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与化解的供给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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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能过剩形成原因与化解的供给侧因素分析胡荣涛内容提要 :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需求不足不同,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部分行业产出供给量超出市场实际需求量的畸形表现,因此从供给侧寻找原因和化解措施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文章认为,中国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失误所导致的产业结构扭曲化;其深层原因则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僵化的体制机制和失误的产业政策等。因此,化解产能过剩,首先要通过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的途径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 ; 其次,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僵化的投融资体制和机制; 再次,要对“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重点和倾斜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最后

2、,要紧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关键词 : 产能过剩适度投资率投资结构投资效益增长方式转变“一带一路”战略一、中国产能过剩的实质是生产者供给过多而非消费者需求不足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带来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日益凸显。据相关行业协会和工信部的统计,2013 年年底,粗钢、水泥、电解铝、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约为 70% 左右 ; 平板玻璃产能利用率仅为67% 左右,均大大低于81%-82% 的国际正常标准.2004年末中国粗钢产能仅有 4.2 亿吨,而到2012 年末就增加到9.7 亿吨,增量相当于 2012 年世界产钢排名第2 至 10 位国家粗钢产量的

3、总和;电石行业2012 年新增产能约400 万吨,远超过全年淘汰的127 万吨产能。探究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以及如何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的重要因素。对此,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 : 有人认为这些年出现的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价格机制扭曲下的市场信号失真、地方保护主义制约下的市场分割等(纪志宏, 2015) 。中国社科院的调查问卷显示,61% 的经济学家认为产业政策导致地方盲目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是造成产能过剩的关键因素; 另外, “潮涌”现象、产品创新滞后于市场需求、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给予企业过多补贴,也被认为是重要原因(

4、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013). 笔者认为 , 各个国家或各个时期都有可能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但其实质和原因不一定完全相同,因此,研究产能过剩问题不能泛泛而论,必须从国情出发并结合具体时期的发展特点,探索其实质,研究其原因,并切实找出化解的对策措施。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所谓产能过剩就是指某些行业或企业,按既定技术水平和现有生产能力提供的产品供给量,超出了市场对该行业或企业产品的需求量,从而形成闲臵( 过剩) 的生产能力的现象。衡量产能是否过剩或过剩程度的标准,就是要看该产品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是否相适应。因此,对产能过剩的实质也应该分别从供给与需求两方而进行研究,因为不同制度或不同时期产

5、能过剩的实质可能不完全相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产能过剩,大多是由于消费者需求不足而引起的,按照凯恩斯经济理论,化解产能过剩的主要政策措施必须放在如何刺激消费和增加有效需求上。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认为,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主义经济总体上来看不是供给过多、需求不足的“过剩经济” ,而是需求过旺、供给相对不足的“短缺经济”,所以一般不会出现像资本主义社会的产能过剩现象( 亚诺什科尔奈, 1986) ,正如此,表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化解产能过剩的对策措施缺乏必要的分析论证。当然,科尔奈分析的“短缺经济”仅仅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有

6、现象.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 当今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同日而语,开放的市场经济下短缺现象逐渐消失,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同时又必须看到,当今中国部分行业虽然也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但与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则还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分析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和产品分布即可看出,这些过剩的产能,多是发生在传统产业领域,且基本都是技术和档次相对较低、处于产业链条中上游的中间产品,而非最终产品。一方面这些产业由于缺乏规划和不切实际的盲目发展,导致项目上的过多过滥,造成现有市场难以完全消化; 另一方而那些需求弹性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新产品则由于缺乏创

7、新又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故这种结构性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时期出现也就难以避免。这就决定了中国目前部分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其实质并非是消费者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生产者供给过多、超过市场需求产生的。换句话说,它是由于长期产业结构扭曲所造成的部分行业产出供给量超出现有市场需求量的畸形表现。正因如此,以刺激需求为主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就难以奏效,而从以治本为目的的供给侧探讨产能过剩的产生原因,寻找化解措施,强化供给侧改革在“新常态”经济下也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二、固定资产投资失误与产能过剩的形成从供给侧来看, 中国现阶段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首先是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失误而导致的产业结构扭曲的必然

8、结果,探讨其产生原因,首先也必须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进行分析,包括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益等方面。1. 投资规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则呈现更为快速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1981-2014 年中国 GDP 增长了 128.94倍,年均增长15.89%,然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则增长了532.57 倍,年均增速为20.96%,年均高于经济增速5 个以上百分点。(木文如无特殊说明,所引资料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或据此计算而得。)由于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较快,致使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提高。资料显示,“

