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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浅谈现代性与“陌生人伦理”论文关键词：现代性 陌生人 亲近性道德 陌生人伦理 论文摘要;我国社会结构的当代转型以及“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从根本上需要新的伦理“陌生人伦理”作为支撑。它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伦理诉求，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方式。市场、贸易和契约等现代化动因，借助“由熟变生”和“由生变熟”的双向互动机制，推动亲近性道德向“陌生人伦理”的转换。在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伦理，首先应当明确血缘亲情的内在价值，继承亲近性道德之丰富内涵，发扬其稳定持久的文化纽带功能；其次要发挥“陌生人伦理”的调控作用，摒弃亲近性道德之主观随意的缺陷，引导个人行为的有序发展，推进当代和
2、谐伦理生活的自觉构建。 一、 “陌生人社会”的来临及其伦理诉求 “陌生人(Stranger)”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然而， “陌生人社会”及其相关伦理问题的提出，却是与现代性有着本质上的关联。一般而言，现代性被理解为某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费孝通最先从社会学视角研究“陌生人”，分析社会结构变迁的现代性问题。他认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在这里， “陌生人”是作为整体性概念而被提出的。西美尔说过， “陌生人”概念的意义随现代性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3l(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陌生人不断地涌人我们的生活，人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他们打交
3、道。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与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关乎我们的情感投向并构成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如果现代生活要持续下去，就必须保持和培养陌生关系(Strangehood)。近年来，在欧美社会广泛流行的“Freehugs”一词，主要是针对陌生人所发生的伦理态度“拥抱陌生人”。随着改革开放的2不断发展以及全球化影响的加深，我国社会结构加快公共转型的步伐， “陌生人社会”的来临已不可避免。在面对陌生人及其利益问题时，每个人都必须依照某种道德尺度，表达自己的内在感受和伦理态度。建构“陌生人伦理”已成为现代文明的迫切诉求。 现代性赋予陌生人以合法存在的基础。但是，陌生人和陌生关系并非天然
4、具有伦理价值。那么，在何种意义上陌生关系具有价值判断?建构“陌生人伦理”如何可能?深究这些问题，布伯阐释的“我一你”关系思路富于启迪。他说，生活中没有孤立的“我”的存在，孤立之“我”的想象和感觉“绝对构不成人生。 ”“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当陌生的“你”与我相遇时， “我步入与你的直接关系里。 ”5 在相遇中， “我”敞亮自身，履行爱的义务，使自身成为伦理存在。对布伯而言，作为真性活动的相遇，意味着彼此的凝视和关照，即双方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由此进入你我不分的关系境界中。然而，若“以关系为本的话，价值的建立就在于感通。 ”l6l(啪这种基于内在感通和自我牺牲为中介的关照，赋予“陌生人”以明确的
5、道德价值内涵，从而导致陌生关系转向伦理关系。相反，对陌生人的种种冷漠和歧视。不仅容易使自身受缚于“陌生”而不能关照对象， “我”的存在也因此而发生蜕变，即，当“我”不再将“陌生人”视作伦理对象时， “我”自身也将失掉作为伦理主体的意义，不再是伦理存在。由此，与陌生人“相遇”就不再是简单的认知问题，而形成超越认知空间的伦理价值判断。 布伯对“我你”关系所作的先验分析，固然有助于摆脱彼此“一味利用”(布伯语)的嫌疑，把握陌生关系的本真性和伦理性。然而，先验分析并不能代替具体历史的评判。从认知意义上看，陌生关系与熟识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质。熟识关系乃是人们基于日常交往而形成的稳定联系，交往对象大多是
