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妇女解放思想评析郑永福 李道永作者简介：郑永福（1944—），男，北京市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道永（1981—），男，河南长葛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08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摘 要：作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梁启超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广大妇女身心的摧残，发表了许多关于妇女解放方面的文章和演说，从戒缠足、兴女学、禁早婚和倡女权四个方面对妇女解放问题做出了深入的理性思考，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关键词：梁启超；妇女解放；戒缠足；兴女学；禁早婚；倡女权A Comment on the Women's Liberation of Liang QichaoZheng Yong-fu Li Dao-yong(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Abstract: as a forerunner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mordern China, Liang Qichao profoundly disclosed the devastation which had been brought by feudal ethics and rites education to women in general bodies and minds,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and the speeches on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de the thorough rational thinking on women's liberation in four fields: banning feet binding、establishing schools for women、early marriage and advocating feminism, and formed a tremendous sense of thought of women's liberation,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s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Key words: Liang Qichao；Women's liberation；Banning feet binding；Establishing schools for women；Early marriage；Advocating feminism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其妇女解放思想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有深远影响。
对梁启超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学界已略有论述香港学者黄嫣丽在《梁启超与近代妇女解放》一文中，就梁启超的妇女解放主张与实践做了简要介绍大陆学者王林在《梁启超的妇女解放思想》一文中，从禁缠足议、倡兴女学、禁早婚议、倡导女权四个方面初步阐述了梁启超妇女解放思想的内容另外，郑永福、吕美颐的《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两书以及吕美颐的《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晚清不缠足运动述略》、杨红辉、黄正泉的《论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向仁富的《梁启超女权思想探析》、史莉琴的《梁启超的戒缠足思想与实践》等文，对该问题也或多或少有所论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梁启超妇女解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主要内容、时代特征和历史作用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不足之处，祈望斧正一 梁启超妇女解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由各国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成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54梁启超正是在时代需要的推动下，借用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向中国封建传统道德观和妇女观宣战，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妇女解放思想。
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天朝上国”的大清竟和“蕞尔岛夷”的日本以签订媾和条约——《马关条约》的方式终止战争，割地赔款等历史耻辱在泱泱中华得以重演，国民信心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清廷的软弱和无能在日本和其他西方强权面前显得一览无余，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已成必然，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奇耻大辱惊醒了国人，社会心态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与传统观念发生了变革与变异，民族自尊、自强等自我意识空前觉醒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深深地刺激了梁启超，为抒发忧国忧民情怀，他慷慨悲歌：“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2]5476情之深、意之切，跃然纸上在上书朝廷、立志变法的同时，梁启超开始全方位地从经济、政治、思想、道德伦理等方面对中国、西方国情进行全面对比和分析，接受了西方生产消费理论中的“女子分利说”，并指出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
