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今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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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和今文经学孔子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最尊崇的地位已经二千多年了。但这二千多年间， 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剧烈。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人，所认识的孔子各不相同。在汉代有今文学、古文学的不同，而今文学之初，有齐学、鲁学的不同，古文学末流又有南学、北学的不同。宋代有朱学、陆学，而明代薛、胡为朱派，陈、王为陆派，也很不相同。即以清代考据学来说，也有吴派、皖派的不同。却都各认为自己所讲的才得孔子之真。我们如其专从某一派的认识来批判孔子，而不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学术演变上来看孔子，其结果不过只批判了某一派的学术思想而没有真正批判到孔子。所以我们是否能真正正确估价孔子的困难就在于此

2、，每个批判者实际上、主观上也极不容易完全摆脱一切学派的圈子来对待孔子。寻根溯源，区别出一些学派系统，结合时代深入探讨就很有必要了。如果从历史的变化上来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在某一时期，甚么样人排斥孔子，又是甚么样人推尊孔子，这倒可以帮助对孔子的理解。有的人认为孔子生当周代社会已到崩溃时期，而孔子却反而要维护旧社会，所以他在当时必然非常落后。但这样的作者又说：“汉兴数十年间新社会已成长起来了”，正是在这个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孔子才从此取得独尊的地位， 这岂不是孔子的学术有合于汉兴以后新社会的要求，才能得到汉代的推崇吗？孔子在生时， “诸侯害之，大夫壅之” （ 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可见在当时

3、反对孔子的正是旧的统治者， 难道孔子专门拥护当时的旧势力，而他们反不要孔子拥护吗？到战国末期，从韩非子的话来看，只有儒、墨是当时的“显学”，儒、墨既不为六国的君主所重视（他们重视的是法家） ，则这一显学的地位，自然是后代多数人多抬出来的，所以汉兴数十年间，儒家就取得了师表万世的地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问题就在于此， 孔子既为旧社会恶势力所摈斥，又为新社会新力量所推崇。但从学术上来说， 他值得推崇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汉代所推崇的儒学，是当时最盛的今文学。可以说，孔子是因今文学为时所重，才开始取得汉武帝的尊崇的。今文学的实质内容，就是儒家独尊之所在。我们从这里面来理解孔子，可能差得不大

4、远。却又有一个问题须得研究，秦始皇、 汉武帝两个专制君主的差别，究竟在甚么地方呢？秦始皇焚书坑儒，太子扶苏就谏劝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 ”秦始皇对儒生是深恶痛绝的。然而汉武对儒生却又推崇备至，这又当如何解释呢？其实，秦皇、汉武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秦是因“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才致焚书之祸。从说苑的记载看，鲍白令之（应是鲍丘之误，即盐铁论之包丘子，史记之浮丘伯，详浮丘伯传）提出“禅让”理论，面责秦始皇为桀纣，而主张五帝“官天下”，反对“家天下” 。然而“禅让”却是今文学一大义。 儒生就是坚持这一主张来与秦的统治者作斗争的，所以始皇必至坑儒。但汉武帝又何尝不如此呢？赵绾、王臧请立“明堂”

5、，这也是今文学一大义（详后）。赵、王两人都是武帝的老师，但因此两人同致杀身之祸。即如武帝以后的眭孟、盖宽饶，也是请汉帝禅让而致杀身之祸的。由此可见， 凡坚持儒家学说的人，无论是六国之君或秦始皇、汉武都是不能容忍的。 而儒之为汉代社会上多数人所推崇，正在于此等人物和他们所坚持的大义。至于汉武帝时所谓以儒显的，首先是公孙弘这种曲学阿世者。“罢黜百家，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这是后世所称为大有功于儒学的人。但“汤、武革命”，岂非今文学一大义（详后）吗？董仲舒却变汤、武“革命”为三代“改制”。 “易姓受命”是禅让的学说，但董仲舒何以又要说“继体守文之君”（即世及之君） “不害圣人之受命” ，同时又

