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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倾向西方经济学到自觉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090506 在浙江大学 MPA 教育中心的演讲）首先，让我感谢浙江大学和 MPA 教育中心的主任徐林博士，浙江大学是国际知名学府，虽然徐主任同我素昧平生，但他把这次讲座机会给了我，同到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交流自己的认识。其次，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学者，而是看作一个学长，也就是一个年龄比你们大一些的同学。因为我在这里要讲的，与其说是传授专门的知识，不如说是座谈一个老同学的学习经验和工作体会，但愿它对你们未来的研究和工作有所启发。一、我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接受和认识转变过程我大学所学是建筑工程专业，三大力学四大结构，大量的数学计算，训练了我的逻辑推理
2、和计算能力。研究生所学虽属于经济学，但研究方向又是经济数学模型。加上本人一直爱好数学，还在研究生就读时，就写过一篇线性规划方面的数学论文。所以，我是一个“理科”类型的人。做事、想问题都爱问“为什么” ，注重逻辑证明。我入读研究生的那一年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革命传统德高望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往左一看，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吴树青、吴易风在课堂里为我们授课。前者 1989 年任北大校长，后者的著作我在中学里就拜读过。往右一看，西方世界的崭新观点,包括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带给大家的好奇和兴奋、又如挠脚抓心般让人骚动。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学
3、习的过程中。由于后者在表述形式上更接近于数学和公理化方法，我很自然地倾向于西方经济学。例如，有了导数和微分的基础，对“边际效益”的理解就很自然。毕业论文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悉心指导下完成出色。论文对当时国家主管部门和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积累率问题，以理工科的严谨给出的分析结果是，我国积累率应在 21.6%与 28.8%之间为最优，至于偏向区间的哪一头，取决于即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偏好，但无论如何不应超出这一范围。这个结果，细化和印证了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央意见和经济学界关于积累率应在 20% 30%之间的经验感觉。不久，国内学术界在西安举行全国第一次数量经济学年会，我这篇论文入选，会后被收录于理论
4、研究杂志(1982 年第 4 期) 。按说，这已经算是一篇不错的成果了。不仅如此，从形式上看，这个模型对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做了改进和推广，一经发表即引起国际学术界反响，还收到了美国罗得岛州立大学赴美合作研究的邀请，费用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再往后，经中国人民大学系统分析教研室龚德恩老师从数学上进一步完善，改写为用最优控制方法研究我国的积累率问题 ，发表于中国科学院系统的信息与控制杂志。数年后,积累率控制模型被科学出版社以及至少 5 所高校分别出版的“经济控制论”类教材所收录，也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在茅于轼先生手把手的引导下，进入了数理经济学的
5、大门，并且成为改革开放后在中国较早传播这类学问的研究人员之一。在经历过“十年文革” 、上山下乡的一代人中，经过 3 年学习训练，就能从经济学的一个门外汉，取得这样靠前的成绩，应当不算愚钝吧？这时的我才二十八、九岁。显然，沿着西方经济学的道路，我有毫无疑问的美妙前途。同时，就生活状况而言，我从陕西来到北京，从一个基层技术员，成为中央国家机关的政策研究人员，肯定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就个人利益而言，我诚心诚意地拥护改革开放。1981 年研究生毕业以来，我有机会随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参加农村改革调研；有机会在国家建设部参加建筑业改革调研；有机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一批改革的佼佼者同室研讨
6、；有机会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家体改政策研究的近距离参与者。这期间我提出过许多重大政策建议。如全国最早（1982年）提出领导职务竞争上岗，第一个提出住房改革的住宅券办法，主笔全国建筑施工招标投标第一个文件的起草。国家实行保值储蓄期间，作为非主流观点提出下调储蓄存款利率的政策建议，并最终被朱镕基总理采纳等。我进入中南海工作是 1988 年。此前 10 年是 1978 年，我从陕西来到北京读研究生。再往前 10 年是1968 年，我作为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从城市到了农村，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这样的履历，使得我对社会的基层、中层和高层都有所了解。从 1988 年到 1992 年，作为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研究
7、人员，作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国规划和办事机构国家体改委高级经济师，我确信了两件事：第一，在中南海工作的高层领导总体上都很睿智，更是兢兢业业，禅精竭虑地为国家、也为自己的历史机遇而努力工作。第二，中南海的信息很灵通，了解情况的渠道也很多。国家的得失成败、人民的喜怒哀乐，原则上没有不知道的。这就纠正了我过去在基层的一个幼稚认识，以为下面的那些消极情况中央不知道。每当遇到坏人坏事，总想给中央领导写封信，反映反映。这也纠正了我过去在中层时的一个幼稚认识，以为中央领导不如自己高明，每当看到社会运行方面的缺憾，总想给中央提些建议，改进改进。有一个同我经历相仿，但比我更有能力的同事，担任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8、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的主任，有一次不经意间说了这样一句话：“过去我总觉得自己报国无门，现在才知道自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换句话说，经济发展的种种困难、社会状况的不尽人意，其根本原因，并非谁不尽职，也并非谁不聪明所能解释的。这背后应当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这也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历史上曾经有过舜、尧及李世民这样有为的皇帝，也不乏包公、海瑞、于成龙等一批好官，而社会状况仍然弊端重重，包括不能做到长治久安。我记忆明显的一件事是，1988 年物价指数接近 20%，出现了抢购风潮。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吸纳储蓄是应有措施之一，顺理成章的是提高利率。当时为防止居民大量提取储蓄
