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

《厦大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厦大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42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及理论体系,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公共经济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它是由财政学发展而来的。财政学是公共经济学的起点。 亚当斯密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研究财政问题的绝大部分著作皆冠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1892年，巴斯塔布尔（C.F.Bastable）第一次以公共财政学(Public Finance)为书名出版了财政学专著，标志着国家财政学向公共财政学的转变。 1922年道尔顿

2、（Dalton，H.）出版公共财政学原理（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 奥地利、意大利、瑞典等国的学者将“边际革命”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财政分析中，创立的以公共产品为核心的崭新的财政学。 。,1933年，斯杜登斯基(Studenski，P.)在其公共财政学篇章(Chapters in Public Finance)题为“公共经济的性质与机制”的一章，全面地分析了公共集团性质、公共经济性质、公共经济发展、最高社会利益等问题，使“公共经济”这一思路在财政学中得到进一步体现。意大利学者马尔科(de Marco

3、)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First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一书于1936年在美翻译出版，为美英财政学的理论基点从“政府收支”转到“公共经济”上来，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使得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的由欧洲大陆学者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改造过的新财政观(包括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经济理论等)进入英美财政学者的视野，并使英美的财政学发展逐渐转轨。,该书第一章就指出:“所谓的私人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的活动，并且至今为止它们涉及的是私人需要的满足问题。所谓的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经济学，研究的是国家的生产活动，它涉及的是共同需要的满足问题。” 阿兰(Allen，E.D.)和

4、布朗里 (Brownlee，O.H.)1947年出版的公共财政经济学(Economics of Public Finance)，首次采用了马尔科的财政学是“经济学”的观点并贯穿于全书。该书第一篇“公共经济综观”，指出随着更多的政府财政注意力被用于经济的生产和就业方面，以及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相互联系上，而不再如早期财政研究那样，仅是分别对于财政支出、收入和公债等的研究，,泰勒(Taylor，P.E.)1948年的公共财政经济学(Economics of Public Finance)，道格拉斯(Douglas，P.H.)1952年国民政府经济(Economy of the National Gov

5、ernment)，罗尔夫(Rolph，E.R.)1954年财政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Fiscal Economics)等，都已不再将财政学局限于政府或公共收支上，而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1954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一文掀开了公共经济学核心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新一页。他在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以完整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随后，公共产品的概念在西方财政学

6、中被广泛接受和应用。蒂布(Tiebout Charles M. )1956 年在其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 一文中构建了一个地方性公共产品模型，进一步发展了公共产品理论。,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Abel Musgrave)出版了被奉为经典著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A Study on Public Economics）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学”概念。,马斯格雷夫在该书的一开始就指出：“的确，我一开始就不愿把本书看作是对财政理论的

7、研究。从很大程度上说，问题不是财政问题，而是资源利用和收入分配问题因此，最好把本书看成是对公共经济的考察。围绕着政府收入支出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传统上称为财政学。虽然公共家庭（政府）的活动涉及到收入和支出的倾向流量，但基本问题不是财政问题。它们与货币、流动性和资本市场无关，而是资源分配、收入分配、充分就业以及价格水平稳定与经济增长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经验看成是研究公共经济的原理，或者更准确地说研究的是通过预算管理中出现的经济政策问题。”,在马斯格雷夫看来，公共经济理论的任务更多的是研究公共预算管理中出现的经济政策问题。按照马斯格雷夫自己的说法，公共经济学就是研究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

8、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特别是他在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为书名，标志着现代公共经济学的产生。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许多著名财政学家如费尔德斯坦（M.S.Feldstein）、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阿特金森（A.B.Atkinson）、杰克逊（P.M.Jackson）等人相继出版的著述都开始把财政学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69年亨德逊(Henderson,W.

9、L.)和卡梅隆(Cameron,H.A.)出版了公共经济(The Public Economy)一书，立足于公共需要的自动交换论，并试图以之去说明公共产品的需求与定价是经由政治程序确定的，是市场机制行为的一种转变和表现。,20世纪80年代，公共经济学理论被西方经济学界广为接受。公共经济学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经济学的令人激动和富于挑战性的分支。 在20世纪初期以来逐渐形成的福利经济学日臻成熟，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公共选择学说的发展，则为公共经济学的问世提供了有效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方法。,研究的重点，已经从则政学所主要研究的政府收支问题转向更加注重研究这种收支话动的经济影响、转向分

