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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伟的三场演讲郭玉洁当何伟（Peter Hessler）从涪陵宾馆大堂的人群中穿过来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 他身高175厘米，棕色头发，穿着深蓝色外套，要面对面时才会注意到他深陷的、漂亮的眼睛，睫毛长而上翘，足以令许多女孩妒忌。不过总体而言，像“何伟”这个名字一样，他拥有隐藏于人群中的特质。 15年前，何伟第一次来到涪陵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和另一位美国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1991)的志愿者亚当走到市区，有人大叫：“来了两个外国人！”有人叫“哈”！于是又有人叫：“来了两个哈！”人们拥过来，从路边拥到大街上，堵塞了交通。 涪陵是长江边的一个小城，人们在乌江与长江会合处聚居成镇。3月
2、该来的春天没有来，寒意瑟瑟。天空是不干净的灰色，偶尔下起雨。这是江城，也是山城。对于来自平原的人来说，在涪陵永远都要上山、下山。司机在很陡的坡上停车，行人像在山里走小路一样，随意在车流里横穿。建筑有两种，比较旧的依山势而建，上上下下错落有致，而近年修建的大楼，则十分宽阔，似乎假装这是一个平坦的地方。 和15年前相比，涪陵依然混乱、吵闹，但市区大了许多，市区人口从当年的20万增加到40万，而涪陵政府提出要建设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对何伟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不再是那个恐怖的焦点了。 在中国，人们知道涪陵，是因为它的特产榨菜。而在英文世界，如果有人知道涪陵，多半是因为何伟的书消失中的江城一位西方作家在
3、长江古城探索中国（River Town，2001，下称江城）。 一 1996年，何伟作为美国和平工作团的志愿者来到涪陵师范学院教英文。和平工作团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送年轻人到第三世界国家工作。当时的涪陵，半个世纪以来没有见过美国人。何伟之所以来到涪陵，是因为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这里距离成都和平团总部最远，领导不太会来。 当时的涪陵，不通铁路，公路状况十分恶劣，去哪儿都必须搭船。那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过去四年了，东南沿海已经掀起了商业大潮，三峡大坝开始动工，重庆还没“直辖”，涪陵仍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小城，在历史坐标中一个安静的点。 两年后，何伟结束和平团的工作回到美国，他用四个月的时间写下江城
4、，记录在涪陵的生活。之后，他来到北京，继续观察、写作中国。2011年2月，他第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Country Driving，2011，下称寻路中国）中文版出版，这也是他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这时，他已经被公认是描写中国最好的当代西方作家。 他再次回到涪陵，在久违了的涪陵师范学院现在的长江师范学院，作了两场演讲。 第一场在老校区，何伟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这里依山而建，与市区隔乌江相望，小而优美，有旧时代的好品位和岁月经久之后复杂的生态。何伟住过的公寓已十分破旧，绿色窗框里的玻璃已经破了，但当时却是学校最好的公寓楼。从六层的阳台上，能看到玉兰、泡桐、香樟树
5、，还有乌江混浊地流过。由于扩招，长江师范学院的学生，从原来的2000名扩到1万多，老校区不够用了，学校在郊区的山上买了一块地作为新校区。老校区只容纳一年级的新生。 暮色降临，在阶梯式的学术报告厅，何伟用中文演讲。他没有站在组织者安排的高高的讲台上，而是在观众席里一边走动一边讲，当有学生提问，他就走到那个人面前，仔细聆听。 他展示了一些照片，讲述的内容主要是寻路中国里的一些片段：他在北京租了一辆车，往西部开，路上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仿佛是一部流浪汉小说。 学生们大部分是川渝一带的典型长相，矮个子，圆圆的脸，红扑扑的，气息朴实，女生们喜欢穿玫瑰红的羽绒服。他们大部分没有看过何伟的书，也不知道这
