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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典文献学参考书目1、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4、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5、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6、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北京大学，2006。8、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北京：
2、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10、戴南海：版本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1989。11、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2、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13、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2002（重印）。14、姚伯岳：版本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5、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济南：齐鲁书社，1998。16、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7、戴南海：校勘学概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8、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9、管锡华：校勘学，合
3、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20、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济南：齐鲁书社，1998。2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63；成都：巴蜀书社，199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2、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北京：中华书局，1981。23、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济南：齐鲁书社，1988。24、周少川：古籍目录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25、何新文：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26、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7、邱陵：书籍装帧艺术简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28、韩仲民：中国书籍编纂史稿，北
4、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29、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30、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本讲重点与难点1、目录的定义；2、目录的体制与结构；3、目录的体裁；4、目录的类型。古籍目录学是以目录学原理为指导，研究古籍目录及其发展史的专科目录学，它是整理研究古籍的基础知识，是古籍整理基本理论的组成部分。目录：目书目，书目体系，分类的层次结构；录叙录，概述本书思想内容、学术源流、品评优劣等，学术含量。我国古代目录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为按照一定的思想目的保存当时的文献典籍，孔子开始文献整
5、理工作，修春秋，删诗、书，订礼、乐，纂易。在这些整理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目录方法，例如对六经篇目的编次，对诗经风、雅、颂的分类，对书经、诗经的内容、背景“为之作序”、“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序）等。孔子及其学生整理图书，为诗、书等经典作序，起到内容提要的作用。这种方法影响广诸子百家，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以自序的形式，来宣传印介绍自己的著述内容。这些工作都是目录事业的雏形。六经中，易经的序卦编次汇总了六十四卦的卦名，是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和内在联系的目录，有的学者认为，古代一书目录录的出现，就是从它开始的。中国第一部目录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杨仆奏兵录，乃兵书专科目录。汉代刘歆所编撰七略形成我国第一
6、个完整的分类体系，把所收书目分为6大类和38个小类。七略所附的分类体系虽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献分类法，但它首创了类目，也是类分书目的一种工具。七略已佚，遗制见汉书.艺文志。古典目录的体制古代目录的结构是由组成目录书的基本要素决定的，大致有名目、小序、解题和附注四个部分。这几个部分既互相联系，构成不同体栽的目录书，又是各自独立的内容，具有不同的编撰方法。一、名 目名目是任何目录要著录的一项内容，也是每位读者了解书籍时最先接触的。名目项包括书名、篇卷数、作者三方面。先秦时代，学者著书不都是先有题目再作文章的，往往是将自己的思想或要表达的意见写出来，文章多了，为了便于使用和记忆，这才逐渐有了书名和
