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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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研究*孟捷内容提要: 在传统剩余价值论的架构中， 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只存在零和关系。本文试图在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 论证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可能存在的正和关系。经历了有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长期争论， 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工人技能升级的长期趋势。这一点为我们运用“成正比” 理论奠定了经验的前提。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 在国内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本文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将其运用于分析以技术变革和劳动复杂程度提高为基础的价值形成过程， 并据以论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正和关系得以实现的经济条件。这种在不同层

2、面存在的正和关系构成了相对剩余价值规律的抵销因素。关键词: 暗默知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正和关系“成正比” 理论*孟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100872， 电子信箱: mengjie ruc. edu. cn。本文的研究得到了 2005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材支持项目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但文责自负。关于劳动价值论在这两种情形下的适用性， 可参见孟捷( 2005) 的分析。一、问题的提出二战后， 由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推动的集体谈判和福利国家的兴起， 使工人在生产率进步的前提下分享企业剩余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日渐普遍的实践。这一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

3、出了新的课题， 借用美国学者拉佐尼克的话来说 : “要弄明白资本主义的成功发展， 关键不是明白资本家怎样从工人身上获取剩余价值， 而是要明白工人的劳动和技能怎样和资本家的资本投资结合在一起， 为资本家和工人双方创造足够的价值， 让劳资双方都获益。 ” ( 拉佐尼克， 2007，第 77 页) 拉佐尼克的表述也许不无偏颇之处， 但他的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晚年恩格斯曾经注意到英国的工人和资本家在价值分配上的妥协关系， 例如他说， 在 19 世纪末 ， “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 ” ( 恩格斯，1882， 第 353 页) 但是， 任

4、何这类基于垄断或市场势力而实现的妥协关系， 并不是本文的分析对象。这些现象只要在现实中确实存在，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其实是不难得到理解的。本文不考察这类现象， 而且也不考虑基于产品创新( 也相当于某种垄断) 而出现的 “技术租金” 那一类情况。我们把本文讨论的问题锁定为由生产率的增长所带来的在价值创造上的正和关系。一些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了上述正和关系， 并尝试进行了一些分析。例如，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布若威在其 20 世纪 70 年代的著作里提出， 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可能存在着分配上的正和关系。但在他看来， 这种正和关系只限于使用价值层面， 不可能发生在价值层面。他这样写道:“ 尽管在交

5、换价值层面，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可能是零和关系， 但在使用价值层面，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非零和的关系。因此， 即便工资的价值 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 下降， 工资可支配的商品却能因生产率的进步而增长。 ” ( Buroway，1978，p. 256) 实际工资可伴随技术进步而增加的观点事实上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 里指出， 相对剩余价值率的512011 年第 4 期提升可以和实际工资的增长携手并进， 条件是后者的增长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马克思，1972， 中译本， 第 571 页) 。布若威援用马克思的这些观点， 其用意在于将使用价值意义上的共赢作为劳动和资本之间展开合

6、作的物质基础， 用他的话说 : “工人不是在交换价值层面， 而是在以其工资所能购买的实际商品的层面， 来理解其利益并在现实世界中行动的。通过实施妥协以及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 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在现实中实现了协调” ( Buroway，1978，p. 256)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普莱沃茨基等人，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具有正和性质的妥协关系( Przeworski and Wallerstein，1982) 。他们将这种关系定义为: 在某种制度安排下， 工人有理由确信， 未来工资将作为当前利润的函数而增长。但问题是，普莱沃茨

7、基等人将产出的增长归结为资本生产率这样的因素， 而没有考察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这样一来， 用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来说， 待分配收入的增长过程及其原因就在某种程度上被拜物教化了。工人分享剩余的问题还吸引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注意， 并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例如， 威廉姆森( 2002) 曾提出， 雇员可因其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而取得准租。青木昌彦( 2005) 则力图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里解释工人和股东如何分享组织租。一些较晚近的作者， 如金格勒斯、 布莱尔等人， 进一步发展了威廉姆森和青木昌彦的观点( Zingales，2000，1998;Rajan and Zin

8、gales， 1998;Blair，2005;Blair and Stott， 1999) 。在他们那里， 剩余索取权不再被认为专属于股东， 而应由各种从事专用性投资的利益相关者分享。但是， 他们并没有深入地考察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 而至多是承认， 公司治理中那些影响剩余分割的条件也会通过某些渠道影响生产出来的总剩余。至于剩余本身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则鲜有涉及。笔者认同一些学者的以下判断: 现有公司治理理论所关心的主要是剩余的索取， 而不是剩余本身的创造( 奥苏丽文， 2000) 。要对剩余的创造展开充分的分析， 需要有一种适当的价值理论。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拥有劳动价值论这样的分

