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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敦煌文献中包含大量中古时代（魏晋至五代）的典籍写本残卷。依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统计，经部的儒典大约有二三十种261卷1；史部大约有六七十种；子部大约有七八十种；集部大约有三四十种。四部合计大约有二百种左右。敦煌文献的主体佛教典籍，不下千种（近三百种见于大藏经着录），道教典籍大约数百种（道藏着录、未着录各半），属于子部。此外，在古藏文等文种的敦煌文献中，也有典籍文献。敦煌典籍写本尽管基本上是些残卷，但它们却可能是印刷术出现以前，我国手写本（含少量刻印本）典籍的最大一批遗存，无论在文献学意义上还是在文化史以至中古史意义上，都堪称国之瑰宝。从这批典籍写本产生的时代看
2、，有六朝本，有北朝本，有隋唐本，有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从文本的性质看，有白文本，有注疏本，有音隐本，有略出（辑要）本等；从写本的功用看，有读本，有生活实用本（如药书、历书等），也有的像是着述者的工作用本。不少写本后面有着作者或抄写者、持有者留下的题记。用现代学术眼光看，典籍写本包含的诸如此类情况，都是重要的学术信息。可以说一卷卷敦煌典籍写本，犹如浓缩的历史化石。它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历史文化的多样情境，蕴含着前所未知的文化变迁过程。九十多年来，前辈学者筚路褴缕辛勤探讨这批典籍，揭示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地增进人们对敦煌典籍及相关情境的认识。我们这部书稿，是想在前贤大量研究的基础上，
3、做一些整合性的归纳与梳理；并对典籍宝藏蕴含的各类学术信息（特别是深蕴其中的历史文化情境），试做一些新的探索和表述。这批典籍卷子经历了唐朝五代宋初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属于我国中古时代的后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又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启动的时代。这次社会变动发轫于隋朝末年。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中，士族大土地占有制受到冲击，延续了三百多年的门阀制度走向衰落。中古农奴制的主要形式覆客制趋于废弛，依附大族田庄属于贱口身份的众多农奴，摆脱了贱口依附关系，许多人转化为均田民（良口身份）。到开元天宝之际，“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均田制亦告瓦解，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急剧发展，贫富分化再度加剧。“丁口转死，非旧名矣；
4、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发生在社会底层（广大农村）的结构性变动波及到政治领域，撼动着传统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以及社会风俗等多个层面，在唐宋之际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断地促动着这些层面的变革。作为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中古四部典籍的形式和内容是相对稳定的，一般并不随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而变化；但是在社会渐进式变革的大背景下，典籍文本的着述、注疏、节辑、读用、保存和流传，毕竟都同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相关联，有关的人事、风尚和趣向，或多或少地在典籍文本上留下各式痕记。这类“痕记”是历史的“雪泥鸿爪”式记忆。对它加以解读分析，就会从这些“痕记”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示出同变革时代
5、的启动相关的某些史相脉络；有的还会带有中古向近古转进时代的特征。导论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或勾勒这些史相脉络 一、 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二、 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 三、 敦煌典籍所见敦煌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敦煌四部籍的文本显示，中华传统典籍文化经过长期流传筛洗，至隋唐之际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主流与核心部分。它大致包括以诸经、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子及某些文学总集为代表的典籍文本。到唐五代时期，这些典籍基本上仍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而存在，并稳定地传承着。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是唐代以前撰写的各类典籍注本的先唐抄本、唐初抄本，一直在敦煌行用着
