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创新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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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章第二章 创业创新迎发展创业创新迎发展第一课第一课 经营奇才经营奇才张兆庆张兆庆张敏钰，字兆庆，1913 年出生于今宁波北仑霞浦街道霞南村。逝世前曾任台湾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爷爷爱国爱乡，关心家乡建设，尤重教育事业，先后捐资助建了霞浦小学和中学、柴桥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楼和综合楼等。同时，张先生还为其他社会福利事业捐资。他为人低调，却掩不住鼎鼎大名台湾“水泥大王” 。张爷爷有一部张敏钰回忆录，正如它的书名平凡中创新机 ，记载着他看似平凡实质非凡的商战谋略、非凡的经营业绩、非凡的经商才干。而“平凡中创新机”的“新机”两字也道尽了张敏钰的成功秘诀。 张爷爷少小入私塾，14 岁辍学去上海学

2、生意，从学徒、跑街做起，20 年间创办起悦新纺织厂等多家纺织企业，并在南京、杭州、宁波、定海等地设立多家联号。1949 年去台湾后相继创办中国悦新纺织厂、嘉和面粉厂、嘉新水泥公司、益新纺织公司等企业，成为岛内著名的实业家；并捐献巨资先后创立嘉新奖学金、嘉新文化基金会，多次获台湾“教育部” 、 “经济部”嘉奖。1969 年获美国林肯纪念大学人文科学荣誉博士学位。 张敏钰有一句名言：当一个危机来时，往往是另一转机的开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张敏钰自小就是从“危机”中长大的。 由于家境清寒，张敏钰 9 岁才上私塾，可第二年就因交不起 2 块银元的学费而面临失学的危机。家里无钱，又想上学，他决

3、心自己挣来学费。一个 9 岁的孩子，又是身无分文，你看他怎样挣钱？那年夏天，他向一位同学的父亲赊来一只西瓜，放在井水中凉透，均匀地切成 16 片，然后拿到路边的凉亭去叫卖，每片 3 个铜板。过路的商旅、挑夫，或是出海归来的打鱼人，天热难耐，纷纷买他的西瓜，居然卖得 48 个铜板。于是他赶快跑去付清瓜钱，所得余钱够买一第一节第一节 天下宁波帮天下宁波帮个就买一个，买不起就再赊一个，一天下来，居然净赚了 50 个铜板。当时 300个铜板等于一块银元，一个热天的西瓜卖下来，2 块银元的学费早就挣够了。 说得夸张一点，这就是张敏钰平生掘得的“第一桶金” 。就是这笔小得不能再小的买卖，让张敏钰自幼就懂得

4、了“就近找机会”的道理，也让他第一次懂得了：原来“危机”的后面就是“转机” 。 尽管张敏钰在上海做纺织取得了成功，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危机却如影随形地常常跟着他，有个人的危机，也有整个台湾的危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岛内人口激增：1946 年还只有 624 万，1949 年已经增加到 736 万，而台湾的工业生产水平却只有 1941 年的 6 成。这么多人挤在一个海岛上，要吃要穿要住，生计问题一下子严峻起来。 1952 年的一天，张敏钰应邀参加一个工业研讨会，只听台湾“工业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尹仲容皱眉头说： “最近，日本派人来台湾采购蓬莱米，真令人伤脑筋。 ” 原来就为这点小事呀，张敏钰不解

5、地问：“日方向我们买蓬莱米，我们能赚取外汇，这不是好事情吗？” 尹仲容说：“你有所不知，台湾目前蓬莱米的产量刚好够自己吃，所以卖不得啊！” 台湾的蓬莱米，是用日本神户引进的几个优良品种改良而成的优质米。这种米外观珠圆玉润，吃口软糯香甜，而且一经煮熟即使冷掉了，饭粒也不会变硬，仍保持软糯。这正是日本人做寿司的最佳原料，所以日方才会派专人急迫地到台湾洽购，而且是志在必得。 当时台湾当局急欲紧紧拉住日本，刚刚和日本人谈判了 70 天，好不容易签了一个贸易协议。现在日本乘机提出要蓬莱米，给吧，台湾自己正在闹粮荒呢，哪来多余大米出口？不答应吧，为了区区蓬莱米扫了对方的兴子也犯不着，一时弄得束手无策。主事

