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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3.2 交换理论的一般命题*现在，我们将陈述一般命题，它们将会在稍后被用于解释人类社会行为中的某些经验发现。我们还将讨论关于该命题所引起的一些问题的意义和现状。我们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陈述这些命题，似乎它们仅仅适用于男人和女人的行为。但事实上它们适用于所有高等动物。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命题表述了自然的诸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即将使用的命题将避免两个极端。一方面，它们将不会以仅仅说这些属性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的形式出现，即x 是 y 的某种 函数，因为无法凭逻辑从这种命题中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另一方面，它们也不会以说x 是 y 的一个确定函数的形式出现，如x=logy，因为数据很少能验证任何这种
2、精确性。相反，它们将会采取这种形式，比如说，当x 的值增加时， y 值也增加（或者，在某些命题中是减少），而不必说明y 增加了多少。这种形式的命题确实说了些什么，尽管它们明显说得相当粗糙。它们只是一些近似的真理，但一个近似的真理也比压根儿没有真理要有价值得多。即使我们的一般命题也采取这种形式，那么我们有资格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就不可能具有较高的精确度。幸运的是，有待解释的命题和一般命题一样粗糙。尽管社会科学肯定是一门科学，但它又确实并非一门精确的科学。成功命题（ The Success Proposition）歌德（ Goethe）说：“行动是万有之始。”在本书里，我们对人的行动比对人的态度要感
3、兴趣得多，尤其是在态度没有导致行动时。我们厌恶那种人们总是“准备”行动，却又从不行动的社会科学。但是，我们也不会关心人的所有行动。我们的命题不会涉及反射性行动，例如人们熟悉的膝跳反射，但会涉及斯金纳（Skinner，1938）所谓的 操作性行为 ，我们将其称为自愿行动（ voluntary actions）以区别于显然非自愿的反射。我们的第一个命题是关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行动在获得一个有利的结果方面的成功。在古典心理学中，它被称作“效果法则”（“the law of effect”）。因为我们认为另外一个名称会让它的意思更为显豁，所以我们愿意将其称作成功命题 （success propo
4、sition ）。我们可以将其表述如下：. 对于人们所采取的全部行动而言，一个人的某个特定行动越是经常得到酬报，那么他就越是可能做出那个行动。这个命题本身并没有说明该人最初做出那个行动的理由。对于一个实验动物如鸽子来说，在它的全部天性行为中，似乎有一种通过啄击其环境中的对象来探测或了解环境的习性。心理学家可能曾在其笼子里装上一个金属开关，只要碰一下就会给鸽子一颗玉米。如果在探测笼子的过程中鸽子碰巧啄到了开关并因此而吃到了玉米，那么鸽子再次啄击该目标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只有到那时，心理学家才能够将鸽子重复其行动的习性用于进一步实验的目的。同样的行为也是人的特征。成功命题指的是：无论一个人做出一个行
5、动的原因是什么，一旦他事实上做了，并且这个行动已经证明是成功的对这个人而言，结果具有我们后面所说的正价值（positive value）那么，这个人就会倾向于重复这个行动。一个行动的结果就是随之而来的东西。即使在某个见多识广的观察者眼中，成功并非由那个行动引起而是纯属偶然，成功命题也还是有效。人们所实施的很多巫术由于偶然的成功而得以维系，尤其是当人们非常渴望成功而又不知道获得成功的替代手段之时。毕竟，雨通常总会跟随着祈雨的巫术而来或迟或早。这个命题或许听起来仿佛是说：一个行动是由其结果引起的，这对于我们当中那些不相信目的论的人来说是荒谬的。但是它并没有那样说。我们所观察的是至少三个事件的序列：
