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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毛、郑诗学“正变”说之合理性_中国文学论 文 中国文学论文提要:诗歌在西周初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西周中期,诗 歌原来赖以存在的并发挥功能的文化空间发生了重要变化,于是诗歌原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渐 渐弱化,而各种新的功能随之产生并发展起来。 “正变”之说原是汉儒从诗歌功能历史演变 的角度对诗经作品进行的分类,清代以来不少学者对这一分类方式持全盘否定态度,这是 失之武断的。关键词:文化空间 意识形态 正变 无算乐一西周初期周公等人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创制的那些颂诗及部分大小雅之作,一旦作为乐章 而且成为礼仪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们也就获得了某种稳定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
2、些乐章 及其功能都不会被改变。这也许就是班固所谓“成康没而颂声寝”的真正原因。后世诸王, 倘不对礼乐制度做大的改革,就必定会沿用那些周初创制的乐章。如此久而久之,这些乐章原 来的那些意识形态功能也就渐渐淡化,直至消失了。事实上,到了西周中叶的昭、穆二王之后,周 人的统治早已深入人心,获得了牢不可破的合法性,也不再需要用诗歌的言说方式来强化这种 合法性了。班固说“成康没而颂声寝”,而郑玄诗谱序在“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 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 ”之后即言“后王稍更陵迟,懿王”,自成王乃至懿、夷二王 之间的康、昭、穆、共四王概无言及,这是什么原因?恐怕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一百多年间 在诗乐
3、方面没有大的制作之故i。此期诗歌的具体功用或许会有改变,例如原用于祭祀大典 的乐章移为他用等。但诗歌总体的意识形态功能除了渐渐削弱之外没有任何改变。那么具 有新的功能的诗歌是如何产生的呢?毛诗序的作者和郑玄都是颇有历史眼光的人,他们 已经很清楚地指出了社会政治的变化对于诗歌功能转变的决定性影响。可惜的是清代以来 一些学者,特别是“古史辨”派对诗序和郑谱的观点完全否定,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 复杂难辨了。看他们的论述,主1要是对于诗序与诗谱序的“美刺” 、 “正变”说难 以理解,特别是对于按照时代的顺序划分“正变”的观点不能接受。例如顾颉刚先生说:汉儒愚笨到了极点,以为“政治盛衰” 、 “道德优劣”
4、 、 “时代早晚” 、 “诗篇先后”这四件事 情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翻开诗经,看到周南 、 召南的“周、召”二字,以为这是了 不得的两个圣相,这“风”一定是“正风” 。 邶 、 鄘 、 卫以下,没有什么名人,就断定 为“变风” 。他们翻开小雅看见鹿鸣等篇矞皇典丽,心想这一定是文王时作的,是 “正小雅” 。一直翻到六月,忽然看见“文武吉甫”一语,想起尹吉甫是宣王时人,那么这 一篇一定是宣王以后的诗了,宣王居西周之末,时代已晚,政治必衰,道德必劣,当然是“变小雅” 了。但四月以下很有些颂扬称善的诗,和鹿鸣等篇的意味是相同的,这怎么办呢?于 是“复古” 、 “伤今思古” 、 “思见君子” 、 “美宣王