6、把今文学主张的井田变为限田呢？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相容的精微部分，阿世者流一齐都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董仲舒又何尝不是曲学阿世之流。儒学本为后来所推重， 这时经董仲舒、公孙弘之流的修改与曲解之后，这样变了质的儒学，却又是专制帝王汉武帝乐于接受而加以利用的了。我们又从战国末期儒、 墨在社会上同为显学， 而又不为时君世主所愿接受这一点来探讨，也能看出儒、 墨的主张， 确在当时是符合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与专制君主对抗的。墨家首先提出了选天子和公卿大夫，礼运认“大人世及”为小康，那末大同所主张的“选贤与能”也就是选天子。 礼运认“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为小

7、康，自然要尧、舜禅让才是大同。前后思想是一致的。小康是“天下为家”，大同是“天下为公” ，两相对照，这是何等明白！ “货力为己” ， “以立田里” （井田），和“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于己”是相对照的。“城郭沟池以为固” ，和“讲信修睦”是相对照的。“各亲其亲”和“不独亲其亲”是相对照的。“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和“谋闭不用，乱贼不作”也是相对照的。 可见儒、 墨同为显学，正是符合社会多数人的利益，而对专制君主却含有极大的危险性。今文学本是富有斗争性的，而董仲舒放弃了这一点，降低了儒家的理想要求，因而对专制君主没有危害反而有益，所以董仲舒的儒学是妥协的、让步的了。 这就无怪乎

8、汉武不但能接受反而要加以推崇。所以像赵绾、王臧、眭孟、盖宽饶那些坚决斗争的人，必然以身殉道。在这种高压之下，一部分人变节，放弃了主张，入于利禄之途；一部分人只能隐蔽起来，秘密传授，所谓“以授贤弟子”。公开讲的是表面一套，秘密讲的才是真的一套。这就是后来所谓的 “内学”。同时又不能不用阴阳五行为外衣当烟幕，这便成为后代纬书 （不是谶记）的来源。在博士官的学者，就入到“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的章句之学。今文学从这里就分为二了。传内学的自负为“微言大义”，传外学的（博士） “于辟雍、巡狩、封禅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所以今文大义也就从此湮灭了。到石渠、白虎两次会议，专论礼制，由皇帝称制临决以后，就成

9、为御用品了。这种儒学本是不足道的。古文家起来专讲训诂那也是卑卑不足道的，专去考察怎样才是古代史迹，对于今文学的理想、孔子学术的真谛也就沉晦不明了。清末康有为专讲公羊，尊崇董仲舒，也不是今文学的全面，所以他结果只能言变法，却不能从礼家研究一王大法的具体制度，就是这个道理，从学术上看，他只能算是董仲舒派的今文学而已。但真正的今文学是否就从此绝迹，继起无人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儒家的大义思想逐渐由秘密传授转入躬行实践，走上行动方面去了，从今文学看，如“齐诗” 、 “京易”等派都是大谈 “汤武革命” 的。他们似乎也知道专制君主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家的地位的，最后一定要诉诸武装斗争，不能用与虎谋皮、 与羊谋羞

10、的方法来求得解决。但自战国以来的儒家，有一个大缺点，他们总认为“无土不王”。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这些事实成为他们的迂腐成见， 而他们认为必须要有七十里或百里才能革命。后来陈涉等揭竿而起，似乎才打破了这种迷信。史记说：“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可见这一次人民大起义为儒生所拥护而打破了原有的成见，陈涉虽失败，而刘邦却成了功。这对部分儒生受到绝大的启发。司马迁对陈涉、项羽、刘邦的事就说过：“然王迹之兴， 起于闾巷， 合从讨伐， 轶于三代， , 安在无土不王？”1三代自然是指汤、武。这就证明他知道农民是可以起而革命的，所以他反驳了“无土不王”

11、的陈腐见解。到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 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教夏贺良、丁广世、郭昌诸人，于是解光、李寻也竭力宣扬这一套学说，这些人都是今文学家。后来也因此遭到诛杀或灭死一等的处分。 太平经的思想，对汉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可说太平经是倡导农民起义的巨著。张角号称黄巾，是太平道。他们明确地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这就是说要推倒刘氏的专制统治。西汉末年，赤眉、铜马、新市、平林，无论那一支起义队伍，都要拥戴一个姓刘的来号召，这和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大家都要找六国的后裔来号召一样。但到三国黄巾起义就不然了，农民不要姓刘的了，从此以后中国1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

