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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翻译理论与译者翻译策略项 敏 李江华（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128）摘 要：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而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制于其所处时代翻译理论，自身文化，语言能力和对原著的理解。本文试图在理解功能翻译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译者翻译中应采取的策略，并得出结论翻译工作者必须与时共进，开拓创新，从归化与异化的二元思维中解脱出来，树立“世界化”的新观念。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 归化 异化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ors StrategiesXiang Min Li Jia
2、nghuaAbstract: As the main part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should exert largely his own ability, which is effected by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that period, the translators culture image,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his comprehending of the original works. On the basis of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3、 transl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skills a translator should adopt and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step out from the dual thought of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improve themselves with time and absorb the new idea of cosmopolitan translation.Key
4、words: Function-based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引言翻译作为语际间的交流,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也是文化的转换过程。翻译活动归根到底是人的智力活动,因此,同一个语言项目在不同的译者笔下会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如God bless you .菩萨保佑 (译 1);上帝保佑(译 2)。这两种译法不是译者的语义理解上有差异,而是反映译者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文化取向问题。而译者的文化取向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其所处时代居统治地位的翻译理论。本文将在翻译理论的基石
5、上，结合当前实际来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1、功能翻译理论1.1 功能翻译理论概述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派主要包括:Katharina Reiss 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HansVermeer 的目的论及其延伸理论(Skopostheorie and beyond),Justa Holz Manttari 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action), Christiane Nord 的忠诚原则 (loyalty principle),以及其他用于译员培训中有关功能方法论的著作。
6、功能翻译理论源于行为理论,他们认为,翻译是一种在既定场合发生的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语言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翻译的成功与否决定于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完成,讲究翻译目的的完备性,而不是对等。他们认为对等翻译只是翻译多种形式的一种。因而,他们提出了任何翻译的最高原则是目的法则(skopos rule)。Vermeer 认为目的法则是:每个文本为某个目的所生产,并应该服务于该目的。译文的接收者是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译、口译、讲话和写作必须让你的文本在使用场合能对想使用的人起作用,并按照想使用的人所想起作用的方式起作用。根据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从属法则,这些法则来自翻译要求,它是
7、由发起人(initiator)( 也可能是译者本人 )给定的。翻译要求规定需要什么样的翻译。至于原文,他们认为只是一种信息源,因为任何翻译都是面对意向受众,功能策略便可以解决翻译问题。1.2 功能翻译理论对译者的定位Katharina Reiss 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引入功能性概念,其理论研究的重心是译者的作用以及译者的功能。功能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费米尔(Vermeer)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译者的任务是要让不同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得以进行。当两种语言及文化背景出现较大差异时,为了使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能进行有效沟通,译者根据其自身的翻译目的、文化取向和审美意识,采用一
8、定的翻译策略。2、译者翻译策略2.1 翻译中译者的文化意识Hanvey 认为,文化意识是指跨文化交际主体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的认识。具体地讲,文化意识是交际双方对文化差异的高度敏感。而译者的文化意识指的是在跨文化交际中译者对交际双方行为(语言或非语言的)文化差异的识别经验。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形式之一,表面上是语言的转换,而实质上是文化的转换,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镜子。 “文化表征着传统和信仰,我们一出生就浸润其中,我们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也因此受这种文化所制约。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生活在其思想规范之中。在某个场合说什么话,或想说什么话,常常依从文化习俗,这是任何语言的