6、，一直流传到五代宋初。以儒经写本为例。258卷敦煌儒经卷子的年代可分为三种情况： 先唐抄本，唐抄先唐本，唐本。前两类儒典本子，适足显示出先代儒学传统由中古前期（魏晋南北朝）至中古后期（隋唐五代）的稳定传承。这里选取唐初国学所立五经为考察对象，将五经敦煌本的情况简述如下。 1.周易。敦煌残卷共11卷1。内晋王弼注周易5卷，陈陆德明周易释文2卷。其中P.6162号王注本，早于陆作释文时所见王注本。P.2530号王注本卷尾有显庆五年（660）题记，释文本（S.5735+P.2617号）尾题“开元二十六年写，明年校勘”。2.尚书。敦煌残卷共34卷。其中魏晋以来相传的隶古字尚书26卷，隶古字尚书释文1种
7、，两种先唐本占百分之八十。另有今字（楷书）尚书5种2。P.2643号残卷，“经文多遵古字，传则间从今文”，卷末题：周易5卷，陈陆德明周易释文2卷。其中P.6162号王注本，早于陆作释文时所见王注本。P.2530号王注本卷尾有显庆五年（660）题记，释文本（S.5735+P.2617号）尾题“开元二十六年写，明年校勘”。2.尚书。敦煌残卷共34卷。其中魏晋以来相传的隶古字尚书26卷，隶古字尚书释文1种，两种先唐本占百分之八十。另有今字（楷书）尚书5种2。P.2643号残卷，“经文多遵古字，传则间从今文”，卷末题，并未随卫包改字而绝迹。3.毛诗。敦煌残卷共25卷，“皆唐以前人手写”的毛传郑笺本,“
8、盖六朝人讲习之诗经卷子”。其中毛诗故训传之P.2529号卷有朱笔点校；P.373 7、P.2978两号卷有朱点句读；P.2570号卷末题记：毛诗故训传之P.2529号卷有朱笔点校；P.373 7、P.2978两号卷有朱点句读；P.2570号卷末题记；P.3383号卷或为晋徐邈以后、陈陆德明以前之诗音。S. 10、P.2669两号俱为六朝音隐本，P.2669号卷末“朱点句读及四声，有朱笔、黄笔校改”，卷末题：诗音。S. 10、P.2669两号俱为六朝音隐本，P.2669号卷末“朱点句读及四声，有朱笔、黄笔校改”，卷末题的唐写本5。4.礼记。敦煌残卷共12卷。其中郑玄注礼记5卷，礼记音2卷，为先唐
9、抄本，约占百分之六十1。5.左传。敦煌残卷共35卷。其中晋杜预集解27种，占百分之七十七2 。唐文宗开成年间，诸经勒石，更增论语、孝经、尔雅。这三部经籍的敦煌本情况是6论语。敦煌残卷共约110卷。除白文本外，东汉郑玄注本近40卷，另有郑注问对、郑注对策；晋何晏论语集解近70卷。7孝经。敦煌残卷共31卷28种。其中东汉郑玄注本12种。8尔雅。敦煌有三残卷，一卷为白文（P.3719号）,两卷为郭璞注(P.2661+P.3735号,可拼合)。郭注本为六朝写本，卷尾三通题记，分别写于天宝八载（749）、乾元二年（759）、大历九年（774）。显示此卷六朝本传至中唐仍在行用。在敦煌本诸经中，后来新增之论
10、语注本和孝经注本两种，竟多达140卷，占全部敦煌儒典（258卷）一半以上。出现这一特殊现象，同唐国学修习科目安排有关，也同唐设童子科有关。唐国子监以经史课士，分九经为三等：礼记5卷，礼记音2卷，为先唐抄本，约占百分之六十1。5.左传。敦煌残卷共35卷。其中晋杜预集解27种，占百分之七十七2 。唐文宗开成年间，诸经勒石，更增论语、孝经、尔雅。这三部经籍的敦煌本情况是6论语。敦煌残卷共约110卷。除白文本外，东汉郑玄注本近40卷，另有郑注问对、郑注对策；晋何晏论语集解近70卷。7孝经。敦煌残卷共31卷28种。其中东汉郑玄注本12种。8尔雅。敦煌有三残卷，一卷为白文（P.3719号）,两卷为郭璞注(
11、P.2661+P.3735号,可拼合)。郭注本为六朝写本，卷尾三通题记，分别写于天宝八载（749）、乾元二年（759）、大历九年（774）。显示此卷六朝本传至中唐仍在行用。在敦煌本诸经中，后来新增之论语注本和孝经注本两种，竟多达140卷，占全部敦煌儒典（258卷）一半以上。出现这一特殊现象，同唐国学修习科目安排有关，也同唐设童子科有关。唐国子监以经史课士，分九经为三等、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生员通其 一、通其 三、通其五皆可，均非必修之科。后增之论语、孝经，则为国子学必修之科，初不在九经之数，修习年限共为一岁。可知此二书是国子学先修科目，论、孝卒业始进
12、修九经 。唐又有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一经，并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七通者，予出身。这就意味着唐代城乡士子，自童蒙至国学，人人须自幼修习孝经、论语。由敦煌卷子可知，唐代的学童士子习此二经，仍以先代郑玄注（论语还有何解）为范本。南北朝时代，“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10。南朝儒学通行魏晋师说，北朝儒学通行东汉师说。唐初孔颖达等奉敕撰五经正义，“舍河洛而从江左”，基本沿承南朝的儒学师承。以后朝廷为五经择定注本，易取王弼疏，书取孔传隶古定，诗、礼取郑注，左取杜解。反观敦煌通行的儒典注本，与唐朝廷所定并无二致。敦煌在汉晋时曾为儒学重镇，有崇重汉学的传统，固保存郑注、孔传残卷甚多；至
13、唐初，又同时受到南风北渐影响，故又多保存王疏、杜解遗帙。唐代敦煌儒学的渊源，实以南北兼承、汉晋并弘为特色。在敦煌本史、子、集诸部残卷中，先唐传下来的典籍写本和唐代抄写的先唐典籍亦为数甚多。史部如：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生员通其 一、通其 三、通其五皆可，均非必修之科。后增之论语、孝经，则为国子学必修之科，初不在九经之数，修习年限共为一岁。可知此二书是国子学先修科目，论、孝卒业始进修九经 。唐又有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一经，并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七通者，予出身。这就意味着唐代城乡士子，自童蒙至国学，人人须自幼修习孝经、论语。由敦煌卷子可知，唐代的学童士子习此二经，仍以先代郑玄注（论语还有何解）为范本。南北朝时代，“大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