6、熟悉的面孔，血缘和3情缘发挥无形的监督力量，调节彼此之间的关系，因而形成鲜明的“私人性”。其中，“熟识”因被当作相互信任的证据而获得特殊的价值评判。然而， “由于陌生人保持着陌生关系，冻结了距离，防止着亲近”。因此，陌生关系先天带有心理上的隔膜与疏离。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当面遭遇陌生人时，大多以纯仪式性的客套与寒暄，表现出礼貌的疏远(politeestrangennent)的刻意控制。而霍夫曼所谓的“世俗的不经意”(civilinattention)范式，往往成为与陌生人相遇时当面承诺的最基本类型。这种“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呈现出陌生关系所特有的暂时性、脆弱性和“非私人性”。由于缺
7、乏真诚信赖的长久支持，导致对陌生人的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或直面陌生人的利益受侵犯却心安理得。在很多公共场所，当陌生人深陷困境而急需救助时，路人的冷漠旁观现象却频频发生，这不仅反映出“陌生人伦理”在人们心目中的明显缺位，旁观者对待熟人与陌生人所持有的双重标准，也透露出陌生关系本身的“短暂、瞬间即逝和偶然”等现代特质。正是基于此， “陌生人伦理”才被纳入现代性研究的理论框架。 布伯分析的另一个缺点是，它仅仅关注人们彼此的直接相遇，却忽视了“我”与“你”的复杂间接关联以“物”为纽带的联系。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完全脱离利益约束的陌生关系，并且，可能恰恰是由于复杂的利益纠葛，才导致个体道德抉择中的困境和冲
8、突，最终制约公共生活秩序的塑造以及诸多社会利益的实现。例如，借助当代发达的市场贸易程序，那些不曾谋面或永远不可能谋面的人们，享受着对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然而人们无法保证，这些商品或服务是称职的，或者不会因此而置自身于危险之中。所以仅凭“非私人性”的脆弱的陌生关系，尚不足以维系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平衡，况且，其中所蕴涵的复杂的利益机制，也使我们不能仅凭感情或义务相信陌生人，而是必须对他们加以防范。为克服这种先天不足，有4效培育和引导陌生关系的健康发展， “陌生人伦理”的构建及其现实运作，应当辅之以刚性的法律制度作为补充。在日常生活中，若熟识者之间发生了矛盾或冲突，由于顾及到彼此的长远利益，大多喜欢私
9、了；而陌生人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利益纠纷，则大多诉诸法律途径来解决。所以“陌生人伦理”并不表现为良好的道德愿望。它负载着现实交往过程中的道德理性对各自所承担的道德义务或责任的确认。构建合理而有效的“陌生人伦理”，以明确的责任承诺方式缔结契约，约束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关联，是有效规避现代性风险的必要前提。 现代社会结构的公共转型，不断开放的社会生活，从根本上需要新的伦理陌生人伦理。它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伦理，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方式。现代化要实现个体自由和解放的承诺，对社会秩序之和谐与美感追求的强烈渴望。正如伯曼所言，它要创造一个同质的、完全现代化的空间，不留旧世界的一点痕迹。 然
10、而，面对未尝体验过的、充溢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构建新生活的现代伦理基础，必需消除社会生活的诸多不确定性，治理非理性无序漂移所造成的紊乱，打破道德自我之自由追求所造就的种种幻想，有效节制熟识关系之“封闭”、 “狭隘”等负面价值，合理安顿陌生人及陌生关系，创造出公正合理的公共生活新秩序，保证各方参与者利益的顺利实现。就伦理视阈而言，欲成就此种社会和谐的目标，无法单纯依靠传统儒家的亲近性道德文化，而只能借助涵盖儒家文化在内的、完全规范化的现代性伦理，作为整合当代公共生活的制度性机制。由此看来， “陌生人伦理”的当代构建及其实践，内在蕴含着现代性的美好理想和制度化追求。在此意义上， “陌生人伦理”
11、被纳入现代性的生存策略和道德谋划，承载着社会现代化的道德使命和理想价值目标。 二、从亲近性道德到“陌生人伦理” 5研究中国现代性的历史，首先应着眼于社会结构的公共转型，即“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费孝通认为，从社会结构看，乡土中国是典型的血缘和地缘结合体。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处理人伦关系上，按照儒家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对待亲人、朋友和陌生人。如果将“亲疏有别”视为儒家道德生活特质的话，那么， “亲近性”则构成其道德情感的坚硬内核，它代表伦理情景中独一无二的品性。 “朋友之伦虽然不如父子、兄弟亲密，但仍属于亲密圈(intimacysphere)的性质。 ”