9、六五”时期的年度投资率平均为 24.63% ,“七五”(1986-1990) 时期平均为28.07% ,“八五”时期提高到32.86% , “九五”时期为32.65% , “十五”时期高达41.36% , “十一五”时期达到57.58% ,2011年后继续提高, 2014 年已达到 80.5%的历史最高。笔者根据统计资料计算了中国1981-2014 年间的年度平均投资率,结果是接近 50% , 大约高出 22%-25% 国际公认标准线的1 倍。一般说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GDP 增长成正相关关系,从国际经验来看,较高的投资率是一国经济起飞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中国经济转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0、的过程中,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而; 但是另一方而,投资率过高,投资规模过大,超过一定时期国家财力和物力的承受能力,就会人为造成各方而供给紧张,挤掉当期基本的消费需求,长远来看则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投资率必须“适度”。一国的“适度投资率”并非简单地看投资率有多高或者说是否合乎国际公认的标准线,而是要在保证人们消费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使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生产能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相适应。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适度投资率”也会呈现一定差异,可能会在国际公认标准线一定幅度内上下有所浮动。据此笔者认为,中国的“适度投资率”大约高于国际公认标准线3-5 个百分点, 即 25

11、%-30% 则是较为符合国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接近50% 的投资率确实偏高,这应该是造成这些年经济增速过快、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之一。笔者利用索洛总量生产函数的理论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投资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48.6%左右,这一数据也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上述投资率过高的结论。不仅如此, 固定资产投资还在结构与效益方而对GDP 增长和生产能力形成产生更为直接和明显影响。2. 投资结构与产能过剩的形成长期以来,中国不仅投资率过高,而且投资结构尤其是投资的行业结构也极不合理。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有关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固定资

12、产投资的行业结构呈如下特点 : (1) 制造业成为投资比重最大的行业。制造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除少数年份(1997-2002) 外,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制造业一直都是投资规模最大、投资占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比最高的行业。尤其在上世纪80 年代前半期,该行业投资的平均占比在 45% 以上, 90 年代降至20% 左右,本世纪初又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2010 年达到 35.21 % ,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制造业内部又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部门的投资为最多,三个部门的投资额度之和占整个制造业投资总

13、额的一半以上 (52.3% ) 。长期的资金大量投入使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数量和产量大规模增加的同时,也为以后的产能过剩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2) 房地产行业异军突起,投资热度不断升温。上世纪末开始的住宅商品化,促使房地产业逐渐成为投资的热门行业。2003 年以后,房地产市场更是方兴未艾,随着住宅商品化改革步伐的加快,资金投向该领域的数量急剧增加,占投资总额比重也大幅度上升,由上世纪的平均不到10%.提高至20% 以上 . 特别是 2011 年以来每年都超过了26% , 一跃成为仅次于制造业投资比重的最大热门行业。应该说这是造成全国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上升过快的重要原因之一。(3) 第三产业

14、投资比重有所提高,但维持时间并不长。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第三产业是公认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以来中国对第三产业投资欠账较多,导致该产业发展乏力。但在 1997-2002 年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重创,此时在制造业放慢投资步伐的同时,政府加大了对第三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比重明显提高,这两个部门的投资大约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40%-45% ,远远超过此时期制造业投资12% 左右的占比,使第三产业首次成为投资占比最大的产业。虽然这是投资行业结构改变的向好趋势. 但这种局而并未维持很长时间,2003 年后制造业又稳坐投资比重的第一把

15、交椅。3. 投资效益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效益差一直是中国投资领域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疾。投资的直接目的是通过投资增加生产性或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实际工作中主要是通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 即一定时期新增固定资产额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比率) 来表现投资直接效益的,它是反映建设过程中固定资产形成状况的重要指标。总体说来,中国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一直比较低,改革开放前平均约为70% 左右 (李震中等, 1988) ,改革开放后有所提高,上世纪 90 年代末最高年份曾接近80% , 整个 “九五”时期平均达到77.2%。进入新世纪后由于投资总额的大幅度增加、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建设周期的延长,导致固定资产交付使

16、用率呈下降趋势, “十五” 时期平均为64.68% ,“十一五”时期进一步降到57.94% , 2010年更是降到56.7%的历史最低, 2011 年后由于改革力度的加大,整个投资的交付使用率又开始逐年回升,2014 年达到了 67.04%(详见表 1)。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差并非仅仅在于交付使用率较低,更为重要的表现是长期以来投资效果系数( 即一定时期 GDP增加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比值)更低且逐年下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国的投资效果系数大致保持在 0.4-0.6较为合理 (李震中等, 1988)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前投资效果系数平均约为0.47 ,改革开放后还有所下降,“六五”至“九五”期间平均为0.45 。虽然不高,但基本都在合理范围之内。“十五”则降为0.2 , “十一五”平均为 0.26 ,进入“十二五”后每年仍在进一步下降,2011年为 0.24 , 2012年为 0.13 , 2013年为 0.12,2014年则更是降为 0.10 ,为历史最低点( 详见表 1) 。对比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和投资效果系数两个效益指标,可以发现,前者上世纪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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