6、（1）一个人的行动，随它而来的是（2）一个有酬报的结果，以及（3）对最初行动的重复，或者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一个在某些方面与最初行动相似的行动。正是事件（1）和（ 2）的结合导致了事件（3），并且由于前两者在时间上先于后者，我们便得以幸免目的论。将这三个事件的发生序列称作一个学习过程是自然不过的，因此，我们将要使用的一般命题也经常被称作“学习理论”命题。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当行为在该词任何普通意义上都被学会了很久以后，命题仍然有效。一个人的行动在某一时机获得了酬报这一事实，使得他更有可能会在下一个时机重复这一行动。如果有许多这样的时机，那么他做出那个行动的可能性就会直接地和他获得酬报的
7、频率一起变化。我们已经审慎地构造了这个命题从而使之具有了*原文选自 George Caspar Homans: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Harcourt Brace Jovanocich, Inc. 1961/1974), pp.14-51. 2 这种形式。请记住，在这本书中我们特别关心社会行为导致相对持久的社会结构的过程。没有重复发生的社会行动，就没有持久的社会结构。这个命题意味着，酬报频率的不断增长导致行动频率的不断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很明显不可能是无限的。它有其内在的限度，正如我们在考虑到餍足时将要看到的。这个命题还意味着，一个行动越少
8、获得酬报，它就越不会被重复。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一个行动获得了一次酬报之后就再也没有获得过酬报，那么一个人将及时地倾向于不再做它了。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专业语言来讲，它最终绝迹（extinguished）了。但是绝迹所需要的时间的确会很长，而行动只要得到一次酬报就足以使之完全复活（reinstate）。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成功命题的一些条件。行动与酬报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人就越是可能重复它用日常生活语言来说，他就越是可能“看到”自己的行动与其酬报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希望一个人学习，我们就会及时对他的正确反应善加酬报。这就是“教学机制”赖以建立的原则。我们之所以使用一个仅为事实概括的命题而非日常用语，
9、其原因在于，日常语言倾向于将有关人类行为的那些并非总是得到证明的假设坐实。因此，甚至当一个人在任何自觉的意义上没有“看到”其行动与酬报之间的联系时，及时的酬报也会倾向于使行动更有可能发生。并且，酬报的价值越大，人就越是可能去建立这种联系，但关于价值我们以后将会有多得多的东西要谈。人们做出某个行动的频率还依赖于获得酬报的方式。（关于这一点，特别请参看Ferster 和 Skinner，1957）设若某一既定时段中酬报总量已定，如果一个人，就像一个实验动物鸽子那样，有规律地得到酬报例如，每做出一次行动就得到一次酬报那么比起它在按照不规则的间隔获得酬报，或者按照行动次数与酬报次数之间的不规则比率获得
10、酬报时，将会较少地重复这个行动。而且，一个曾经有规则地获得酬报的行动，当酬报停止时，就会比一个不规则地获得酬报的行动更快地绝迹。人们之所以会孜孜于赌博、钓鱼或打猎，甚至在很少获得成功时也乐此不疲，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些行动典型地获得不规则的酬报。的确，一个行动如果不规则地获得酬报，它就更加经常地被重复这一倾向也许在包括人类祖先在内的动物身上就已经出现了，这是由于它对动物生存的价值。如果一个人靠诸如渔猎之类的活动获得食物，那么他就最好不要在不成功时轻易放弃，而要坚持。这种倾向暗示着动物正是那样做的。尽管我们注意到了这些对于成功命题有补充意义的关系，但关于它们我们将不再多说什么了。它们并不会使成功命题
11、本身失效。甚至后者的粗糙形式也对大范围的行为有效。总而言之，它将有助于我们对行为的解释。对行为的测量成功命题所引起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测量它所引入的变量。它与两个频率有关：人做出某种行动的频率和该行动得到酬报的频率。为了应用这个命题，我们首先必须能够将一种行动与另一种行动区别开来，然后要能够将这个行动分解为诸事件，因为一个频率就是某种特定事件在一段既定时间内所发生的次数。在目前的情况中，这就等于是问什么构成一个行动单位和一个酬报单位。正如鸽子的啄击一样，许多种类的人类行动都由可以很容易地加以区分和计数的单位组成。例如，一个工人一天中生产的某一特定物件的单位数量。在一个更笼统的层面，我们可以把钓鱼
