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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光绪宜荆县志为何要收录祝英台小传？路晓农梁祝传说以浪漫而凄婉而扣人心弦，然而，祝英台追求婚恋自由的离经叛道行为，却被封建卫道士认为伤风败俗而深恶痛绝。明万历间鄞县县令魏成忠曾在梁山伯庙碑记中说：“凡听到有人说梁祝爱情故事，我就不惜得罪，以维护梁圣君的形象”。无独有偶，在清道光年间，宜兴有个叫邵金彪的人，则根据宁波义忠王庙记和宁波府志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记载，以及宜兴梁祝古迹与风物，写了一篇自相矛盾的奇文：祝英台小传，把祝英台赶出了宜兴，而这篇文章，后来又被光绪宜荆县志收录。在小传中，邵氏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祝英台是浙江上虞人的观点。因为宜兴的大多数记载只说到祝英台故宅、祝英台读书处，并未明确
2、说祝英台是宜兴人（仅有今古奇观、 仙踪记略称祝为义兴或国山人）。既然宁波的记载中都说祝英台是上虞人，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把祝英台赶出宜兴去。如此一来，祝英台既然不是宜兴人，梁祝传说也就与宜兴无关，也就谈不上什么伤风败俗了。因此， 小传加进了许多宁波传说中的东西，除了祝英台的籍贯外，还出现了梁山伯当鄞令、卒葬清道山、死后显灵助战、有司立庙等关于梁山伯的内容。二是祝英台籍贯改为上虞后，宜兴历史上大量记载的祝英台故宅、祝英台读书处怎么解释？因此， 小传又提出了祝英台到善卷山筑庵读书的观点。似乎因为祝英台到善卷山筑庵读书，宜兴才会有祝英台的故宅和祝英台读书处。但是，我们查遍了自南齐起至清光绪八年前，所有
3、关于宜兴的梁祝记载，均无祝英台“筑庵读书”的说法。况且，如果真是筑庵读书，这个“庵”必不是佛寺，且规模必不2是很大，因为“庵”只是一个小草屋或是书斋名罢了。那么，梁祝死后，人去屋空，远在上虞的祝家是不可能来此管理这么一点产业的，如有人居住，不久就会因居住者投资维修而易主更姓；如无人居住，则不久即会倒塌湮灭。一般瓦房，如无人管理维修，也保留不到百年。因此，直到梁祝死了120年后，尚须由齐武帝前来收赎建造善卷寺的祝英台故宅，应当是规模较大的住宅或住宅群。再者，如果说上述判断仅为推理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从史志与古籍记载中找到答案。宋周必大泛舟游山录（1167）在写到善卷寺时称:“按,旧碑:寺本齐武帝
4、赎祝英台庄所置”，明确地表明是一个“庄”，而不是什么“读书宅”。周必大的所谓“祝英台庄”，是在看到善卷寺记碑刻后所写，应是十分可信的。由此可见,邵金彪的“祝英台筑庵读书”说，完全是杜撰。又一个封建卫道士是清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的编修者、荆溪县令钱志澄。他发现邵氏的祝英台小传后，如获至宝，立即把它收入史志。然而，祝英台不是宜兴人，宜兴的史志却为她立传，岂不违悖常理？就算她到宜兴来读了三年书，史志要记，也只可能在“侨寓”中带上简要的一笔。若非符合掌握编修大权的钱志澄之意，又何能得逞？而且，在宜兴荆溪县新志“古迹遗址碧鲜坛”条目中，紧接祝英台小传之后，又刊录了明尚书杨守阯否定祝英台品格的碧鲜坛诗。该诗
5、云：“英台亦何事，诡服违常经。班昭岂不学，何必男儿朋？贞女择所归，必待六礼成，苟焉殉同学，一死鸿毛轻”，对祝英台竭尽诅咒漫骂之能事。 新志同时辑入小传及杨守阯的碧鲜坛诗，正是否定祝英台、把祝英台赶出宜兴的注脚。宜兴荆溪县新志中刊载祝英台小传的原因，是和当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分不开的。尽管梁祝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封建士大夫们始终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丑闻而嗤之以鼻的。祝陵当地就曾把“梁祝”戏纳入禁演之列。可见，当时3宜兴的封建统治阶级，对祝英台离经叛道的品格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清光绪八年，是宜兴的“方志年”。这一年，不仅对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 新修宜兴县志、 新修荆溪县志、道光续纂宜兴荆溪县志都予以重刊，并分别更名为重刊宜兴县旧志、 重刊宜兴县志、 重刊荆溪县志和重刊续纂宜荆县志，同时，还新修了宜兴荆溪县新志。荆溪县令钱志澄利用这个机会做点手脚，是十分方便的。宜兴荆溪县新志流毒甚广，因为鸦片战争后，百年的战乱，使得史料大量丢失，较久远的史料不会轻易面世，人们看到的宜兴县志，大部分都是光绪八年重刊和新修的。因此，不仅给许多民俗学者在梁祝文化研究中带来误导，就连许多后来的宜兴人，也深受其影响。宜兴各朝史志，对祝英台的记载从未间断过，但到光绪八年后，祝英台遂不见踪影。但是，尽管受小传影响，宜兴梁祝文化走了一段弯路，然而，是金子就会发光，拂去历史的尘埃，宜兴梁祝文化将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