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外名记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中外名记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论中外名记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摘要】“中国的西北角报道”，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别具一格的一种新闻报道现象，本文以中国的西北角、 西行漫记和北行漫记为蓝本，探讨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等中外名记在采写“中国的西北角报道”中表现出来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笔者认为，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方面，他们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一、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二、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三、不畏艰险、严谨细致的采访作风。这些精神，庶几可为探讨当代媒介转型中之传播规范问题提供借鉴。【关键词】“中国的西北角报道”；范长江；斯诺；福尔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职称论文本文所称之“中国的西北角报道”，
2、指的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记者在抗战大背景下，冲破国民政府对红色中国的重重封锁和对记者的种种阻挠而采写完成的，主要以反映中国西北部情况为目的的报道；这些报道都发表或结集出版在抗战结束或新中国成立之前，其中反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和以延安为中心的红区面貌之篇章尤其引人注目。在现代新闻史上， “中国的西北角报道”著名的有：中国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 红军与长征、 塞上行等，美国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的妻子、美国作家兼记者尼姆?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内幕），美国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又译红
3、色中国报道），美联社、 曼彻斯特导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 G?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时代2杂志、 纽约时报、 同盟劳动新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等。“中国的西北角报道”，特别是其中对红色中国全景式的扫描和手术刀式的解剖，揭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北部的神秘面纱，为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事业的面貌，提供了新闻专业的视角和大量可以写进史册的有价值的素材，也为时人解开心中关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种种疑问和谜团，提供了鲜活的答案。本文以其中影响最大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诺的西行漫记、福尔曼的北行漫记为蓝本，参考相关资料，探讨其中闪耀着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4、。在艰苦卓绝的采访过程和震撼世界的采写成果中，范长江等中外名记虽然风采各异，但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方面，他们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一、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作为记者，范长江、斯诺、福尔曼等人都有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以报道事情的真相为己任。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他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1，他是向国统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第一人，他是国内以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并如实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第一人。范长江能够创造这三个第一，源于其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作为记者，范长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追寻民主、
5、自由的社会，把报道事实、反映真相作为自己3毕生的使命，追求新闻采访的自由，追求发表“一种社会意见”的言论自由。1937年 4 月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除了自己的生命限制外，我们要有在我们领土居住移动的绝对自由”， “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2为了这些信念，他冲破重重阻碍，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下，深入中国西北部采访，反映了系列“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范长江对新闻的定义）。斯诺“以报告文学红星（即西行漫记，笔者注）为最初的宣传书、战斗令，向全世界生动地报告了中国红军长征
6、、抗日壮举以及建立新中国的壮志雄心，使罗斯福总统不断修正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看法，并三次召见斯诺，斯诺本人也因此成为西方社会中国信息的来源”3。作为第一部由外国记者介绍红区的纪实性著作，毛泽东对此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 “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4斯诺能写出西行漫记，源于他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以及他的“中国的事业是站在真理、公正和道义一边的”5的坚定信念。1932 年，斯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已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她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她悲哀。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
7、与苦痛，他们的沉重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使我感到难过至极，无法控制，在我看来，中国人民的品德是如此的美好，性格是如此的坚强，我们应尽一切所能来恢复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 ”6在这些信念的支撑下，斯诺以报道中国事情的真相为己任，从 1928 年底开始，他以芝加哥论坛报远东特约记者等身份，在中国开始旅行采访，向世界报4道中国的情况。1936 年 6 月，为了“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他“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冒一下险”，从北京踏上去西安的慢车，开始了长达五个月的探寻红色中国之旅。福尔曼的北行漫记，是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的姊妹篇。斯诺夫妇之后，福尔曼等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的访问，