12、和其他种类的活动分开，并计量出一个人在一年内去钓鱼的次数。但是，对于其它的人类行动，也许就不那么容易在各个单位之间进行区分，从而估算其频率。例如，口头行为（verbal behavior）就很难说可以被分成什么自然的单位，并且有时也很难说一声笑（laugh）是否就真的不能被计作一次冷笑（sneer）。同样的困难也出现在酬报单位中，但是由于在社会行为中，一个人的酬报单位就是另一个人的行动单位由于一个人所付出的就是另一个人所得到的，因此两种单位都是行动的单位我们将不会在问题的这一方面进一步地纠缠。甚至在困难的个案中，经验表明，观察者也可以经过训练来计量人类行为以获得可靠的结果。即，计量同一行为的两
13、个观察者得到的结果，不会出现为研究所要求的精确标准所不容的差异。既然许多属于社会行为的活动都是口头的，那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调查者测量口头行动频率的方式。最严格的方法可能是E. D. 恰普勒（ E. D. Chapple，1940，1953）的，但是我们将把R. F. 贝尔斯（ R. F. Bales）的方法用作我们的第一个例子，因为我们打算稍后考察他的一些研究结果。贝尔斯研究了由约6 名学生组成的若干群体的行为，这些学生聚在一间特别的实验房间内讨论一个问题。（特别参阅贝尔斯，1950）通过一面单向镜，在不被学生发觉的情况下，一名研究助手在一卷滚动的纸上记下每一个人所说的东西。对他来说，行动的单位
14、就是任何一项具有可识别意义的象征的行为，即使只是笑一笑或耸耸肩。他记下了每一个这样的单位，同时注明它是由群体中某个特定的成员做出，并指向群体中的另一个特定成员或是整个群体。他进一步把它计入由贝尔斯所设计的一种分类体系中的某个行动类别之中。“提出建议”、“表示同意”和“表明紧张解除”（例如，开玩笑）就是他的体系中的某些行动类别。例如，观察者的计量将会得出在一个实验期的过程中，每个成员对每一个其他成员或整个群体所做出的这种行动单位的总数。它还可以得出3 在一个试验期或其中的任何一段过程中间，属于某个特定行动类别的这种单位的总数。该方法的困难在于训练不同的观察者使之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计量，尤其是使之
15、能将这些单位当作相同的行为项目来处理。贝尔斯的方法只能用于不太容易实现的特殊环境之中：群体必须很小而且观察者必须能够听到每一个成员说的话。如果我们希望研究处于自然条件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喜欢称之为“现实生活”下的群体，我们可能就不得不容忍比贝尔斯的方法更为粗糙的方法。假设一个人要研究一层约有50 个男人和女人工作的办公楼的社会行为。（参看霍曼斯，1954）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也许就是坐在后面观察发生着的一切。也许他马上就会看到很多人走来走去以及正在进行的一些交谈。除非它们直接在他面前进行，否则他将无法记下它们的内容。即，他将无法记下正在发生的行动的特定种类。但是他可以，例如，算出他在一天内所看到的
16、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交谈的次数，即使他不能说出是谁开的头或者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他可以对其他的交谈者进行同样的观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将获得办公室中的每一个人与其余每个人交谈次数的记录，从这些原始数据中他还能够推导出各种补充性的数字，例如，某个人参与交谈的总次数或者他与之交谈的不同人的个数。所有这些尽管都是粗略的，但却仍然可以告诉他很多关于群体之中关系网的情况。如果所有其它方法都失败了，那么调查者可能就只好求助于向人们询问他们跟谁交谈，以及他们彼此之间谈话的频率。这一方法很容易受到一个人对自己行为之歪曲知觉的影响，但它也并非完全不可靠，并且有时候调查者可以将歪曲本身转变为一种说。假设一个人说自己是与另一个人一起吃的午饭，但是另一个人却未曾提及。他们不可能都正确，但恰恰是这种不一致可能会告诉我们关于两人关系的某些情况。（参阅Blau，1955：123-136）我们将会感兴趣的大多数行动（比如谈话）只有以连续不断的单位（比如词）的形式出现，我们才能够把它们的数量当作频率一在一个既定时间段内所做出的行动单位的数量来加以测量。在其他情况下，以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