6、者尹仲容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拒绝日方，所以才在研讨会提出问题，请大家献良策。 与会人士纷纷发言，话题自然都围着“如何婉拒日方”打转转。 张敏钰却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日方呢？我主张先把蓬莱米卖给日本。 ” 有人当即发问：“我们自己不够吃，怎么办？” 张敏钰胸有成竹地说：“缺额部分，我们可以向美国买小麦来弥补啊！” 原来，当时美国的小麦过剩，美国人正在台湾谋求以“经援”的形式大量推销他们的麦子。经张敏钰一说，大家一下子开了窍：一个要买，一个要卖，这不是两边都不得罪，岂不两全其美？ 不仅如此，张敏钰还列举了出口大米、进口美麦的诸多好处： 一、此举可促进台湾与日、美三方的贸易。 二、麦贱

7、米贵，卖一吨蓬莱米的收入，可以买到两吨美麦，等于白白赚了一吨。 三、有了小麦，可以刺激台湾面粉业的发展，替代面粉进口。 四、小麦加工后剩下的麸皮，可以发展饲料工业。 五、生产出来的饲料，可以喂养猪牛、鸡鸭等，又可发展畜牧业。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尹仲容欣然采用了张敏钰的建议，一个死扣豁然而解。这一建议，不仅如其所愿地取得“一石三鸟”之效，而且其后台湾的面粉业果然发展起来了。台湾的面粉历来仰仗进口，到1952 年进口面粉达到 73%，由于当局采纳了张敏钰的意见，到 1958 年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了，而台湾的食品加工业在整个制造业中的比重也已达到 26%。如果说，张敏钰

8、这一逆向思维使“危机”有了“转机”是神来之笔，那么，他敏锐地从“转机”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更是堪称“经营奇才” 。当台湾决定从美国大量进口小麦后，张敏钰立即和好友合伙开办了嘉和面粉厂，后来又独资开设了嘉新面粉厂，而且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张敏钰还有一句名言，曰：“机非常来，常来非机” 。这说的是商机难得，电光石火，稍纵即逝。见微知著，独具慧眼，能从别人视而不见之处看到“商机”是一种本事，而能从商机一露头就一秒钟也不耽搁地紧紧抓住它，更是一种本事。 如前文所述，50 年代的台湾面临很大困难，不惟粮食紧缺，纺织业也十分落后，加之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人民衣食困难，甚至连面粉袋也做成衣服穿在身上。

9、有一个经典的笑话，说是有人在街上行走，他的短裤上前面印着“小心受潮” ，后面印着“净重三十斤” ，惹得路人掩口而笑。 这个笑话，别人只当它是个笑话。但有人却触动了灵感，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他就是张敏钰。 台湾的粮食困难带来了“食”的商机，被他看到并抓住了，他不失时机地开办了好几个面粉厂，掘到了好几桶金。现在他又从“短裤笑话”中看到了另一个商机，从而产生了新的灵感。 张敏钰的思路是这样的：既然人们这样珍惜布料，甚至连印着“小心受潮”字样的白布袋都做成短裤穿在身上，那么为什么不把白布袋换成花布袋呢？张敏钰原是做纺织的，他在自己的纺织厂里生产了一些印有碎花、波浪纹等花色的布料，用来做自家生产的面粉

10、的包装袋。他当然不会印上“净重三十斤”的字样，但为了区别不同的品种和重量，他把花布印成红、绿、蓝、黄 4 色，再加上一个 3 个三角形组成的嘉新商标，使他的面粉品牌特色鲜明。当然，更妙的是人们买他的面粉，等于额外得到一块色彩鲜艳的花布，家庭妇女、大姑娘小媳妇都乐于用它来做衣裙、枕头、窗帘，于是人人争购嘉新面粉。 还有想不到的好处，由于他用来做面粉袋的花布要经过漂白和印染处理，具有防虫和杀菌作用，因此嘉新的面粉还特别耐存放，因而更受人欢迎。 由于张敏钰有先见之明，为花布袋申请了 10 年专利，因此花布袋没有被模仿抄袭，始终独领风骚。直到晚年，张敏钰对他的花布面粉袋的创意犹津津乐道：“我的花布面粉

11、袋竟成了活广告，也使我的嘉新面粉在众多的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出众的品牌，牢牢地占有市场。 第二课第二课 爱乡游子爱乡游子张忠范张忠范张忠范爷爷出生于霞浦街道霞南村人，自幼赴上海求学，后经台湾到日本。张先生离开故乡多年，但仍操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他身在海外，心却始终牵挂故乡，1992 年张先生慷慨捐资建造了美邦儿童乐园，儿童乐园设计融日本庭院的优美和谐与中国园林的传统特色，园内还放置一架从部队“退休”的战斗机，曾为新 329 国道霞浦段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是霞浦当地儿童娱乐休闲的好去处。美邦儿童乐园是由日本女士上野千奈美设计、张忠范先生和日本曹洞宗宗务长大竹明彦等 12 位日本友人共同出资建造的