12、都有宗教关系，他们要求均贫富，等贵贱， 是很鲜明的。 这与太平经与今文学能说没有关系吗？太平经中正蕴蓄着很多今文学的思想，这是可以考见的，当然今天所保存的太平经，早已经过无数次的删改和增窜，已经不是西汉时代的原形，但还可推求出一些原始面目。它和魏伯阳、 陶宏景、 寇谦之以后的道书专言服食导引存想符箓是截然不同的，它希望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它也要求“圣君贤相” ，它是代表农民意愿的书，它和秦皇、汉武求神仙方术的冀图是有天渊之别的。继承孔子的思想而演变出的今文学思想发展如此。但汉代儒生自认为是孔子之学，喜欢说“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甚么才是微言呢？微言是微见其义之言，所谓“当

13、世君臣有威权势力”，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所谓“所褒讳贬损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 。1正是因为微言的内容是“经世之志”，2是“天子之事” ，3是“一王大法” ，4是新的一套理论，是继周损益的一套创造性的革新的制度，这和宋儒所谓性命之道才是微言的意思全然不同。这套制度要见于礼家如两戴记之类（详后），而春秋 家和公羊只空言其义，见不出甚么具体制度，所以大家就认为是非常可怪之论。康有为就是因为只谈公羊而不谈礼制，因之也就不能知道今文学的全貌和今文学的高峰。而这一高峰在当时也只能微见其义口授弟子而已。所以刘歆骂今文学是“信口说而背传记”，5许慎也骂今文学是“怪旧义而善野言”6，这种“口说

14、” 、 “野言”，正是和威权势力斗争最尖锐的真实所在。 不过今文家这一套恢宏阔大、纲举目张的整套制度，是否真是从孔子的微言口授传下来的？如其不是孔子早定的制度，今文家又为甚么要把自己可贵的思想，偏要说为是孔子的思想，难道没有理由吗？我们必须加以探讨。孔子毕竟是春秋时代的人，不能不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从今天来说， 显然有他落后的一面，但也有他进步的一面，后来的今文学的思想不能说不是导源于他的。如论语一部著中，就真有些使人不易明白的话。如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 （管仲）不能死，又相之”，这是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君臣大义来责备管仲的。但孔子却只说： “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15、。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7这是从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来称赞管仲，对君臣之义一层，只字不提。孔子所骂的“匹夫匹妇之为谅”，当然是指的召忽。这种重视人民利益而轻视君臣大义，无论汉、唐、宋、明的注解，都不能理解这一点。总使人觉得管仲在君臣大义上说不过去，是他的缺点。但在孔子看来，管仲有这样的大功，是了不起的，其余就可不必论了。这是何等卓越的识见，何等伟大的胸怀。“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召，子欲往。”这都是人们对孔子关于君臣之义在思想上想不通的。其实，这就是吊民革命的思想。孟、荀以“桀纣为独夫”，8也还是从这种理解来的。今文家辕固、翼奉、京房、干宝的思想，也正是导源于此。宋时，严

16、松曾文陆梭山： “孟子说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的答复是“得天位” 。严松又问：“岂教之篡夺乎？”梭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陆象山叹息地说道： “旷古以来， 无此议论。”陆象山是佩服这一回答的，但他说旷古无此议论就未必然。从汉到晋，如干宝，如孙盛，大概传今文学的都懂得这种议论。就在宋代，如邵尧夫诸人也有这种议论。曹魏时许芝说：“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1并见汉书艺文志 。 2庄子齐物论 。 3孟子滕文公 。 4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壶遂曰。 5汉书刘歆传 。 6说文解字序 。 7论语宪问 。 8孟子滕文公 、 荀子正论 。 9宋元学案梭山复斋学案。让，不为兆民也。 ”1为兆民这一思想就是要往费，往中牟的主脑，这是孔子思想的根本，是孔子学说的最高准则，孔子把让天下当成小事，把为兆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