10、析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和绩效水平，以及转向对各种类型的公共政策进行评价等。除此之外，公共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相互渗透，更加丰富了公共经济学的内容和理论基础。同时，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科的发展又为公共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数学工具的运用又使公共产品、公共选择、最优税收等理论都得到严格的证明。,迈尔斯（G.D.Myles）在1995年的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中指出，公共经济学文献出现的趋势之一就是数量方法的应用，包括模拟并证明经济行为和运用数据评估政策建议两个方面。 实验经济学开创了经济实验系统化的先河

11、，加速了公共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下，“经济实验”将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此可以说，从公共财政到公共经济学，无论在研究的内容、范式、领域上，还是在研究方法和实践运用上，都是一种新的拓展和深化。,2009年4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的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教授荣获素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the John Bates Clark Meda1)”，从而成为第31位获得该奖项的经济学家。在颁奖颂词中，美国经济学会对他评价是“伊曼纽尔塞斯对公共经济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着重于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处理公共政策问题，

12、一方面他将最优政策的特征和经济与行为的可测量方面联系起来，对现有的理论进行了精炼；另一方面，他进行了谨慎和创造性的经验研究设计，填补了对税收理论的识别测量这一空白。,第一，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依据的经济理论发生变化。财政学产生于古典经济学，其理论上基础上“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而福利经济学的形成为财政学向公共经济学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第二，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发生的变化。 第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生变化,福利经济学三个定理,第一定理：在一个有竞争的买者和卖者的经济体系中，是否有符合共同利益的结果； 第二定理：提出了公平分配问题，并回答的问题是，在一个经济体系中

13、，分配方案由有眼见的统治者制订，共同通过稍有变动的市场机制来取得还是这种市场机制必须予以完全取消； 第三定理，集中在限定的社会福利或共同利益的一般性后果是通过市场或经由一种政治集中的过程还是通过投票表决的过程，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源于个人私利的可靠途径。,中国公共经济学应着重研究的问题 1、政府、市场的边界和效率,政府与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单纯地发挥作用。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两者关系的处理对经济效率、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经济低效率，阻碍经济发展。因此需要研究应该如

14、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转轨实质上是两种体制与运行机制之间的转换，市场配置资源范围的扩大必然伴随着政府从大部分资源配置领域的退出，退出的实质是政府职能分解、调整、转换、适应的过程。因此，从一般意义而言，这一过程必然伴随政府在适应市场机制要求过程中其本身职能的公共化取向。,研究如何平稳、持续、快速推进转轨的政策，才是这一时期最大的公共经济与政策。由此延伸出来的对本国国情民意的判断、对体制转轨目标的确定、对改革步骤的安排、对各项政策的预见和把握、对矛盾与冲突控制和化解的能力、对相关政策之间的统筹和协调等，也自然成为公共经济与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2.公共产品供给和选择。,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财

15、政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公共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产品是由市场还是政府来提供，依赖于制度选择。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产品。 如何借鉴西方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理论，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相应的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机制，合理确定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供给规模和供给方式，并合理划分政府间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能和范围，提高供给效率；等等，都将是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3.收入再分配问题,分配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高度关注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家长期研究的主题之一。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中一对古老的矛盾，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所面临的最现实的经济问题，并且还是收入分配中难以协调

16、的目标。 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已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 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与二元经济结构并存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将成为今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心议题在于如何发挥政府的收入调节功能，遏制贫富差距的过大与过快增加、促进橄榄型社会的逐渐形成，这是一个极具综合性的论题。,4.公共产权和集体产权,一个国家选择何种产权形式要受五种因素制约：意识形态和宪政秩序、产权选择中的路径依赖、国家双重目标及其冲突的影响、财政约束、不同利益集团力量的对比及对政府的影响。公共产权在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集体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将长期存在。 如何处理好公共产权可能引起的问题、集体

17、产权可能引发的问题、以及公共产权和集体产权如何协调和谐，将中国公共经济学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5.最优税收理论与税制改革和设计,所谓最优税收也就是兼顾了效率和公平的税收。因此，我们在深化税收对经济影响研究的同时，更需要重视和加大税收公平问题、优化税制结构的问题。商品税和所得税“双主体”并重已成为大势所趋，完善各税种的内部结构、突出重点税种的主体地位也已成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无论是商品税还是所得税，在税率设计和课税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有些甚至严重背离了税收的公平效率原则，成为阻碍税制优化的瓶颈。因此，我们要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借鉴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搭配问题，寻找一组特定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最适商品税，实现扭曲效应或超额负担最小。对于所得税，确定最适累进(或累退)程度，以便既实现公平又兼顾效率。研究逃避税和税收征管因素对税制设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税制改革进行科学、合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