5、因以箴之”等话都加上去了。翻到民劳 ,看见里面有“无良” 、 “惛怓” 、 “寂虐”等许多坏字眼,从此以后一定是“变大雅”了ii因此顾先生认为“正变”之说是绝对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影响巨大,基本上为学术界所 认同。例如何定生先生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毛诗最讲不通处,就是以诗的世次来定“正变”的标准。他们硬性规定成王以前者为 “正诗”,懿王以后者为“变诗” 。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正诗”都集中在文王到成王的七八 十年间,而康昭以后以至共王一百多年,便连一篇都没有,成为诗经的真空时代?康、昭时代没 有一篇“正诗”已属可怪,为什么穆、共六十余年间也连一篇“变诗”都没有,而必等到懿王才开始“变诗”的时代呢
6、?但就这一点,即足以证明毛诗用世次来分别“正变”之不合理了。 因为三百篇即使可以用“正变”来分类,也只是个案的分类,决不能用世次来硬性划分,一硬 性划分,便显然有主观的作用,不符事实了。iii顾颉刚与何定生先生提出的理由看上去似乎是无可辩驳的,实则不然。用“正变”来为诗 三百分类是有主观性的,正如任何分类、任何命名都必然有主观性一样。但按世次分诗之 “正变”则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何以见得呢?首先,不能将“正变”与“美刺”完全对应而 论之。 诗序 、 毛传 、 郑笺 、 郑谱都没有说“变诗”中绝对没有“美诗” 。而且 小大雅谱明确指出:“大雅民劳 、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亦显 善
7、惩过,正之次也。 ”这说明“正变”之分并不是从“美刺”着眼的。对于“变诗”中有不 少“美”诗这样的事实任谁都无可否认,何况豳风的确大都是歌颂周公的呢!毛、郑等 当然也不会睁眼说瞎话。其次,康、昭以后百余年没有诗并不可怪,因为这个时期因循武、成 礼制,无须增删,或者说此期诗歌作为正乐之乐章的功能没有改变。既然礼乐仪式中的一切都 按部就班、各依其序,如果没有大的政治原因,当然是用不着、也不允许更改的。最主要的是,对 于乐章创作者来说根本就没有改变的冲动或激情。他们没有理由去改变沿袭已久的乐章。 第三,正如皮锡瑞所说,后世论者难免用今天的眼光看古人。从功能的角度看,西周时代的所 谓“诗”与后世眼中的
8、“诗”根本就不是同一性质的东西,须知它是礼乐制度的一个组成部 分,而不是用来抒写个人的闲情逸致或愤懑不平的!制度岂可随意变动?制度创立之初,周公等 人根据先前的文化资源选择了“诗”这种言说形式或书写形式与“乐”一同作为礼制的组 成部分,形成“诗”创作的一个集中时期。此期一过,“诗”就不再是一种“活的”言说形式 了。它何时重新获得活力而进入人们现实的政治文化空间,则有赖于历史需求的召唤。所以 第四,“正变”其实正是对诗歌应时代需求而起伏变化这一情形的准确把握“正诗”代 表周初创制或采集的进入了礼乐制度系统中的那些作品;“变诗”则代表那些后来因为制度 的变化而获得全新的功能的作品。关于“变风变雅”
9、的说法是汉儒提出来的。 毛诗序和郑玄诗谱序都认为所谓“变 风变雅”是周室衰微、王纲解纽时代的产物。按郑玄的划分,风iv诗除周南 、 召南 之外皆为“变风”;大雅自民劳之后,小雅自六月之后皆为“变雅” 。这里 有一个问题应予注意。看诗谱序与毛诗序的说法,风雅正变之分的标准是时代的盛 衰,太平盛世的诗是“正风正雅”,混乱衰微之世的诗是“变风变雅” 。然而如何分辨一首诗 究竟产于何时呢?譬如周南 、 召南,毛传 、 郑笺均以为是西周初文王时代的作 品,所以认为是“正风”,但是后代学者根据诗的内容和文辞技巧研究发现,其中不少作品是 西周末年甚至东迁之后的作品。3。现代学者多认同这种观点。陆侃如、冯沅君
10、着诗史 经过考证后指出:“由此可知二南中不但没有一篇可以证明是文王时诗,并且没有一篇可 以证明是西周时诗。同时可以推定的几篇却全是东周时的作品。 ”4 这样一来,毛诗 郑 笺的正变之分似乎也就失去了切实的根据。对于这一情况可以这样来理解:二南之诗 或许并非文王时的作品,但是其被采集入乐的时间应该较之其他“十三国风”为早,并被王室 乐师纳入到礼乐系统之中。这类诗虽然不可能像“颂”和“正雅”那样成为重大祭祀礼仪 的乐章,但是却可以成为正式的“乡乐” 、 “燕乐”或“房中之乐”,从而获得“正”的地位。 例如据仪礼的记载,在“乡饮酒礼”就有以二南之诗为乐章的乐次。其他“十三国 风”的作品尽管也均被入乐
