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理论”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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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理论培养理论”的研究分析的研究分析“培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又称“教养理论“或“涵化理论“，是 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者格伯纳（Gerbner）等学者研究得出的 。有 关“培养理论“的研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关于电视传播 效果的研究。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内暴力犯罪问题日益严重。政府认为电视中充斥的 暴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人们的暴力行为。为此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暴力 起因与防范委员会“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以寻找解决途径。格伯纳等研究 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承担了“文化指标研究“（Cultural index studies）。此

2、 项研究由机制分析(institution process analysis)、讯息系统分析(media message analysis)和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三部分组成。其中“培 养分析“理论成果最为突出。研究结果表明，“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 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 （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的判断，而且， 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培养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长时间收看电视的人，其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更 加接近于电视所呈现的景象。即电视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电 视观众的“现实观“与“社会观“。“培养理论“是建

3、立在若干前提之上的。充分把握与理解这些前提，是完整 准确的理解“培养理论“的关键。第一，格伯纳认为，电视节目内容是一致的。由于经济效益驱动下对收视 率的追求，电视节目内容往往是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共同兴趣的。电视节目投 资者和制作者更加乐于复制那些已被证明可以获得高收视率的有利可图的节目。 这样就必然造成电视内容整体的趋同。这一点，格伯纳在制度分析中进行了分 析论述。第二，电视信息是具有整体倾向性的。电视所传达的信息是语言、图像、 声音等象征符号的有机组合系统。而隐藏在这一象征符号系统背后的是则是特 定的意识形态系统。这就必然导致了该符号系统意义 “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 倾向性“。通过“讯息系

4、统分析“，格伯纳认为，美国的传播媒介反映了统治阶级 尤其是统治资本的价值和利益。也恰恰是基于这一前提，培养理论得以成为美 国经验学派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共同感兴趣的理论交集。第三，鉴于电视内容的一致性，格伯纳认为，受众虽然会在电视节目之间 进行选择，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因此，“看电视本身是一种仪式性，而非功能性的过程。“1所以，在格伯纳看来，对“培养理论“的验证不能建立在受众对节目偏好的基础上。第四，电视不同于印刷与广播媒体。它不需要以识字为获得媒介的技术前 提，无论老人、小孩、文盲或者知识分子都可以收看。其声画并举的传播模式 给受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电视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与日常

5、娱乐的主 要媒介。正如格伯纳所说的：“电视机已经成为家庭的中心成员，成为在大多数 时间解说最多故事的那个叙述者。“2 许多人从出生开始便与电视为伴，被包围 在电视提供的信息之中。深在其中的人们很难对电视世界与现实世界做出清晰 正确的区分，更谈不上“自由漫步“于电视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了。第五，培养理论是建构在“现实“的三个维度或者说“现实“的三种意义之上 的。在媒介社会，“现实“分为真实存在的“客观现实“，由大众传播媒体塑造的“ 媒介现实“或称“符号现实“、 “虚拟现实“，以及由“客观现实“与“媒介现实“共 同作用于人的头脑而形成的“主观现实“。现代人无时无刻不处于这三种现实的 包围之中。身处媒

6、介信息浸润之中的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尤其是对亲 身难以体验的现实，更多的是要取决于媒介构建的影像。而由于上面提到的媒 介讯息的一致性与倾向性，这种依靠“媒介现实“所建立的“主观现实“必然不可 避免的偏离“客观现实“，而倾向于“媒介现实“。培养理论正是力图理清“媒介现 实“对“主观现实“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发生的原因。“培养理论“提出后，格伯纳等人又对其做了理论上的补充与修正。提出了“ 主流说“（mainstreaming）和“共鸣说“（resonance）以及“第一级信念 “（first-order beliefs） 和“第二级信念“（second-order beliefs）。

7、“主流说“是指，不同背景不同社会群体的长时间看电视者，其对社会现实 的看法，即“主观现实“均倾向于“媒介现实“，具有趋向“主流“的趋势。“共鸣说 “是指，电视的“培养“效果在某些特定群体中具有更加明显的效果。如女性更加 容易受到暴力伤害，因此大量收看电视的女性受众更加倾向于认为暴力犯罪是 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与电视中呈现的高犯罪世界的描绘产生了共鸣。“ “第一级信念“则是指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表面认识。如暴力犯罪的发生率等。 “第二级信念“是指对社会现实态度层面的认识。如社会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 应当指出的是，“第一级信念“与“第二级信念“虽然在程度上是递进的关系，但 它们并不具有天然的因果关