12、人们所亲近的对象，往往是自身利益的密切相关者，因而在道德关系上大多是不对称的。乡土社会之血缘和地缘的结合，为这种亲近性道德提供了合法土壤。对特殊个体所承担的特殊道德义务，又表明其内在性是无法取代的，也是远离公共规则和法律强制的。与陌生关系相比， “亲近性”所获得的是人伦关系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往往凸显于私人生活之外。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熟人交往不必固守规则，仅凭直觉即可做出恰当的判断。因此图尔敏指出：“在陌生人伦理学中，对规则的遵守就是全部，(自我)判断的机会很少， ”而“在亲密人的伦理学中，(自我)判断就是全部，对严格规则的肯定是很少的”。 不过，熟悉或亲
13、近并不意味着行为的正当性。即使亲近性道德也有其明确的适用边界。 礼记曾日：“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 ”当“亲毕”出现时，亲近性道德即宣告失效。从逻辑上说，此时需要以非亲近性(疏离性)的“陌生人伦理”相衔接。同时，大概体会到亲近性道德的固有局限，儒家又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原则作为补充，力图实现由熟识者向陌生人的延伸。不过，儒家道德毕竟是本土积淀的独特文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生活之根。在实际运作中，这种长久积淀而成的深层伦理秩序，并没有给陌生人留下多少道德空间。况且，由于人们始终抱有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的心理，大多以防范的态度作为自我保护机6制，因此也难以与陌生人达成有效
14、的共识。这种集体心态不仅扭曲了陌生人的本真性，也无助于“陌生人伦理”的有效建构，进而阻碍着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近代以降，在西方资产阶级伦理观念的强烈冲击下，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痛感中国传统道德之缺失，充分意识到普遍性伦理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大声疾呼推进伦理革命的必要性。例如，梁启超试图借助“私德外推之为公德”的途径，实现对“公共心之缺乏”、 “自治力之欠阙”等国民性的近代改造，以创建新道德、塑造新公民，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实现“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的理想社会目标。蔡元培倡导西方式的公民道德教育，尝试培育国民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等，本质上都是力求通过对亲近性道德结构的内部突破，推进传统伦理文化
15、的近代转型。但这些努力都不同程度地归于失败。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找到改造亲近性道德的合理路径。 中国现代性伦理的当下建构，是借助市场化机制逐步实现的，其中包含人际交往中的“由熟变生”和“由生变熟”的双向互动。市场、贸易和契约等现代化的动因，推动亲近性道德向“陌生人伦理”过渡。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即使是熟人，也要信奉理性算计和公平交易原则。 “在门前是邻居，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问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 ”“在这种情景下，亲近性道德必须退隐。市场理性促使熟人“陌生化”，彼此以平等的成员身份参与交易，为经济发展扫除“人情”障碍，使道德准则服从经济规律的安排。 “在这里是冷静的
16、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乏的。 ”亲近性道德所依附的血缘和地缘，均要经受现代市场化的考验和改造。 “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契约乃陌生人之间所做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陌生人伦理”注重外在约束的有效性，其核心是对社会信用的尊重和维护，以7此作为商业交易过程的保护机制，实质是维护交易双方的共同利益。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乃是以信用和互利为基础的有效运作的过程和结果。 “由生变熟”乃是接纳陌生人的过程。陌生人的介入和陌生关系的形成，打破了亲近性道德的狭隘视野，警醒人们关注“他者”存在的多样性事实。陌生人社会的来临固然无法回避，但我们可以选择对待陌生人的态度。陌生人同样是活泼的生命存在，我们相遇时需要加以观照的对象。此时亲近性道德也许会失效，但“人情味”和道德情感却不能止步。人们需要尊重和善待陌生人，要“反复不断地亲近他们，打动他们”。从内心真诚欢迎并接纳他们的到来。这个过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