人”分别是新儒教入世做事的精神修养和入世苦行一方面新儒家乃闻新禅宗而起，但另一方面又批判并超越了新禅宗，而将入世精神推到了尽处11”儒教也具有加尔文教派的“选民前定论”的共同特征，“替天行道”当于“替上帝行道”，“天民之先觉”当于“选民”， 新儒家和加尔文教徒对于自己的期望之高是完全一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新儒家对自己的期望。
后来新儒家展现朱陆派系之分，但他们在“入世苦行”的梦想，“天民之先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神圣使命是一致的同时，朱陆异同却对新儒教在社会群 12体中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意义陆象山强调只要人信得及“先立其大者”， 多读书不但无用，甚至“反增罪恶”无疑大大地扩展了新儒教采纳的人群王阳明的致良知教既得志了士大夫，也得志了社会群众的精神需要，之后浙中和江东两派进展了前者，泰州学派进展了后者这一过程使儒家更加世俗化，更深入民间了 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承上、中篇的伦理教义分析根基上，从社会实践的层面探究商人的宗教伦理通过钱大昕和全祖望等人文集来分析宋以后明清展现的“治生论”与“新四民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王 89 马克斯?韦伯 《中国的宗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311页 马克斯?韦伯 《中国的宗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309页 10 余英时先生主要根据《朱子语类》等宋儒著述对“人欲”与“天理”的阐述的分析，认为“人欲”与“天理”永远处于高度的慌张状态，不正常的或过分的“人欲”和“天理”处于彼此对立的地位。
11 余英时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272页 12 关于朱陆异同的分流过程以及概括蜕变理路可参考余英时先生之《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龙门书店有限公司 53页~83页 阳明语）是明清“治生论”的代表新“治生论”的展现，自然导致社会对商人态度的变化，原来“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发生了调整和变更明清展现的“弃儒就商”，士为商人立碑写传，士商的通婚和家庭背景的混合表达了新四民论余英时先生是建立在徽商王凤龄、章策、王大来，洞庭商人席本久、席启图等众多案例的分析根基上得出结论的13士商混合与互动是造成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布局和伦理的重新整合，既促使儒学的转向，也是商人学识水平和经营技术得到了提升，儒学也导致和深刻影响了商人主动建立自己的道德模范和价值认同标准余英时先生通过一些地方志与碑铭所记载的一些案例分析，认为明清时期商人也存在韦伯所认为清教商人所信仰的职业模范——忠诚和勤劳商人中间展现“贾道”的价值认同标准 这本书受到的关注是可想而知的，1988年还被译成了日文余英时先生对自己这本书也是颇有自信的，从他屡屡写文章了谈这本书可以看出，还写了相关一些相关的专题论文来加深读者对自己研究和方法论的理解14，对于余英时先生这本书的告成之处，本人试总结几点。
有些优点和学术模范是余英时先生全体的著作中都表达着，成为其一种中国学术的典范15而一些优点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以及与之相关的论文所特有或者说是更加突出的 本书虽论述从唐至明清几代的很长一个时间段的宗教伦理的问题，宽大繁杂的问题，但是余英时先生能够做到文章布局严谨，环环相扣，思想深刻严谨而文字深入浅出，可谓学至入境与其他哲学家从行而上学的角度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他从较广阔的历史视野看问题，坚持“论从史出”他认为“无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哪一方面，学术、思想、文学、宗教或者艺术，都离不开‘史’的向度16”，“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我们才能获致有关中文化传统的根本熟悉17”在有鉴于“现代青年重视西方理论而轻视中国史料的倾向”， 13 关于士商互动余英时先生还有一篇文章专题探讨，是和本文合作而写，探讨了士商互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士商靠着资产与学识的资源举行社会功能的互动，促成了儒学转向 《士商互动与儒学的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收入《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162页~211页 14 这些文章都收入《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研究的几点反省》 213~233页，《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358~363页 《工业文明之精神根基》364~390页等等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方法论和学术模式的建立是成一个系统的 15 孙勇才《余英时与中国现代学术典范之建构》 河北学刊 2022年3月 16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22年 17 余英时 《治史反思录》 他表担忧：“了解外界的一般行情只是史学研究的边缘活动，它永远不能也不应代替我们在自己园地中耕耘的根本功夫在如何处理中国本地学术模范和外国学术的关系上，余英时先生给我们供给很好的思路，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本书中是很好的例子在序论（中文版）里，他写到：“读者当不难看出，我所提的的正是所谓‘韦伯式’的问题但在试图解答问题时，我那么尽量要求让中国史料自己说话这样可能可以制止一种常见的毛病，即用某种西方的理论模式强套在中国史的身上所以我的问题虽属于‘韦伯式’，我的概括答案却和韦伯的《中国宗教》一书的论断大相关径庭18”在《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编者》中说：“19事实上，我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所偶然引用的西方的观念都只有接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