12、。它既有日本庭院的优美和谐，又有中国园林的传统特色。乐园中央矗立着一块褐色的石碑，碑面刻着张忠范先生亲自书写的碑文：“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隔海遥望，思乡情浓，但愿身后魂系于斯，与故乡后世子孙朝夕相伴，吾愿足矣。 ”赤子之心，表露无遗。2004 年 7 月 18 日，旅日侨胞张忠范先生一行十余人到故乡霞浦探亲。张爷爷对家乡的巨大变化非常欣慰，他说我身在海外，却始终关注家乡的变化，真可谓是隔海遥望，思乡浓情。第三课第三课 红帮裁缝红帮裁缝戴祖贻戴祖贻“培罗蒙”是上海南京西路的著名西服店，近 20 年来，从“培罗蒙”衍生出来了“罗蒙”、“培罗成”、“培蒙”、“培罗达”等。“培罗蒙”的创始人是许达昌，

13、他生于 1895 年 2 月，籍贯定海县，祖上行医，信奉基督教。家中兄弟 10 人，许达昌排行第 6。20 世纪初，许达昌到上海南京路“王顺昌西服店”学业，约 30 岁时，他借下南京路西藏路口“新世界”附近街面房，开设许达昌西服店。1932-1933 年之间，搬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735 号，改店号为“培罗蒙”。 “培罗蒙”之名蕴含西洋色彩，吻合风气渐开改弦易辙的时势，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店名，加以培罗蒙的西服精工细作，从此走上了名牌之路，许达昌也逐渐名闻上海滩。1934 年 6 月 24 日，培罗蒙店堂来了两位宁波人，一位是年纪 10 来岁名叫祖贻的男孩，另一位年长的是他的舅舅，舅舅领

14、着祖贻到培罗蒙当学徒，恭恭敬敬拜许达昌为先生。许达昌生性善良，常以济贫助困为怀，非常喜欢家庭苦出身的孩子。从此，师徒俩志同道合，结下不解之缘，时聚时分，整整交往 60多年。祖贻，姓戴，镇海县霞浦镇戴家（今属宁波市北仑区）人。戴家是一个小村庄，只有 30 多户人家，靠种外村人“租田”养家糊口。祖贻的父亲体弱多病，只能长年累月上山砍柴来维持全家生活，偶而去镇上帮帮工，母亲也曾一度外出做娘姨（即佣人），虽然家境穷困，但做父母的知道自己目不识丁的苦楚，还是省吃俭用供祖贻上学。13 岁时，在霞浦水音头的私立国民学校小学毕业后，父亲就托舅老爷带祖贻到上海，希望他能早日赚钱养家。戴祖贻是培罗蒙的第一个学徒，

15、当时店堂只有绍兴来的沈先生和戴祖贻两个帮手，从早到晚十分忙碌。他时时处处留心许达昌的裁缝诀窍，不懂就问，学了就做，废寝忘食，直到弄懂为止，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很快掌握了西服缝制技艺。当培罗蒙搬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284286 号时，已发展成为上海最高级的西服店，一楼陈列式样，二楼定货交易，三楼住人，店后面晒台搭工场，20 多个师傅做活。顾客除上海上层社会外，常来常往的还有英、德等国的银行家、商行和石油行的高级职员。为了摆脱语言交流的困难，他遵守店堂的规定，到营业打烊后，就刻苦练习英语，这时戴祖贻已渐臻成熟，倍受许达昌的器重。1936 年起，经胡蝶的丈夫潘有声介绍和中华日报（汪派报纸）经理林

16、柏生牵线，许达昌先后结识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几位达官显贵，如行政院长汪精卫，外交部长张群，要员张治中、宋子文、何应钦，山西省省长阎锡山，军阀马步芳等，曾多次派戴祖贻到南京为他们量体订制服装。为了争取时间，又讲究体面，他常常包了一辆黄包车，穿行在南京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官员的别墅之间，边试样，边交货，边度身，再接定货，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做这些人的衣服，其标准绝不能按普通人的要求，必须谨小慎微，精益求精，从而也锤炼了戴祖贻，提升了他的技术水准。许达昌有心栽培他，还保送他到王宏卿、顾宏法等开办的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深造半年，重点是提高他的裁剪水平。西服的裁剪是一件衣裳成败的关键。培罗蒙坚持以顾客的满意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别出心裁，注重纸样这道关口。纸样，即样板，一般店家在为顾客量体后，先剪出纸样，然后按照纸样裁制衣服。戴祖贻他们反其道而行之，重视量体裁衣后的“穿样子”（又叫“劈门”）这道工序，一个裁缝的本领，要看劈门水平。培罗蒙的规矩是一旦试样成功，顾客满意后，再按照“样子”剪出纸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