11、,但都是用于“无算乐”的散乐,并无固定的用途,故而只能算是 “变风” 。这样“正变”的划分还是依据诗歌功能的历史演变而作出的。顾炎武有一段尝引起很大争议的话很值得注意,其云:钟鼓之诗曰:以雅以南 。 子曰:雅 、 颂各得其所。 夫二南也, 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 邶风以下十 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大雅,而谓之变雅 诗之 不入乐者也。 ”5这也就是说,诗三百并非全部入乐,入乐者谓之“正”诗,不入乐者谓之“变”诗。全祖望则 反驳说:古未有诗而不入乐者。特宗庙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属于乐府,则奏之以观
12、民风,是亦乐也。 是以吴札请观于周乐,而列国之风并奏。不谓之乐而何?古者四夷之乐,尚陈于天子之庭,况列 国之风乎?亭林于是乎失言。况变风亦概而言之,卫风之淇澳 、郑风之缁衣 、齐风之 鸡鸣秦风之同袍 、 同泽,其中未尝无正声,是又不可不知也。6顾炎武的“变”诗不入乐之说虽不能成立,但是他从“乐”的角度来看待正变却是有眼光 的。如综合顾、全二说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诗都是入乐的,这一点没有疑问。 “变风变雅”则即使入乐,其功能也与“正”诗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们不是那种用于祭 祀、朝会、宴饮的仪式化的或者正式的乐舞歌辞,而是另有他用的。关于诗作为乐章的用途 朱熹尝言:“二南正风,房中之
13、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 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 宗庙、燕享之所用也。 ”1 观朱熹之言,则颂与“正风” 、 “正雅”都是入乐的,是固定化 或仪式化的歌辞,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所用之场合不同;而“变风变雅”与“正”诗的区 别在于它们均不是正式的礼仪乐章,至于是否是“太师所陈,以观民风”的,就是另外一个问 题了。顾炎武还有一个创见,认为诗不应分风、雅、颂三类,而应分南、豳、雅、颂,其他十二国风 则为附录 2。梁启超在诗经解题中则将诗分为南、风、雅、颂四类,似是受到亭林的影 响。他总结此四类诗的用途时
14、说:“略以后世之体比附之,则风为民谣,南雅为乐府歌辞,颂则 剧本也”3 梁启超认为“风”即是“讽”,是“不歌而诵”的诗;“雅”即是“正”,是周代通 行的“正乐”;“颂”即是“容”(舞容),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乐舞歌辞。这种说法同样 是从功能上看“正” “变”之异同的。不论上述诸家之说存在着怎样的缺陷,我们认为其总体上是揭示出了诗经作品在编排 上体现出的基本分类原则的。这说明“正变”之说并非汉人毫无根据的杜撰,而是根据诗歌 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功能差异而作出的合理分类。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先生也提出 过很好的见解:窃谓诗之正变,若就诗体言,则美者其正而刺者其变,然就诗之年代先后言,则凡诗之在前者皆 正,而继起在后者皆变。诗之先起,本为颂美先德,故美者诗之正也。及其后,时移世易,诗之所 为作者变,而刺多于颂,故曰诗之变,而虽其时颂美之诗,亦列变中也。故所谓诗之正变者,乃指 诗之产生及其编制之年代先后言。凡西周成康以前之诗皆正,其时则有美无刺;厉、宣以下继 起之诗皆谓之变,其时则刺多于美云尔。v1/5 12345 下一页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