8、系。在培养理论中，“第一级信念“更多的受电视影 响， 而“第二级信念“则受电视以及其它各种因素的综合制约。经过不断的补充与修正，培养理论日渐完善。但是，一些问题仍时常困扰 着研究者。首先，电视培养效果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到底是长时间的收视使人不敢 在夜晚独自上街；还是由于这种恐惧使人不得不呆在家里看更长时间的电视？“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这一问题似乎并不能得到满意的解答。其次，从总体看长时间的收视确实是产生培养效果的主因。当控制某一变 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时，受众的“收视时长“在“培养“效果中所起的作 用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当同时控制多个变量时，“培养“效果中可以归于电视 的效果就非常小

9、了。这一点也是其他研究者对“培养理论“提出质疑的依据。实证研究的技术手段对研究结果也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如问题设计的精当 与否在研究中至关重要。有的研究者认为，以某一特定节目类型为研究对象 （如暴力节目），会看到更加清晰的培养结果。但这种观点似乎与格伯纳的基 本假设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从培养理论提出至今，新的研究结论层出不穷。其中既包括支持“培养“假 说的研究结果，也不乏部分甚至全部否定“培养“假说的研究结论。米歇尔摩根（Michael Morgan）与詹姆斯沙楠（James Shanahan）在 1997 年传播学年鉴（Communication Yearbook）上发表文章，梳理总结了“培

10、养理论“提出后二十多年中的 5600 多项“培养研究“后，肯定了“培养效果“的存 在。作者认为尽管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从总体来看，“培养理论“已经得 到了证明。正像约瑟夫多米尼克（Joseph R. Dominick）在他的书中讲的那 样：“公平地说，尽管不是所有的传播学者都对“培养理论“表示信服，但越来越 多的证据显示“培养“效果在一部分群体中确实存在。“1我国传播学界，尤其是大陆传播学界对于“培养理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相对于对其它传播学理论（如沉默的螺旋等）的研究仍然比较欠缺。大陆学者 所著传播学著作中, 郭庆光教授的传播学教程中有对培养理论的专门论述。 此外，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译著

11、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和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出版的译著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都有对培养理论的较全面论述。 除此以外，笔者以“培养理论“、“ 教养理论“、“涵化理论“等为关键词在中国期 刊网检索 1994 年至 2002 年文章，没有发现专门论述“培养理论“的文章。夏文 蓉发表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的文章传媒形态与受众心理空 间的构建在比较“使用与满足理论“ 与“ 培养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电视 形态与受众心理空间的差异等问题；陆晔发表在社会科学95 年 2 月号的文 章作为现代社会文化情况的媒介现实对“客观现实“ 媒介现实“与“主观现 实“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而对“

12、培养理论“的论述只是作为对三种现实关系的 一种印证；张克旭等作者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 年第 2 期的文章从 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看电视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是从框架理 论的角度对三种现实的关系进行探讨。严格说来，以上这些文章都不能算作对 培养理论的专门论述。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大陆传播学界还没有专门论述“培 养理论“的文章发表，而对“培养理论“的实证研究似乎也很少有人触及。相对于大陆来说，港台，尤其是台湾传播学界对“培养理论“的专门研究成 果较为丰富。李金铨所著大众传播理论、翁秀琪著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 都对培养理论进行了专章论述。此外，李慧馨 1994 年在广播与电视发表题

13、为培养理论回顾与前瞻：1967-1993，对培养理论作了细致的梳理并且提出 了理论发展的前瞻。在实证研究方面，莫明明所做电视新闻暴力内容对儿童 之培养效果初探与王旭所做收看电视与对治安观感之间的关联-培养理论的 验证都是对培养理论所做的实证研究。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 李月莲在 2002 年 10 月号传媒透视发表的论文从“培养分析“看中大迎新 事件则试图利用培养理论对现实问题做出解释。经典的“培养理论“完全是针对电视传播效果所做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学 者们还对家用录像机、有线电视等新媒介技术环境下的“培养“ 效果进行了研究， 以检视新媒介对“培养理论“的影响。对“培养理论“在新媒介环境下的验证也已 成为“培养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家用录像机还 是有线电视，其基本的信息传递仍是基于电视的。因此，“培养“所赖以发生作 用的媒介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姓名：孙伟学号： 200800050168班级：新闻一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