7、篇名，这种先有内容后有题目的情况，到了西汉初期还常有发生。例如，当时刘邦定天下，吩咐谋臣陆贾为他写一部讲历史经验教训的书，史记卷九十七陆贾列传中记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由此可见，当时陆贾写成的书本来没有书名，刘邦看了以后很高兴，认为里边讲的东西，都是他前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才定名新语。在当时，就是著名的文学著作史记，原本也是没有书名的。西汉末桓谭的新论提及此事，说：“太史公造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也。”（史记孝武本纪索隐引）据此可知，司马迁的著作写成以后，并无史记之称。清末王国维太史公行年
8、考经过多方考证，也认为司马迁原著仅有篇名，没有书名。由于东方朔最先看到这部书，并替他题上了“太史公”三字，于是“太史公”便成了这部著作的书名。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可知这一名称在汉代是流行着的，汉代学者说到这部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后来省略“太史公记”的书名，才简称为史记。先秦到汉初存在着一书写成还没有书名的古朴风气，而许多的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传授识别的需要，是逐步有了书名的，如尚书、春秋、论语、诗经等等。先秦汉初存在部分作者著书不定书名的状况，引起了图书流传的一些混乱，于是需要辩明、整理图书，确定书名，这便是促使目录工作产生的原因之一。因此
9、，书名的辩明、著录，是目录工作的重要任务，是目录书的根本内容。古书除了书目外还有篇目。古代典籍书写在简策上面，简策以竹木作书写材料，用韦（细皮带或丝带）串连起来，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喜易”，“读易，韦编三绝。” 这里的“韦”，便是细皮带。简策又厚又重，一部书需要好多的简策，携带、阅读不方便，所以只好把一部书分成若干部分，各部分独立编连，称之为“篇”。篇有篇名，题在篇首赘简上，以便于识别、查检。篇名的确定，也同书名一样，多是后人加上去的。有的篇名确实能够反映一篇之旨意，如尚书的尧典、舜典，尔雅的释诂、释言等；有的只是为了便于识认，就摘取篇首的文字作为篇名，如论语的学而篇，便是从首句“学而时
10、习之”摘取的；此外，像诗经、墨子中的许多篇名的选定也都是如此。古代早期的目录书在著录书名之下，还要著录篇名的。刘向编别录，在书名之下还要条列篇目，以别录列子目录为例，在书名列子之下，又著录了天瑞第一、黄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说符第八等八篇的篇目，以后才是全书的叙录。再如东汉经学家郑玄，在整理、校注礼书的基础上，编写了三礼目录，也是在书名之下叙次篇目的，共记周礼六篇、仪礼十七篇，礼记四十九篇。在书目下条列篇目，是最初的古籍目录书的编制。但是随着书籍的增多，篇目的繁杂，目录书容纳不下太多内容，便将篇目省去，在书名之下直接标题书的篇数或卷数。篇与卷是两个不同的概
11、念，它们反映了我国有代书籍材料发展的不同阶段。篇用于简策，前边已提过，全书分为几部分编连，一部分则称一“篇”。卷用于缣帛书，战国至汉代书籍材料开始以缣代用，书写在丝帛上，放置时一幅卷为一卷，故称“卷”。西汉时，简策、帛书并用，因此在著录上也是篇、卷并用，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便是如此，如“易经十二篇”“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但大抵称篇的多，称卷的少。隋以后的书目，一般只称卷而不用篇，因为简策书越来越少，除了丢失的，大多已转沙在丝帛或纸张上了。名目项除了著录书名、篇卷之外，还著录编撰者姓名，在接触这部分内容时，要注意分清著者、编者、注音的不同。综上所述，古籍目录最基本的内容一一“名目”项，大致要包括
12、：书的名称，篇卷数，撰述者(有时还标上版本和收藏考)几个部分，反映书籍外部特征。二、序序是伴随目录书开始编纂就出现的一种体式。序有总序、大序、小序之分。总序：它是目录书全书的纲领，类似一般书籍的“前言”。各种古籍目录书大致都有这么一个总序，总叙古今学术发展的大概线索，古今书籍流传存亡的大概情况，以及作者编撰这部目录书的原由、目的、体例等等。大序：它是目录书中各大部类的纲领，对大部类中各种类、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优劣得失作一个综合的论述，对于掌握这个大部类的学术状况，起到鸟瞰大局的作用。小序：小序的作用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它对各类书籍的学术渊源、流派、演变、流传和得失特点加以论述。现
13、在讲古籍目录中“序”的内容结构，主要是讲小序，它是古籍目录中特别重要的内容，也是一部目录书中最难撰写的部分。因为总序、大序毕竟是一些概括性的论述，而小序却要对某一具体学术流派作出较为准确的分析，难度就更大了。相对于目录书中的其它内容结构来说，小序也是最难组织和撰述的。余嘉锡先生曾说：“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目录学发微目录书之体制之三小序)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在总结刘向、刘歆以后古代目录学家对小序的撰写时，也深有感触地说：“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能求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故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
14、焉。”(校雠通义叙)这段话不仅指出了撰述小序的难度，而且点明了小序在学术上“求阐大义，条别异同，由委溯源”的重要意义。西汉刘歆所著七略中的辑略是小序编写的开端。刘歆部次群书，分为六略后，又阐述了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利弊，然后集为一篇，称之辑略。东汉班固写汉书艺文志，将辑略拆散，把各有关内容，编入各家各类书籍之后，更便于学者参读。在此之后出现的古代目录书中，有一些是继承了刘歆撰写小序内容这一优良传统的。刘宋时期的王俭编写目录书七志，在首卷有条例九篇，便是七志中九个部类的小序。隋朝许善心七林，除在卷首有总序外，部类之下又有“类例”，以“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这也是各部类的小序。唐代官修的隋辖经