6、个人。在演讲结束后请何伟签名时，有一个女生拿的是自己的数学课本。这不能怪他们当地最主要的书店是新华书店，书的译者、也是长江师范学院的老师李雪顺想跟新华书店联系做一场活动，被拒绝了。 江城出版之后，涪陵师范学院组织英文老师翻译了全书，但是书中对于学校政治氛围毫不留情的批评，注定不会被校方喜欢。没有学校领导来参加这个原本可资荣耀的活动，而地方政府的反应是，宣传涪陵当然好，但是如果破坏涪陵的形象，那肯定不行。 事后记者才知道，由于学校怕太多人参加活动，会“拥挤，造成事故”，所以宣传很少。最重要的是，学校规定每个班只能来三个人。于是，基本上每个班来的都是班长、团支部书记和学习委员。 使用中文让何伟很紧
7、张，尽管他的中文已经相当不错，他有节奏地在演讲中安排笑话，迎来预期中的笑声。演讲结束后，他朗读寻路中国的英文片段，李雪顺读对应的中文。他在书中提到了驾校考试的几道题目，在他的讲述中，那几道题目，正如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一样，有着显而易见的荒诞性。 大约40分钟的演讲与朗读之后，何伟请台下的学生提问。和他当年的学生不一样，这些学生生于上世纪90年代，独生子女，毕业后不被分配工作，身处网络时代，老师抱怨他们成天打游戏，他们则抱怨被剥夺了过多的自由。 一位女生第一个举手，她用非常流利的英文开头，然后用中文问何伟：“你这本书是2001年完成的”何伟犹豫了一下，轻声说：“不是。”女生像一个辩论选手一样，确
8、认道：“是，还是不是？”何伟说：“不是。”“好，不是，那你现在再次回到涪陵，你到北京、上海，你觉得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中国最重要的变化，我以为是人们开始搬到城里。好多以前是种地，现在搬到城市。好多国家有这个经验，美国也有，欧洲也有，但是中国的速度比较快，也是因为人口比较多。” 女生继续发问：“那从整体来说，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向，还是一个会带来问题的不好的变化？”何伟说：“很难说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是必须的。中国要现代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农民，那么少的地，但是肯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女生接着问：“你看到很多缺点，也看到很多优点，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交流者，能不能把更多美好的东西写出来？”
9、 接下来有学生说：“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也多相对于美国，你觉得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什么？” 年轻的学生们很少冷场，被点中的同学通常有一连串问题，这时候，其他人举起相机、手机拍摄何伟。 他们的问题多半是问何伟对于中国的看法，骄傲的民族自尊心无处不在。而对于这个正在讲话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兴趣，他是美国人，来自密苏里州，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学生们没有问。关于中国，他们在寻找的，也是某些确定性的答案。他们关心美国人怎么看中国，好，还是不好？“好”当然是标准答案。他们还没有培养起对于他人、其他文化的好奇心。就如何伟在书中描述过的，中国学生很勤奋，尊敬老师，但是也比较封闭，不开放。 最后一个问题，一个瘦削的
10、男孩被选中，他站起来，很客气地问：“请问一下，根据您这些年的观察，您觉得中国未来会不会接受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自由和民主。”全场响起了掌声，夹杂着笑声。 无论被问到什么问题，何伟的表情都很严肃，让人感觉他会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要不然就是中文真的让他紧张。对这个问题也一样，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这些年轻人决定。” 演讲结束后，他对记者说，十几年前，不会有学生提这样的问题。“因为是公开的场合，所以我用了外交语言。”停了一下，他说：“不过，那也是真的。” 二 两天以后，何伟在长江师范学院新校区作另一场演讲。这个校区距离市区车程半小时，它具有中国当代城市规划与建筑最重要的特点：