9、进行抢购，避免所谓“笼中虎”下山，央行一度出台过利率很高的“保值储蓄” 。而实际情况却是复杂的。当我经过调研一反主流观点提出降低储蓄利率时，曾被认为“不懂金融” 。幸亏总理慧眼识金，采纳了降低利率的政策措施，事实证明实施效果良好。类似的案例多次发生，使我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产生了怀疑。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就科学发展的历史性进程说过这么一个现象：棋手们在对局时遇到死棋，起初棋手不会去怀疑游戏规则是否正确，而只能责怪自己的能力不够、水平不高。当多次出现死棋，棋手终于醒悟，可能是游戏规则本身有缺陷。于是修改游戏规则，从而在深层次上推动了棋艺的发展。1988 年我成为“国家体改委高级经济师”时 35 岁
10、。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时的我正处在“而立”与“不惑”之间。当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实践不断产生矛盾时,迫使我这个注重逻辑思维的人苦苦思索。当把理论的描述与许多亲历的事实联系起来思索后，忽然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好像一切都“明白”了。西方经济学讲了这么一套道理：在一个买卖自由的市场上，每个人拿着自己的产品和劳务同别人交换。通过反复进行的讨价还价，逐渐形成一个公认的交换比例，即市场价格。市场价格给买卖双方一个评价优劣的明确标准，给社会财富一个进行分配的合理尺度。在这个标准和尺度的引导，社会逐步形成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再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用的是“因为所以” 、 “假定必有”的推理模式，
11、优点是逻辑严谨、形式优美，且符合近 300 年来以、以经典力学为代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理工科的学生来说，同一种思维模式，很易被接受。自亚当斯密以来，众多优秀的学者经过 200 多年的不断锤炼，使得上述道理越讲越精彩，体系也越来越庞大。它们各个部分相互印证，逐渐形成公理化的表达形式，使进入这个领域的初学者甚至部分专家，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只觉美不胜收。现在我们要提问的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吗？作为推理严密的一套逻辑体系，西方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前提是：“自由买卖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必然合理”。而市场价格之所以为是合理的，可用反证法来证明：如果买卖双方有一方认为不合理
12、，就不可能成交；既然成交了，那就意味着双方的认可，当然是合理的。虽然在某一次交易中可能会有偶然的不合理，但无数次的偶然，在大数定律的意义上，一定是必然，一定是合理的。如果这个前提真的坚如磐石，那西方经济学总体上也就无可置疑。所需要做的，仅仅是修补完善的工作。而作为一个学生，如果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习，也很难看出这里有什么不对。甚至会由衷地赞美这是真正的科学。这正如中国一句古诗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却发觉，恰恰是“自由买卖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必然合理”这个前提大可怀疑！与其说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事实，不如说包含更多的理想成分；或者说，只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意义上符合实际
13、。当进行讨价还价的买卖双方恰好地位平等时，上述结论成立。而当人与人地位并不平等，包括权利不一样、信息不对称时，讨价还价并非各自劳动的真实反映，往往是无可奈何的“城下之盟” 。譬如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与拿着手术刀的医生，两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设想所谓的“讨价还价” 。难怪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搞市场化就很不成功。生活在现实中的观察者都不难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相对的，不平等则是绝对的；平等是少见的，不平等才是常见的；平等是美好和理想化的，不平等才是实际和挥之不去的。就说大家熟悉不过的出租车市场。北京一个“的哥的姐”风雨无阻、每日工作 14 个小时，月收入 3000元。而上交的“车份儿”每月
14、 4000 元。一个老板如果有 100 辆车，每月收入就是 40 万元，有 1000 辆车，每月收入就是 400 万元。谁定的这个价格？市场！调查发现，车辆本身的价值或投资实际上无足轻重！之所以在讨价还价过程中产生如此偏爱老板一方的价格，就是因为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表面上，劳资双方在订立合同时，还是“的哥的姐”恳求老板把车租给自己的，看不到强迫，也看不到欺骗，看到的是“双方自觉自愿” ，完全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但我们要问：买卖双方所定的这个“市场价格”合理吗？还有一个事例更说明问题。据年报，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有 3 名董事及高管，2007 年的税前年薪超过了4000 万元，其中董事长马明哲为
15、6616 万元，合每天 18 万元还多。这个薪酬是谁定的？不是党和国家，也不是计划机关，只能归结为市场。它合不合理？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是合理的。因为企业愿意出，马明哲愿意拿，买卖双方达成一致，且表面上看来也符合既定合同。因而说不上任何问题，任何不当。但就所付出的劳动来说，它合理吗？这个薪酬水平，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 2757 年的收入（按每月 2000 元） ，从东周列国开始一直工作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与人收入天地之差的状况很普遍。很多都不能用能力和贡献的差别来解释，包括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的、同工不同酬现象的存在。当然，追查下去，源头必然就是地位的不平等
16、。所以，至少在劳动力价格上，市场并不向西方经济学所说的那样，能做到普遍意义上的合理定价。深入看，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还不在于它某一次或在某些地方给出的价格不合理，而是在于它给出的价格尺度总是偏爱有钱有势一方，反复作用的结果又形成马太效应，造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状况。难怪就连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先生都说， “富人的狗可以喝牛奶，穷人的婴儿应当挨饿，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 。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借用系统理论的概念，在于它是财富分配的正反馈系统。在彻底明白了这一点后，我越来越感到“市场定价并不完全合理，甚至完全不合理”的结论是如此显然。也感到一些专家在作政策研究时，不分场合地将“市场机制”当作天然合理，不看前提地将“市场价格”当作资源配置、利益调节的合理基点，是一个多么“想当然”的做法，可能造成多么严重的失误。从 2008 年起，众多专家学者并决策者都公开指出改革遇到了难题，经济遇到重大困难。难题和困难的根本点何在？其实就是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包括所谓内需不足。譬如就房地产看,“人没有房住，房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