15、籍志和唐代目录学家毋的古今书录都有小序，从现存的隋书经籍志来看，书序包括总序、大序、小序，小序的体例非常严谨，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在小序体制上有继承、有进步的优秀目录书。五代编制的旧唐书经籍志，主要取材于毋渠的古今书录，并在总序中保存毋书序的内容，但是没有采用小序体制，破坏了目录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开后世史志目录不立小序的恶例。宋代的官修大型目录崇文总目，继承了在目录书中的撰写小序、辨别学术源流的传统，可惜祟文总目在后世流传中散佚，在现存辑佚本中已很难看到其小序的内容概貌了。宋代有两部著名的私修目录，郡斋读书志只有大序，没有小序，直斋书录解题四部皆有大序，四部以下各小类则只在语孟、起居注、时令、
16、农家、阴阳家、音乐、诗集、章奏等类撰写小序，其它大部分门类仍付阙如。因此，小序的体制在这两部私修目录中也是不完整的。宋代具备小序体式的目录还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但其小序内容则是辑录它书形成的。直到清代的四库总目，才又恢复和发展了小序这种体式的撰述，为后人研究封建社会的学术源流和利弊提供了基本资料。总的来说，现在古籍目录中，全面具备小序这种体式的，只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和四库总目这几部目录书。那么，小序这种体式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写法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从最早的目录小序中得到启示。例如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诗经类”的小序是这么写的：“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17、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诗经类小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而：一是考镜诗经的学术渊源，从诗歌的出现，谈到对诗歌有目的地采集、考察。二是叙诗学的产生，指出诗学真正地产生和确立，功在孔子。三是分析诗经的流传，特别说明为何能历秦火而犹存。四是辩明诗学流派，指出汉初有鲁地申公、齐地辕固、燕地韩生三家
18、，后又有毛亨的诗经诂训。五是评论各家得失，言简意赅，点到实处。此外，如“诸子”、“数术”、“方技”等略中的小序，也都大致有这几方面的分析，总是先言学之所出，再言学之所传，然后明其所长，最后言其所短。诸子略儒学类小序曰：“儒学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善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这则小序，指出儒学源于古时司徒这一官职的司掌；其义是助人君，顺阴
19、阳，明教化；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学问。这种学说秉承孔子的思想，崇尚尧舜、周文周武的礼治；然后说明了儒学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指出儒学之“有所誉”，如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及其出现的弊端。要言之，古籍目录中的小序，是辨章学术源流的指南。好的小序，往往是一段简明的学术文化史，往往会涉及学术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小序指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就成为后世研究古史议论纷纷的一大课题。三、解题解题也称叙录、提要，它向读者简明地介绍所著录的书籍，其目的在于揭示书籍的中心思想、内容梗概、作者生平事迹、书籍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等，帮助读者鉴别和选择书籍，指示读书门径。 (一)解题的起源
20、和创立解题这一形式，在我国古代出现很早，它起源于书的传叙。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很早就有简单叙述作品的主题旨意所在，“言其作意”的传叙。汉书淮南王传曰：“初，安入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在这段材料中，淮南王刘安奉诏所作的离骚传叙，可看作是一种目录解题的雏形。解题作为我国古籍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是由西汉时期著名的目录学家刘向创制的，当时称为“叙录”。西汉末，刘向奉诏整理图籍，他在整理校勘书籍之后，给所校的每部书都写一篇叙录，阐述校勘经过，简述作者生平，叙述书籍的学术源流和价值。他的这种作法，开创了我国目录学史上解题体式的先例，对于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有着深远
21、的影响。可惜刘向别录没有流传到后世，但从现存的列子、孙卿书、晏子春秋等书的叙录，尚可略窥其中各书叙录的概貌。 (二)解题的主要内容刘向创立解题的先例，对后代古籍目录影响极大，后世出现的目录解题虽在内容取材、撰写方法上有所变动或改进，但总的来说出入不多。因此，我们下面以刘向别录中的叙录，来分析古籍目录中解题这一体式所包括的内容。以列子目录为例，解题的内容大体包括六个部分：（1）说明书籍的流传情况 刘向校书是在广采异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删定的。叙录中记述了当时见到的列子有五种传本，如“秘中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参书”。叙录曰：“孝景皇帝时，贵黄老之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