[3]30-31在梁启超看来，这便是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因而兴女学的目的，最主要是欲使女人有谋生之业他进一步指出：“吾之所谓（女）学者，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国人无男无女，皆可各执一业自养……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女学衰，国之所存者幸矣”[3]33他认为，与西方妇女相比，中国妇女最缺乏自由，中国妇女要获得自由，就要走向社会，而要走向社会，就要首先具备独立自由的人格，女学则是培养女子独立人格的首要方式之一，是女子谋取职业、获得自由的第一步显然，梁启超认识到了女学、职业、自由和国家盛衰之间的内在联系，故倡导妇女解放，可谓从中找到了另外一种强国富民的思想武器二）天赋人权与女权主义天赋人权和女权主义是西方新兴资产阶级用以抨击传统旧制度的有力思想武器，两者的具体内容虽有差别，前者强调 “人权”，后者强调“女权”，但从本质上讲，“女权”包含于“人权”之中，两者追求的目标有一致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走日本，对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十分推崇在《自由书》中，他表达了对卢梭的极度崇敬和赞美之情:“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
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4]350对于天赋人权论，梁启超甚为赞同他说：“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5]458，“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权，既生而当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与我，无贵贱一也”[6]558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认为妇女应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负，“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是完全有资格和男子一样担负起为国家尽义务之责20世纪初期，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在地传广泛播，西方女权主义理论随之而来，国内出现大量关于介绍女权主义的文章，形成了浓厚的舆论氛围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的《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以及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林乐知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道考》相继于1902年至1903年在中国出版到五四时期，中国女权运动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逐渐兴起和发展，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打开了中国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大门，女权运动与之互动互随，逐步走向成熟，开始倡导在理性启蒙层面引导中国妇女树立权利意识，即争取和实现女子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22年，梁启超在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人权与女权》的演讲，阐述了其倡女权思想。
他说：“女权运动，无论为求学运动，为竞业运动，为参政运动，我在原则上都赞成；不惟赞成，而且认为十分必要[7]4053女权理论的大量输入为梁启超妇女解放思想的进一步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二 梁启超妇女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梁启超的妇女解放思想经历了从萌芽走向深入、成熟的过程，其内容主要包含禁缠足、兴女学和禁早婚、倡女权四方面，其中，前两项基本形成于维新运动时期，后两项则基本形成于维新变法失败后他亡命日本时期一）戒缠足，挣脱身体桎梏在封建社会，妇女是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群体，她们不但要受到封建礼教的精神压迫，而且还要遭受极端的身体摧残——缠足缠足，究竟起于何时？商代、唐代还是南唐？姑且不论此种沿袭千余年的封建陋习虽扭曲了无数女子的身心，但历史现实却是她们对缠足仍趋之若鹜根源何在？穷根究底，只能归罪于封建礼教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一种变态的审美文化观妇女缠足，达到深入人心的程度，甚至成为社会地位、贵贱等级、时髦风尚的标志，无数女性在缠足风气的趋使下失去自我，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不戒除缠足恶习，妇女解放便无从谈起1896年，梁启超发表《戒缠足会叙》一文，向封建礼教和变态的审美文化观发起了猛烈冲击梁启超关于批判缠足陋习的言论，体现出了更多的女性关怀。
他说：“眼、耳、鼻、手、足，受诸天，受诸父母有一不具若残缺者，谓之废疾，谓之天下戮民，古王之制刑也，为劓为戮为刖，将以天戮，戮不肖以威天下，仁者犹或讥之，恶其伤天而残人类也男女中分，人数之半，受生于天，受爱于父母，非有异矣[8]80但是“人类之初起，以力胜者也”，由于男女之力“最悬绝不相敌”，导致了男子“扶阳抑阴说”的产生，从而使得“尘尘五洲，莽莽万古，贤哲如卿，政教如晦，无一言一事为女子计”[8]80，女子只能处于“充服役”、“供玩好”的地位梁启超还拓宽视野，从全人类的范围比较了非洲、印度、欧洲等社会陋习对女子身体的摧残他说：“禀此二虐，乃生三刑，非洲、印度以石压首，使成扁形，其刑若黥欧洲好细腰，其刑若关木中国缠足，其刑若斮胫三刑行而地球之妇女无完人矣[8]80这里，梁启超用几句精炼的语言和恰当的对比，就将缠足陋习批判得入木三分，着实让人惊叹对于缠足的危害，梁启超似有切肤之痛，因而对缠足恶习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描述他说，缠足之风盛行，“父母以此督其女，舅姑以此择其妇，夫君以此宠其妻，龀齿未易，已受极刑，骨即折落，皮肉溃脱，创伤充斥，脓血狼藉，呻吟弗顾，悲啼弗恤，哀求弗应，嗥号弗闻，数月之内，杖而不起，一年之内，舁而后行，虽狱吏之尊，无此忍心，即九世之仇，亦报不至是。
顾乃以骨肉之爱，天性之亲，狥彼俗情，为此荼毒，呜呼！可不谓愚人哉？可不谓忍人哉？”[8]80千百年来，缠足使她们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在“不烂不小，越烂越好”认识支配下的无数女子，为缠就一双“三寸金莲”，即使是皮开肉绽、筋折骨断也在所不惜有人在缠脚布内放入碎石、瓦砾、瓷屑，有人用针刺刀划的办法弄破皮肉这种“自残”行为，使缠足女子行不能稳，夜不能寐，历尽极度煎熬，惨遭至酷折磨时人曾有“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又是何等生动的写照！此外，梁启超还认为缠足加剧了国家的衰弱梁启超指出，“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人生六、七年，入学之时也，今不务所以教之,而务所以刑戮之倡优之是率中国四万万人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安所往而不为人弱也[8]80缠足后的女子，走路尚且困难，怎么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又怎能参加必要的社会劳动呢？女子 “自残”既是国家“自杀”，又怎能不导致国家的衰弱呢？为了强国富民，就必须戒除缠足陋习有清一代，缠足之风，愈演愈烈，不仅上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