11、大。好像把山炸平了，建成一片宽阔的平原。在这平原里，有草坪、小河、假山，河边的石头有一些是水泥伪装的。校园太大，赶去上课的学生怎样成群，都显得很稀疏。只有在音乐厅门前的空地上，形成了围观的人潮。那里一位女老师举着话筒在唱红歌，后面是十几个漂亮的女生伴舞，再后面，更多的女生举着粉色的假花，一动不动。 路上的学生都不知道何伟的活动。知道这个消息的学生大概都已经在学术报告厅等着了。有个女生趴在窗前用重庆话说：“他到底来是不来哟？” 何伟演讲的内容与前一场一样。阶梯教室里收音效果很不好，回声大，相隔几排就不可能听见其他人的发言，只要有人私语，整个教室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嗡嗡作响的蜂房。 还是有人用英文提问
12、，非常纯正，甚至做作的英式英文。每当这时，何伟会先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用中文回答。这引起了全场的笑声。和新生比起来，这些高年级的大学生更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两个学生建议何伟去新疆看看，因为那里和涪陵、和南方很不一样。何伟回答说，他去过一次新疆，而且在北京的时候，他有一个维吾尔族的朋友。他反过来建议学生们，你们应该去新疆，去西藏，去听听维吾尔族人怎么想的，藏族人怎么想的。 学生们表现出对何伟更大的兴趣，更少的紧张感。有人问他为什么给自己的书取名江城甲骨文，他在中国的旅游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有一个男生说，他很羡慕何伟这样一个人旅行的生活方式，那也是他的理想。 教室外，何伟教过的学生们陆续来
13、了。他们现在大部分留在涪陵，成为英文老师。因为何伟回来，晚上有一个聚会。看得出，他们很重视这次聚会，“男生”穿着西装，“女生”都穿上了在冬天能穿的最隆重的衣服，有一位穿着红底金色花纹的棉旗袍，边上镶着一圈白色绒毛，像是要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有一种小镇生活特有的拘谨和憔悴。 对于有记者在场，他们客气而紧张。他们都看过江城，在那里面，一些学生被提及和描写。对这本书有什么想法吗？一个男生回答说，何伟把他们写得太政治了，太意识形态化了，他们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严重。 关于这些学生，何伟在江城里写道，他必须很小心不去触碰关于中国政治的话题。他很清楚学生们一路以来所受的政治教育，但是不可避免地，师生之间的对
14、话有时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有一次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中，何伟以温和的语气说，他认为，每个地方都有种族主义和恐外症的问题，甚至包括中国。班上最优秀、最爱国的学生温蒂立刻反驳：“中国没有种族偏见或种族歧视。”何伟举出自己的例子，他和亚当到涪陵市区时，常常有人对他们大吼大叫。温蒂说：“他们是友善的。”何伟不同意，他觉得这是糟糕的事。但他试图转圜：“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 当时，学生们低下头，全班陷入一种不自在的沉默。何伟发现自己正注视着45簇黑发。他明白，身为外国教师，他不能以任何形式批评中国。他讨厌这种情况大家低下头这种时候让他觉得，他不是在教45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在教一个团体。在这些时候
15、，这个团体的想法一致，即使他们沉默而被动。 只有文学可以穿越他和学生之间的隔阂。课堂上，何伟带他们读莎士比亚的诗歌，排演哈姆雷特。文学永恒的力量在那些时刻软化了学生们僵硬的标准反应。在共同的阅读中，何伟觉得，他们都是避难者。学生们逃离了政治课，而他逃脱了解构主义。“我们都很快乐，我们读着诗，而在外面的江流上，整个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事。” 在教室里，学生在问最后一个问题：“涪陵这两年，对你的改变是什么？”何伟回答说：“我变得更轻松了，一开始我很容易生气，后来我变得比较有幽默感了。幽默感很重要。” 何伟曾经写道，教育是很重要的，涪陵的生活也是教育，对他来说，这个教育比牛津大学的教育重要多了。 那两年时间，他所遭遇的，绝不止是学到了“幽默感”。事实上，他并非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最难的角度进入中国。不是外国人较多、自称“国际化”的上海、北京，也不是努力往外扩张的东南沿海，而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小城。在这里，外国人像外星人，人们对异族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也不知如何共处。 人们在闹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