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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东方 “#$ %$ 5 /! 5 /! 5 /6近代中国商人的社会角色变迁干春松潘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北京 0/.；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0/A.）!缺少如此这般的生财之道而生计困顿。如曾国藩虽然官至翰林院检讨，但在道光二十一年 （“#$“ 年） 八月却是这么向家里禀告的：“男目下光景渐窘， 恰有俸银接续， 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 今年尚可勉强支持。 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 京城与家乡相仿， 但不勒追强逼耳。”!正是由于地方官和京官之间的这种落差， 以至于在晚清， 京官巴结地方官成了官场一景。以开馆授徒为业的下层绅士其生计更是艰难，当时社会上已经流传着这样的谚语：
2、“家有三石粮， 不做孩子王” 。 常年以坐馆为业的山西乡绅刘大鹏对此深有体会。他在 “#%!年 “& 月 &# 日的日记中说： “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 甚且被东家欺侮， 而尤坐馆而不去， 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但是在严峻的财政形势下，朝廷不但容忍了富商 “越礼犯分， 罔知自检” 的不合规矩的行为，反而容许或者说是鼓励商人们用钱来获得为儒家所强调的朝廷名器。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在这种以金钱购买 “神圣” 的 “捐纳” 的过程中被日益削弱， 因为原有的依赖于儒学和权力之间的稳定性结构由于商人的介入而被打乱，虽然我们不能说绅士的力量被商人所取代了，但是商人在社会控制的力量构成中已经占
3、据重要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而这一点正是儒家所一直反对的。 “国家或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主要取决于普遍的社会赞同程度，以及相应的制度化规则和规范。能否获得普遍的社会赞同，又取决于国家所保护的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制度化分配结构” 。#商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说明原先国家所保护的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制度化分配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当时的制度已经不能完全保证作为制度的维护者的儒生们的利益。这样原有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自然受到冲击。“% 世纪的有识之士面对西方的现代文明 的冲击， 而提倡 “商战”（郑观应语） ， 其主旨是激发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按杨国强的分析： “他们用民族主义把读书人心目中原本形象萎琐
4、的商人们热心扶起来，然后在这些读书人的肩头放上救国重任。 从那个时候起， 岌岌乎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人们怀着一片苦心，比照彼国商人的模样，总想在中国塑造出一个同样的商人群体来。于是借助于西潮的涌荡冲刷，士与商之间板结的社会界限一点一点变得模糊漫漶。 当其潮头高高扬起之时， 连状元张謇也半路出家， 入市做了 绅商 。 这是一个通达之士普遍崇商的时代。”$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商人阶层的崛起视为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更主要的是人们通过商业活动可以获得原先只有通过科举渠道才能获得的地位、 权力甚至财富， 因此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 许多人虽然依旧是官员， 但他们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经营企业上了，有些人甚
5、至正式退出官场全力经商。 “同光以来， 人心好利益甚， 有在官而经营商业者， 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这就是说儒家所能带给人的利益已经远不及经商所能获得的利益。 “绅商”&这个词可以说是 “% 世纪末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这标志着一个新的阶层的形成。这种介于传统的绅士和现代的商人之间的新阶层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新型商人群体的典型形态。这种绅士和商人的综合体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 政治环境有关。 因为洋务运动中产生的中国近代工商业最初是以军火工业为主的政府行为， 在进入民用产品的制造时， 当时最普遍的做法是 “官督商办” 以及换汤不换药的 “官商合办” 。与西方的以自由主义为信条的工商业原则不同的是，
6、由于国家的富强是中国当时发展工商业的主要原因， 因此一方面，无论是像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官员还是开明的自由知识分子，都认为若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现代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与此相关的是国家对企业的利润具有优先权。这对于现代企业的发展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政府对于利润的优先权会极大地挫伤任何大投资欲望。 事实上， 当时企业的招股的困难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如当身为总督的刘坤一被要求采用官督商办方式修铁路发表意!“#$%新东方本期专论!见时， 他便说：“若狃于官督商办之说， 无事不由官总其成， 官有权， 商无权， 势不至本集自商、 利散于官不止。招股之事叠出， 从未取信于人。 即招商、 织布等
7、局， 成效可观， 究之经理归官， 利又无几， 于商情总形隔膜。”!官员对于官督商办执着还在于官员从内心深处对于商人的能力的轻视，或对于商人的人格的怀疑。如张之洞在 “#$% 年曾说过 “商人不顾大局。 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 或易为洋人所欺， 或任事锐而鲜阅历。 或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 皆不足任事。 ”“张之洞甚至不信任他自己任命的督办。 因此很奇特、 有趣的是他把他的炼铁厂开办在紧挨他衙门的地方，即使那里既不靠近煤矿， 也不靠近铁矿。 他后来对盛宣怀道出其原委，说这么做是为了保持紧密的监视，他担心别人用工厂来谋私利。张之洞说： “这是中国方式，而非西方方式。这种有害的习俗和弊病自来