9、析工具， 却未能在理论上正式接纳上述正和关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 无论是绝对剩余价值论还是相对剩余价值论 只能解释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互为反向的变化。这种反向关系意味着， 提高剩余价值就必须降低劳动力价值。要在这种反向关系之外， 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存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正和关系， 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并不能找到现成的论据。为了在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解释上述正和关系， 本文援用了以下理论资源: 暗默知识论及其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中的运用， 以及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所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 简称 “成正比” 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 演化经济学家将暗默知识论引入了经济学。大致同一时期，

10、 在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争论中， 暗默知识论也被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相关学者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 论证了暗默技能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并据以批判布雷弗曼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特征是去技能化的观点。经历了这一争论， 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承认，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工人技能升级的长期趋势， 这一点为 “成正比” 理论的运用奠定了经验的前提。本文的主体部分将 “成正比” 理论运用于分析以技术变革和劳动复杂性提高为基础的价值形成过程， 并据以讨论劳动与资本的正和关系得以实现的经济条件。61孟捷: 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研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 这部早期作品里，

11、马克思就详细论述了工资和利润之间互为反比的零和关系， 并否定了后文即将分析的 “成正比” 规律出现的可能性( 马克思， 1995， 中译本， 第 353355 页) 。暗默知识的英文为 tacit knowledge， 或译默会知识。二、暗默知识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降， 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兴起， 波兰尼( 2000) 的暗默知识论在经济学， 尤其在企业理论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运用( 孟扬等， 2010) 。演化的( 或基于能力的) 企业理论发展了关于组织知识的思想。所谓组织知识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人所有的知识， 或者个人知识的加总， 但它又是以个人所有的暗默知识为出发点的

12、。在野中郁次郎等人( 2006) 关于组织知识生产的模型中， 能否成功地分享和利用暗默知识是影响企业创新成败的重要因素。上个世纪 70 年代， 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 一书问世， 旋即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争论。正是在这场争论中， 暗默知识论被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文献。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坚持了下述核心观点: 资本家只有通过监督和强制， 才能从劳动力中榨取到足够的劳动， 以实现资本价值的增殖。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中， 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企业内的细密分工。这种分工虽然有助于造就许多简单劳动， 但总体而言资本家仍不得不依赖于熟练工人的技能， 因而还不能实现

13、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向实质隶属的转变。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面。机器体系的出现为科学大规模地运用于生产过程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指出，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 资本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并摧毁工人所拥有的熟练技能， 使复杂劳动退化为无需多少教育和培训的简单劳动。从这时起， 先前在生产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暗默知识变得不再重要了。下面两段征引， 便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挑选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的颇具代表性的论述:“很能说明问题的是， 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十八世纪还称为: mysteries秘诀 ， 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 使各种自然形

14、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 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 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 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 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 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 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 ( 马克思， 1972，中译本，第 533 页) 。“科学对于劳动来说， 表现为异己的、 敌对的、 统治的权力， 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 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 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 用以分析生产过程) ; 科学的这种

15、应用， 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 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 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 这两者是一致的。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 但是， 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 大量工人相比” ( 马克思， 1979， 中译本， 第571 572 页) 。哈里布雷弗曼( 1979)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 将其运用于分析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劳动过程。正如一些评论者批判地指出的， 布雷弗曼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其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客观转变， 忽

16、略了工人的主体性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第二， 一如马克思， 他仅仅考察了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冲突， 完全没有考虑双方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合作。在此基础上， 他才能把去技能化( deskilling) ， 以及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宣布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特征( 布若威， 2008; Manwaring and Wood， 1985) 。布若威指出， 布雷弗曼的观点预设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命令或强制， 也体现为资本与劳动之间在经济上的零和关系 资本家之所得必为工人之所失。布若威认为， 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劳动组织， 不可能完全依靠强制来协调， 还须取得工人的同意712011 年第 4 期( consent， 或译甘愿) 。他写道 : “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分析大体上都是基于劳力付出是由强迫来决定的这样的假设。换句话说， 马克思在他的劳动过程理论中没有为同意的组织留出空间”( 布若威， 2008， 第 47 页) 。对布若威而言， 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 同意是在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