8、“是对国民党将近五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 “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7“福尔曼是参观团中将他的专著出版的第一个人。同时代的人很快欢呼它，称它为权威性的目击者的证明书。 ”8福尔曼能写出轰动世界的北行漫记，源于其客观、正直的立场和不畏险阻寻求事情真相的坚强信念。在解放区，福尔曼曾说：“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任务在于寻求事情的真相，以便向美国人民忠实报道。 ”8他和许多外国记者表示， “他们此行的目的在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全部真相，把中国共产党的作战努力的实况，告诉世界人民，以期对中国国内的团结和民主有所贡献。他们要做全世界人民的眼睛”7。正如范长江所
9、言，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虽然范长江、斯诺、福尔曼分属不同报刊、有不同背景，但是他们在专业主义精神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以报道事情的真相为己任并把它看成记者神圣的使命。他们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天职”意识。正如马克思在论述报刊的使命时指出的那样，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9，作为记者，范长江等中外名记以完成报刊使命为自身职责，具有强烈的神圣的使命意识。二、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5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题记中写道：“谨以本书献给自由探索的精神，特别是我那位心地诚实风标独立的工作伴侣。 ”“自由探索”、 “风标独立
10、”，也适用于范长江和福尔曼等人。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是这些中外名记在采访报道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通读名记们的著作，我们会发现，记者们报道事情的真相，不是简单地“有闻必录”，他们的采访报道，是对中国社会状况长期关注和思考的延续，是带着一系列深刻问题深入实际的自由探索其中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权、不轻易受外部势力左右的独立品格，尤其令人动容。范长江在 1936 年 11 月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四版自序中写道：“记者在绥远前线工作，深觉有许多朋友，对于我们西北一角在当前战争中的战略情形，缺乏正确了解。往往中了对方虚伪理由的毒害。 ”“记者以为中国人必须根本认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们中国。其防苏只
11、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记者希望大家能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 ”2范长江能有此远见卓识，并能通过其报道引发大家对日本侵华战略的认识和思考，其功不仅在深入西北部采访的几百天，而且在比此更早的三五年。早在 1932 年范长江就以“热河战地记者”的名义，跟随一支运输队前往东北。失败后他转向了对日军事问题的研究，他广泛搜集中外报纸杂志，研读了大量有关资料，并发起组织了“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红军开始长征后，他意识到，应“从各方面来表现现实的中国”，以回答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10，决心到
12、6西部采访，以探明现阶段中国历史重大变化的真谛。经与大公报商议，报社同意他以旅行记者的名义去各地采访，只付稿酬，文责自负。此后，范长江不但写出了著名的中国的西北角红军与长征塞上行等，而且在“西安事变”后发表了震动全国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完成这些彪炳史册的报道的范长江，仅仅是一个只有旅行记者名义而无记者经费而且需要自负文责的自由撰稿人。在这个过程中，范长江充分表现了独立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品格。这种品格，范长江以为是做记者的根本。1938 年 4 月，在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一文中，他写道：“所以似乎很神秘的新闻记者职业，还是把最平凡的人格问题，做成了根本的第一的信条。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
13、新闻记者。有了健全的人格，才可以谈其他各种技术的问题。 ”21941 年 10 月，在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他又写道：“第二个经验，是操守问题。 ”他强调新闻记者要有操守，要在“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物质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和“诽谤、污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的两面“夹攻中奋斗”，坚持真理。2斯诺对中国问题的实地思考和探索，始于 1928 年 9 月在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任职。1930 年 7 月，他任美国统一报业驻远东旅游记者兼驻北平代表，开始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及周边国家，后来又任职燕京大学新闻系，并成为多家美英报刊的特约记者和撰稿人。多年在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
14、，使其对中国问题深有研究。然而，由于“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斯诺心中积压了许多问题未获解答。 “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但是斯诺不相信，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7答这些问题”；斯诺不愿受世俗偏见左右，作为一个记者，他崇尚实地调查， “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为了真相，他敢冒生命危险，在“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情况下11，1936 年 6 月初，斯诺离开北京，孤身犯险，踏上了探寻红色中国之旅
15、。斯诺在陕甘宁边区一待就是 4 个多月， “我在红区广泛地旅行，非常自由地向许多农民询问情况。我分别同几十位共产党员谈了话”他观察和研究红区的各方面情况，他坚持自由探索、亲身调查、独立思考、报道真相，他“追踪的是事实，事实，事实”，他说“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他最终写出了“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4的红星照耀中国。本着“我有权报道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的自由探索的精神，作为美国多家报刊的记者，斯诺后来还采写了反映红色中国和苏维埃运动的一系列报道（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行动不自由，1959 年被迫举家移居瑞士。事实上，斯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如
16、他所声明的：“我和共产党并无联系，而且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 ”4他的系列著作不过是一个风标独立的自由探索者的工作成果在成功地进入红区以后，斯诺就开始了一生为之努力的工作：向西方说明真实的中国。福尔曼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对调查中国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 1940 年开始，他作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和英国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在长期的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和对共产党的攻击宣传中积累了一连串的疑虑。新闻记者的良心，促使他努力突破封锁，寻求机会出访延安，报道事情的真相。从 1943 年5 月开始，他发起“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向当局提出放宽新闻检查标准的要求。81943 年 11 月、1944 年春，他又两次带头向国民政府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虽然一再被搪塞延误，但他们不屈不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