8、就已存在于中国， 人们必须警惕起来防范它们。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采取中国方式。”#将什么事都归之为 “中国方式” 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之一。其实，无论从商业观念还是商业规模来说， 直到 “$ 世纪末中国的整个经济环境还是非商业环境。 “在各级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主要是一些日常消费品、 生产工具与生产原料。 据记载，当时交易的主要是粮食、棉花、棉布、丝、 丝织品、 茶、 盐、 铁、 瓷器、 铜等商品。前 !种每年的商品值都在 “& 万两以上， 后 种的商品值在 “& 万两以上。城乡的商品交流基本上是由乡到城的单项交流，整个市场还是一种以粮食、 布、 盐为主的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流的市场模式。”$因此， 确切
9、地说， 现代意义上的商人群体是在 “$ 世纪之后才产生的。然而， 一切都出现了转机， 只不过这一次的转机与洋务运动的出现一样，依旧是由于外侮所引起的。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 在 马关条约 中有允许日本在中国设厂的条款， 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设厂自救” 、 “实业救国”的近代工业化运动。而八国联军在北京的劫掠使清政府已经到了难以自保的程度。慈禧太后或许有些后悔当初对于戊戌变法的弹压。因此在 “$&“ 年的逃亡途中宣布要 “刷新政事” 。 实际上是开始实施康梁在百日维新中提出的一些纲领。如在法律上公开承认私营工商企业、 设立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颁布工商法规。毫无疑问中国工商业者在世纪初开始了现代化进
10、程。由于不平等条约所需支付大量的赔款，因此， 要求进一步提高商人的地位， 发展工商业的呼声越发高涨。 “$&“ 年 ! 月， 两江总督刘坤一、 两湖总督张之洞奏议应 “修农政” 、 “劝工艺” 、“讲求农工商” 。 “$&( 年 “ 月， 山西巡抚岑春煊也奏请 “振兴农工商业以保利权” 。依据这些建议和现实的形势， 清廷在 “$&( 年向各地委派大臣专办商务，并责成各省督抚认真兴办农工要务，并命令袁世凯为督办商务大臣。“$&( 年载振提出设立商部，“$& 年 )月， 清廷命载振制订商律。“$& 年 $ 月 ! 日，正式设立商部，其地位仅次于外务部而列于其他各部之前， 并将路矿总局并入。由此而来
11、的是对于商人地位的重新确立，并力图消除商人和官员之间的距离。如“$& 年， 在批示设立商部的有关提案时， 皇帝颁布了这样的谕令： “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 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 日益贫弱， 未始不因乎此。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 保护维持， 尤应不遗余力。 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 阜民财而培邦本， 有厚望焉。”%&这道谕令其实是彻底推翻了传统的视商业为末业， 视商人为末等公民的传统格局， 同时也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倚仗日益提高的社会地位不断地扩大自己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力。这样，商人一方面与绅士分享了社会权威， 这无形之中削弱了绅士的社会形象。
12、 而商部颁布的以官衔来鼓励投资的策略，则进一步将商人和权力资本联系起来，这样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获得权力的途径便被分解，从而大大降低了青年人对于读书应试体制的兴趣。尽管这种影响在城市的表现比农村要严重一些， 但也绝不仅仅限于城市。 一个山西的新东方本期专论!“#$%!“#$%新东方本期专论老秀才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描述当地的青年人的选择的： “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 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 率皆出门为商， 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 读书者十一二。”!“#商部建立之后，便宣布了一个以官衔和地位来鼓励资本投入现代企业的章程。该章程说： “向
13、来官场出资经商者颇不乏人，唯狃于积习， 耻言贸易， 或改姓换名， 或寄托他人经理，以致官商终多隔离。现在朝廷重视商政， 亟宜破除成见， 使官商不分畛域， 合力讲求， 庶可广开风气。 如有世家巨族出资凑集公司， 办有成效者， 亦准按照以上章程给奖； 其或已有官阶， 职分较崇者， 分由臣部随时酌量情形， 奏明请旨给奖， 以示优异。”!“$而朝廷在“#$% 年和 “#$& 年多次颁布了对倡办企业者和投资者的具体奖励办法，其核心的原则就是 “以权势换投资” 。这从下述表格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表一： 对倡办者的奖励 （“#$%， “#$&）资料来源：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 ， 第 辑， 上册， ()
14、$ * ()( 页， 科学出版社， “#+& 年；东方杂志 ， “#$& 年第 “ 期，“商务” ， “& * “$ 页。表二： 对投资者的奖励 （“#$&）资料来源：东方杂志“#$& 年 “ 期 （“#$& * “#$!） ，“实业” 第 “&+ * “&! 页；华字日报 ， “#$& 年 # 月 ! 日。,该项是 “#$& 年 # 月 $ 日单独的谕令增加的，因为意识到对许多中国投资者来说， 可能很难有更大的投资。另外， 在 “#$( 年还颁布了对于创造发明和工艺改进的奖励措施，不过由于当时的中国商人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已经拥有某种官衔，所以这些奖励措施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但
15、是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这样做的结果进一步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 年前后随着商会组织的建立和扩展， “一批现代或半现代的实业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业家， 他们被物质利益、 共同的政治要求、 集体命运感、 共同的理想和与众不同的日常习惯等联系在一起。”!“%这也标志着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的产生。在 $世纪初新兴的城市精英阶层中，这个群体无论是其经济实力还是人数都远远超过别的新兴群体。!“无论我们将 $ 世纪的中国商人群体称之为资产阶级还是别的名称，反正这个群体的存在和壮大极大地解构着儒家的权力奖励最小投资数 （美元）最少雇工数 （人）一等子爵$“$二等子爵“!$“$三等子爵“($“$一等男爵“)$“$二等男爵“$“$二等男爵“$“$三品卿并赏花翎!$+$三品卿&$+$四品卿并赏花翎($+$四品卿+$+$五品卿加二品衔)$+$五品卿%$四品卿衔加二品顶戴$四品卿衔“$二品衔!$三品衔+$四品衔%$五品衔“$七至九等大奖章,“$奖励倡办者已集资本的最大额 （美元）农工商部头等顾问加头 品顶戴双龙金牌世袭四 等顾问官至三代止+$“#$%“#$&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 世袭二等议员至三代止%$“$二 等 议 员 加 五 品 衔（“#$%） 加五品顶戴四 等 议 员 加 五 品 衔（“#$%） 加六品顶戴$!$!$)$三等议员加六品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