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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诗词应突破儒家诗教的旧框架王继杰一、 儒家诗教的内容及其局限性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诗化了的民族。诗教是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滥觞的。所谓诗教，就是儒家提出的一系列诗人们必须遵循的诗歌创作原则。通过体现这些原则的诗歌，达到教化民众，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孔颖达诠释其义为：“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正义)虽然诗歌应发挥“怨刺”讽谏作用，但也必须“止乎礼义”，“怨
2、而不怒”。这就是说，诗歌应教化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诗歌的内容不能偏激过火，而应该讲究“温柔敦厚”。诗歌创作必须合乎剥削统治阶级的“礼”制，就是“怨刺上政”，也要委婉含蓄。统治者就是砸了你的锅，奸了你的妻女，管刀捅进了你的胸膛，你也得“埋而不怒”，“止乎礼义”，“礼义”就是“怨”的底线，决不能有一点反抗精神。显然，这一原则完全把诗歌当成了服务于封建政治伦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不仅限制了诗歌本身艺术原则的全面彰显，对诗人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以及揭露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束缚作用，对整个诗歌创作和诗人创作作个性的张扬，都是一种桎梏。此外，诗教中还
3、包括诸如“诗言志”、“诗缘情”、“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兴、观、群、怨”、“风、雅、颂”、“赋、比、兴”、“载道”等等一些其它原则，并融入了佛道等其他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因素。“风、雅、颂”、“赋、比、兴”就是所谓“诗之六义”。在这些原则中，“言志”和“缘情”主要是就诗歌的体裁形式特征而言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载道”等，是说的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原则；“风、雅、颂”则是指题材内容；“兴、观、群、怨”是讲诗歌的社会作用；“赋、比、兴”指诗歌的写作方法。这些原则框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直被中国古代诗坛奉为神圣经典，一旦
4、有人想突破这些框架，卫道者就会祭起这些原则来打击异端，匡正诗歌的发展轨迹。李贽就是这样死的，说明“温柔敦厚”的实质并不“温柔”，背后隐藏着破冰者的鲜血。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状况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支撑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化发展的社会物质生产也得到空前的发展，这都决定了文化包括诗歌必然也发生巨大的发展变化。回首再看几千年前的诗教原则，由于时代、阶级、认识的局限，其片面性、局限性就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了。诗歌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到今天也必然要突破儒家诗教的旧框架，更换和增加新的原则内容，来观照今天的历史。仅从“诗言志”、“诗缘性”的形式特征原则来说，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把诗歌
5、仅作为专门抒发个情志为主的文体，后来甚至排斥叙事、议论等内容，也是片面的。尤其是律绝等近体形式出现后，更以抒情言志为能事，结果弄得泱泱“诗国”竟找不出一部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与西方的荷马史诗相媲美。幸好中华民族中还有几个少数民族因历史原因没有受到诗教影响，藏族兄弟留下了一部格萨尔王，兄弟留下了一部江格尔，甚至人数不多的克尔克孜族兄弟都留下了一部玛纳斯等大型英雄史诗，规模都超过了荷马史诗，不然，怎么对得起泱泱“诗国”之称？其实叙事、议论与抒情言志并不矛盾，诗词这块土地上，怎么就只能种地瓜，而不能种冬瓜、西瓜，乃至果木大树？再看看对联这一文学形式，它与诗词有血缘之亲，实际上已独立门户，而且可以说它
6、是世界上最精炼短小的一种文体了。说容量，比诗词还小。可是它既可雅，又可俗，既可写景抒情言志，也可论史言事说理，大发议论，嘻笑怒骂，皆可入联，诗词为什么就要作茧自缚？二、 历代诗人对儒家诗教框架突破的尝试中国诗歌史上有几次大的纠风运动，一次是初唐纠六朝的绮糜之风，一次是北宋纠西崑之风，一次是明代纠台阁之风。纠风者都抬出诗经的“风雅”原则作武器，对这几股风气大加挞伐。但这几股被纠之风其实都不是因为突破了诗教的原则框架而被纠的，只是因为其太“温柔”、太“绮糜”而失掉了诸如“汉魏风骨”之类的阳刚之气而被纠的。这只是诗教的几次内部“整风”而已，并非对诗教本身的突破。真正突破诗教原则框架的，第一个突出的诗
7、人恐怕要算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甚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就不太“温柔”，甚至是“怨”而“怒”，也不在乎“礼义”了。郭沫若考证太白出生的碎叶城在今之俄罗斯境内，如若是真，那他就是一个中国籍的外国人，所以血统与性格就与一般中国人不同，对中国那套“礼义”不那么习惯，甚至敢在天子面前发酒疯，难怪要被赶出长安了。关汉卿的套曲不伏老就犯了“乐而不淫”之禁。睢景臣的套曲高祖还乡不仅叙事，不去专门抒情言志；而且还专骂皇帝，可说是双重突破。虽然从诗经中的绵、生民，中经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直到白居易的长恨歌，早就有叙事诗，但都不敢骂皇帝。白居易还想方设法替尊者讳，并为之
8、大唱哀歌。从这一点来看，睢景臣是吃了豹子胆。好在元鞑子没有象清庭一样“汉化”，对其意义还不太懂，否则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李白是个没有觉醒的诗人，到了金陵凤凰台他还写诗说：“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如果说他的出格是血统、性格使然的话，如果说他与关汉卿、睢景臣都是零星、偶然出现的反叛者，那么，宋末的严羽与明代的李贽就不是偶然了。严羽的沧浪诗话就是要推翻儒家诗教把教化作用作为诗歌的本质的那套理论体系，而另立一套以“兴趣”即审美感受为诗歌本质的理论体系，这是诗歌理论的一大进步。李贽则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杀出来的叛逆者，他不仅突破了儒家思想原则的体系，甚至是宣战了。他公然以“异端”自居，认定六
