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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律师在社会良知和职业道德之中的选择法学 092 姚国锋 150911230 今天和室友聊天，谈到我国古代及近现代西方所谓特殊关系作证豁免的制 度，比如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医生和病人之间，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等等，当 他们发现对方有所谓犯罪的证据时，可拒绝作证。我们又讨论了曾一度鼓吹的 所谓“大义灭亲”情结对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破坏。 接着又聊到，当律师面对这样的证据的时候，该如何自处？室友直接的问 题是：你的一个当事人被控杀人，现有证据非常不充分；但是你的当事人又明 确告诉了你他杀人的事实以及公诉机关还没有掌握的证据，你怎么做？我当时 有点犹豫。 我给他解释，这涉及到律师当他作为一个“律师”面对职业
2、道德以及作为 一个“社会人”角色面对普通人性的时候，他如何取舍。作为律师，他应该尽 力维护自己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绝对不能以主动提供控诉证据的方式陷自己当 事人于被动；但作为一个社会人，又有一个古训要与这样的反社会的罪恶行为 作斗争的考量。这实在在一个无法假设的问题。 室友逼问，此时你会怎么办？我还在犹豫。 他就依平时对我性格的了解说， “估计到时候，你会捂着自己的良心，更多 地从人性的角度处理问题， ” 我还在想“从人性的角度处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正在考虑怎样假 设一些背景使之在社会人与律师的角色之间进行协调，如退出诉讼等（亲自揭 露当事人这样的事情肯定在我的排斥之外） ，正在想着如何给
3、这个法律的门外汉 “普法”呢（这种思考当然都是电光火石的瞬间） 室友又说“特别是此时公众会强烈要求对该当事人绳之以法” 。 这一句话一下子让我惊醒过来，我对公众意见向来是刻意保持一定距离的 观察态度。 我立即坚定地说，我恐怕会更多地从律师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他很诧异，我又试图以刘涌案中的刑讯逼供的争论进行说明。另外一个室 友又补充说，刘涌这个事情我知道，他当时拿着冲锋枪朝人扫射，真该杀。 我提醒他们说，也许我们可以绕出来，多换几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首先，在刑事案件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一个人在最终被判有罪之前， 法律上应当对他作出无罪的推定，如果我是一个律师，就要先相信他无罪。即 使你亲眼看到
4、他“杀人”了，这恐怕也有很多意外：如当时也许他虽然有杀人 的行为但不足以致命，或在他动手之前被害人就已经出现意外，那么真正致命 的就是其他原因，甚至有可能就是你看错了，等等-逻辑上几乎无法穷尽还 可能有多少种眼见不为实的例外，可以确信的是我们始终无法真正地还原历史。 总之，无罪推定应该是一个原则。 其次，所谓的公众其实是由许多单个的个人组成。这些单个的个人也许没 有哪一个人他确切看到我的当事人到底是否有过相应的行为（再加上如前所述 的意外） 、知道是否有罪，很多时候就是人云亦云；况且在当今正常消息渠道闭 塞、滞后，网络疯行的背景下，操纵的民意已成为常态。我国古代还有“三人 成虎”的典故，不可不
5、引人借鉴。 有些道理说的人越多，可能越不对，如抵制什么什么的；反而有些道理- -如杀人应受惩罚-再简单不过，也不是需要很多人来告诉你你才知道。因此，所谓公众的意见常常并不比一个人的意见更有真理性。站在律师立场上，他应 当是独立的一方，公道在内心、在他接手案件之时就应当有所准备，而不是在 办案过程中再去迎合。 再次，很重要的一点：通过对职业伦理的破坏所获得的实体正义到底是不 是有所值，这还是很大一个疑问。律师揭露自己的当事人固然不可取，即使那 些明知道有某种诉讼的技巧和途径可以帮助自己的当事人，因为“良心发现” 而故意忘记或视而不见或大义弃之，也势必会破坏律师和当事人之间那种特殊 亲密的关系。
6、一个犯罪嫌疑人，当他被丢到看守所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环 境？除去令人发疯的刑讯逼供，同屋有牢头狱霸、公安和检察官还在不遗余力 地收集证明其有罪的证据、就连看守所警察也时刻想着在他身上深挖余罪，其 唯一可以见到的不以惩罚他为目的的自由人就是律师。而律师在会见的时候往 往会告诉他，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告诉我-不管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会 选择适当的方式帮助你。可以说，此时此刻，当事人唯一可以信任能够信任的 人就是律师。 当律师背弃这样的信任出卖当事人以博取“英雄”称号的时候，当律师由 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变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世间信任何存、正 义何在？你难道能说这些嫌疑人他们连信任
7、别人的权利也要被剥夺了吗？ 因此律师在社会良知和职业道德之中的选择因人而异，但是从我的角度来 看，律师的职业道德应该在社会良知之前。 有一种律师，非常有职业道德，绝对尽其所能的为当事人谋取利益的最大 化，比如在企业与员工的战役中代表企业将弱势的员工逼入绝境；比如明明是 自己这方当事人做错了事情，却用尽各种法律手段来让对方当事人最后精疲力 尽不得不按照他们希望的结果去妥协；又比如帮助有罪之人脱罪或者帮助重罪 之人减少量刑。 这样的律师，绝对是一名好律师，一名尽责的律师，一名抢手的律师。在 职业道德上来看，他没有任何的错误，因为在成为律师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决 定了，我们要维护任何人的任何合法的权益
8、，哪怕他是个杀人犯。 可是，这样的律师却不是能被公众理解的，也是不能被对方当事人所能理 解的。就象在重庆打黑的过程中出来为黑老大们辩护的律师，无一不遭到百姓 的唾骂一样。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起了冲突，在职业 道德和社会良知的权衡之下，职业道德占了上风。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形，如果有一天我的当事人的的确确的 杀了人，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杀了人，但在法律上却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而我又 可以帮他做无罪辩护的时候，我会怎么做？ 我常常在想，是因为我知道，我会和上一种律师一样，一旦我真的接了这 个案子，我就会把职业道德摆在社会良知之上。因为在律师的世界里，只有法 律才是至高无上的，只要是法律不能确定他有罪，他就应该享有他应该有的权 利。 律师有着与其他行业都不同的职业道德，那就是要尽其所能的为他的当事 人谋取利益，不管这个当事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穷人还是富人，是有罪还是 无罪。 但是每一位律师，同时也是一个普通公民，他拥有普通公民的社会道德意 识，但是他又必须具备律师的职业道德，必须履行律师的法定义务。因此，律师经常在社会良知与职业道德、法定义务的冲突中煎熬，但是，在冲突中，律 师只能首先坚持法定义务和职业道德，而不能将社会良知凌驾于法定义务和职 业道德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更大的“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