9、特点。如果不全面了解文化习俗,或者不尊重文化习俗,就会引起混乱,甚至误解。 ”所以译者就要了解不同的文化规约和文化习俗,了解不同文化环境中人们说话方式和习惯的差异,用自己的经验和意识去预防冲突,化解矛盾。例如,清朝大臣李鸿章出访美国,在一次答谢宴会上谦谦致词:“今天,承蒙各位光临,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备有粗馔,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大家多多包涵。 ”次日李大人讲话见诸报端,饭店老板阅毕大为光火,认为李大人言辞有玷污饭店声誉之嫌,决定予以起诉,借助法律,讨回公道。平心而论,发生交际冲突的责任不在李大人。李大人自幼沐浴中国传统文化,满腹经纶,学富五车。 “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
10、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海里了” 。加之大清多年闭关锁国,致使李大人缺乏跨文化意识,引起冲突责任自然不在李大人。古人言:“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记 曲礼上) 。一句话就道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规约,即为人处世要谦虚。 “谦虚”向来被中国人视为美德。要做到谦虚,就得尽量贬低自己,恭维抬高他人。在中国文化中自谦之词可信手拈来,“鄙人、在下、愚、卑职、老朽、拙文、献丑、不才、蓬壁”等等不胜枚举。在我们的文化中类似李大人的谦辞我们都习以为常,甚至是值得称道。实例中交际的地点和交际的对象已发生变化,而译者缺乏跨文化意识,忽视文化差异,一味地按照字面翻译,引发冲突就在所难免。由此可见,“对于成功的翻译而言
11、,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如何处理文化信息就得多多注意。文化翻译时,译者先得进行比较,而比较就是要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参照物。因为文化的差异是绝对的,故而这些参照物常常是不等值的,所以就得透过词语,去挖掘词语背后深藏的民族文化背景,这就给跨文化交际造成极大的不便。王佐良先生对此曾大为感慨,“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 ”而这一“解释”也就是翻译中的解释性翻译或称之为描述性翻译。若对这些文化差异置之不理,则会产生文化蒙蔽,进而
12、不利于文化交流;若按字面翻译而不加任何解释,则又会引发文化冲突。由此看来“解释”方显译者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的灵活性,“解释”有助于预防冲突的发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缺乏文化意识可能引发交际冲突,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2.2 译者翻译策略2.2.1 归化与异化人类文明史表明,在语言转换过程中文化的保留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吸收异质文化的积极因素,与自身相结合,形成新的文化。另一种则是,一种文化的积极因素被别的文化吸收,在异质文化中,其自身的生命形式消亡,这就是翻译过程中译者所使用的“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不同的译者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跨文化
13、交流问题的考虑角度不同,因此所使用的翻译策略也不同。回顾历史, 在归化和异化问题上，许多学者都曾见仁见智。为了线索清晰起见,笔者将这些研究归为国外研究状况和国内研究状况两部分。1)国外研究状况早在现代初期,在将外国文本译成英文的过程中归化策略就出现了。在确立归化策略的过程中,约翰德海姆(John Denham)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他并不是首先提出这种翻译策略,但是由于他出版了经他翻译的维吉尔(Virgil)的特洛伊的毁灭(he Destruction of Troy),归化策略得以广泛宣传。在前言中,他这样写道:“诗所表达的情绪是如此细致微妙,以至于在将它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它所表达的情绪会被蒸发
14、掉。如果不在转换过程中加入一种新情绪,那么诗就只是一个空架子。 ”(Venuti,1995:49)“所以说,如果维吉尔必须说英语的话,那他应该像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那样说,像这个时代的人那样说才合适。 ”(enuti,1995:50)显然,这种被添加到译本中去的“新情绪”牵涉到归化过程,因为经过这样的处理后外国文本中被输入了目的语文化中特有的价值取向。德海姆译本的最大成就就是使这英雄史诗自然地展示在后继者面前,因而发展了一种统治英语诗歌和诗歌翻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形式。后来的作家德莱登(Dryden)站在德海姆的立场上,也反对“奴隶似的翻译” 。他俩都意识到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一定比率的得失是难以避免的
15、,翻译从来都达不到一模一样,要么不足,要么过剩。他们认为归化策略是控制这种模棱两可关系的最有效方法。在德莱登之后,从亚力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的荷马史诗(Homer) 到亚力山大泰特勒(Alexander Tryler)的翻译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归化策略在英语翻译的理论与实际中都很盛行。所以,他的翻译目的是超越语言文化,达到等值效果。弗瑞瑞(Frere) 同样提倡流畅翻译,他说:“我们认为,翻译语言应当尽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不可触摸、不可看见的元素,它应是思想和感情的媒介,仅此而以。它自身应重不招人注意;因此,所有引
16、人注目的词组(无论新旧),所有外文的借鉴和引用,都应尽可能地避免。 ”(enuti,1995:77)乔治兰姆(George Lamb)也置身于流畅翻译的主流中。他说:“翻译的自然过程应是首先保证其忠实性,然后再试着加以润饰发挥。”在实践中,他采用增词法和减词法来处理引起异议的表达形式。阿诺德(Arnold)也赞同翻译应超越而不是显示语言文化差异这一观点。勒弗韦尔(Leevere)坚持认为翻译就是归化。当代学者奈达(Nida)相继提出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和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其实质也是遵循译入语国家的语言习惯和文化模式。奈达成了归化派的代言人。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约翰诺特(John Nott)在将凯图拉斯(Catullus)翻译成英语时非常抢眼地运用了异化策略,即抵抗式翻译。他说:“当翻译、解释一部古代经典时,这项工作可以被认作是在历史链条中形成一环。历史不应被捏造,因此我们应当公正地翻译。 ”(en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