9、经、论语、孟子并非“万世之至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并攻击儒家的经典“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认为“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把“众人”与“圣人”等同看待，这就是直接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相对抗。在文学上，他提出了“童心说”，他解释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正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皆闻见道理
10、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焚书卷三童心说)因此，他强调“绝假纯真”，提倡有为而发，崇尚自然朴素，肯定发展变化。他的这些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客观上代表了广大农民阶级和新兴市民阶级反抗传统、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新思潮，直接影响到公安派提出“性灵”说，求“变”求“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有力地冲击了传统诗教的框架原则。尽管“童心”说具有浓厚的唯心色彩，也较为抽象，忽视了社会实践和阶级分析，但其对“无所不假”的现实的揭露，及尊重个性、摆脱束缚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明末清初的几位著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与李贽不同，他
11、们不是以同儒家原则对着干的姿态出现的。相反，他们的理论主张往往鸠占鹊巢式地以孔孟学说的形式反映出来。但他们的思想却闪烁着朴素唯物论和民主精神的光辉。黄宗羲揭示了世代剧变促使文学的发展出现高峰，具有反抗意识的文学作品虽受压抑于一时，但终将对未来历史产生巨大影响。顾炎武则要求一切文学作品必须有益于国家社会和当时后世，他还把直言议政，批判现实当作诗人的神圣责任。王夫之辩证地分析了诗歌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并对“兴、观、群、怨”和“比兴”原则作出了新的阐释，兼顾了诗歌的社会意义与艺术效果，并揭示了社会生活实践对诗歌创作的关键意义。这些思想都对传统的诗教原则有所突破。还有个值得一提的袁枚，他不仅标
12、举“性灵”，“最爱言情之作”，并对“神韵”、“格调”、“肌理”诸说进行批判，特别是在“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问题上，与当时的诗坛大宗伯沈德潜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说：“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袑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唯 论语为足据。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此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畀豺虎之类是也。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此诗之有关系者也。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以诗之无关系者也。仆读诗常折衷于孔子，故持论不得不小异于先生。”在再答李少鹤书中，
13、针对沈德潜的“诗教”理论，他还说：“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二雅中之上帝板板，下民卒殚，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未尝不裂眦攘臂而呼，何敦厚之有？故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把批判矛头公然直指几千年来的诗教神圣教条，甚至认为它不足据，这思想可算是解放的了。这说明他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说明诗教本身存在着矛盾。更不能不提的是晚清黄遵宪、夏曾佑等标举的“诗界革命”，更是承龚自珍、魏源等以变革一切为志，力主讲新知、写新诗、说新理、用新词、用新典、创新体。不管是题材内容，思想内容，还是语言运用及写作方法上，都
14、突破了旧的诗教框架，令诗詞面目为之一新。就是到今天，这些主张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以上所举历代对传统诗教原则框架有所突破的尝试，其实质都代表发展演变的时代和新兴阶级的愿望与要求，在历史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对当代诗词，文学史论家们不屑一顾，更没有作出过阶段性的归纳与总结。但我从一些名家专集和一些诗词刊物上，也发现过突破儒家诗教框架的例子。如诗词丛刊2003年第一期中所载廖国华的诗词作品，仅举一例：夜聚吟随欲而今已入乡，粗声吼气乱开腔。钟敲两点神犹足，酒满三巡胆尽张。说到天灾真见鬼，一提腐败日他娘。忽听谁个嗓门大，老子农民不下岗。正如郭定亁先生点评所云：“廖国华的诗风是以瘦、硬、奇、险著称的
15、，其内容又以怨、刺居多。比之于花，则刺玫瑰是也；比之于果，则刺栗子是也；比之于禽，则抟风搏击之雕鹗是也；比之于兽，则骁腾蹴踢之怒马是也。读他的诗有如见到江州刑场上杀出的黑旋风，乱砍乱劈无人可当其锋。他的诗多愤激语，再不受温柔敦厚的诗旨所囿，有感而发，无廉价的谀诗和无病呻吟之作，每每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魏义有称廖国华的诗已攻占题材、格律、语言三关，凿破字法、句法、章法三窍。”我个人认为，他不仅凿破“三窍”，而且不讲沈德潜的那套“格调”而自有格调，不讲王渔详的“神韵”而自有神韵，不讲王国维的“意境”而自有意境。特别是他对俗语、口语、流行语的运用，真可谓点土成金，而远胜黄庭坚之“点铁成金”。读他的诗
16、，能感觉到一种另类的审美感受和价值。他的诗不“温柔敦厚”，却反有一种亲切之感，且令人知道诗词还有这样一种另类写法。我自己也曾有过突破传统诗教框架的尝试，仅举“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例：登天心阁古城砖瓦久侵淋，血雨腥风又骤临。底事神州多劫乱，天心阁上问天心。九大纪事炮打火烧如着魔，文攻武卫血成河。像留麒阁功臣少，命赴泉台屈鬼多。恺悌声中倡国乱，阴谋场上说人和。我今偷纪为求实，以待将来正史讹。感事(之一)血化朱砂判罪行，是非功过岂难评？人伤一命刑当死，政祸万民谁敢哼？史册专为君颂德，诗歌要替庶传情。神灵纵有光环罩，蔑视疯狂红卫兵。这不仅敢“怒”，而且是拍案而起，显示出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思想锋芒，灵魂没有被高压所扭曲。有人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