22、，散在民间，未有传者。”这一段话，是对列子一书流传情况总的说明。（2）介绍书籍的文字增删与篇恢分合 叙录中介绍了书籍文字的情况，如有的本子“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同时也介绍了各种本子篇帙的不同，有六篇、五篇、四篇不等，于是删除重复的十二篇，列子一书定著为八篇。（3）叙述作者的生平和时代 列子目录叙述作者的情况说：“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对作者的名氏、出生地、时代、学行都作了简要的交待，读者可藉此了解作者的时代与学术背景。（4）探究学术源流 列子叙录曰：“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持身接物，务崇不竞，合
23、于六经。”是对列子一书学术源流的探讨，指出列子及其著作师承黄帝一派，对道家的学术要旨作了简明的评介，使解题的内容也起到“辨章学术”的作用。（5）分析书籍的内容 列子叙录从对穆王、汤问、力命、杨朱等四篇文章的内容分析入手，指出前两篇内容“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而力命、杨朱二篇，又其义相悖，“不似一家之书”等问题。（6）对书籍的评价 叙录指出列子中某些篇章的不足后，对全书作了一个总的评价，认为“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别录的解题内容中，常有“皆可观”、“亦有可观者”或“可常置旁御监”等评价和建议。当然，这些建议是专为当时皇帝而作的，但对后来的读者来说，这些评价和建议也就有了参考的意义。以上便是
24、刘向别录叙录的内容范围，后世目录书的解题，基本不出此藩篱。（三）解题形式的发展变化自刘向的别录叙录之后，许多目录书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宋代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时，将这一内容结构称为“解题”；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日提要，又把这部分内容称为“提要”。千余年来，随着古籍目录书的增多和发展进步，解题的编写也有所发展变化。由于取材内容和撰写方法的不同，解题体式又可分为三种类型：1、叙录体：这是解题目录最早，也是数量最多的类型，基本上仿照刘向别录的取材内容和撰写方法，对书籍的作者、篇卷、内容、源流、价值、流传等状况进行揭示。这一类型的解题目录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25、及清代四库全书总目。2、传录体：这是比叔录体内容简略的一种解题类型。由于采用这种类型的古籍目录书多已亡佚，只能通过其他的记载了解情况。传录体解题始于刘宋王俭的七志，隋书经籍志言其“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可见其解题比较偏重于作者的生平事迹，而于学术思想少有发明揭示。据余嘉锡考证，不仅王俭七志运用传录体解题，梁朝阮孝绪七录的解题也属于传录体类型。七志、七录虽已亡佚，但从现存一些古籍中引用以上两部目录的原文，可以看出这两部目录的解题内容确实偏重著者事迹，类似列传。例如李善注文选枣道彦杂诗引七志原文曰： 枣璩，字道彦。颖川人，弱冠，辟大将军府。迁尚书郎，太尉贾允为伐吴都督，请为从事中郎
26、，迁中庶子。卒。如论语序正义引七录原文曰：周生烈，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史记天官书正义引七录原文曰：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台八卷。以上所引原文，都是有关人物的传记材料，藉此可以略窥七志、七录传录体解题的形式。传录体解题为何如此专注于作者时代与生平的介绍呢？因为深入了解作者，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书籍的内容旨意。对这一点，余嘉锡指出：“凡其身世之所接触，怀抱之所寄托，学者观叙录而已得其大概，而后考之于其书，则其意志之所在，出于语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窥见其深。斯附会之说，影响之谈，无自而生，然后可与知人论世矣。”(目录学发微目录书之体制二叙录)亦即通过认识作者的生平思想，正确把握作品的
27、意蕴，以免穿凿附会，片面理解或歪曲作者的思想。同时，要了解作者生活的时代，因为“人不能脱离时代，斯其动于中而发于外者，无不与时事相为因缘。著作之时代明，则凡政治之情况，社会之环境，文章之风气，思想之潮流，皆可以推导想象得之。然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有所凭藉，而得以着手。”（同上）认识作者生活的时代也即作品产生的时代，了解其社会文化背景，对于考辨著作的思想倾向及学术源流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传录体解题的作法，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实际意义。这种解题方法为佛经目录所仿效，例如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便有列传一目，专载译经人的传记。唐代道宣、智升所作的目录也是如此。此外，后代学者编辑的许多诗文总集，也常在作品
28、之前附上作者的小传，以加深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就颇有一些效仿的意味。3、辑录体：广泛辑录与某书相关的资料，来揭示此书的内容并进行评论的一种解题类型，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此考辑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代各朝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以及原书的序跋、正史列传和文集、语录中的有关文字。将这些材料分别罗列于相关的书名之下，有的地方再加上马端临自己的按语，就成了一书的解题。由于这种解题是博采众说，汇聚群文，加以排比辑列的，所以称为“辑录体”。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和谢启昆的小学考两部目录解题，也采用了这种辑录体形式。后世对目录书进行辑
29、佚、考证、拾补的工作，多采用这种方法，如清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辑录体解题运用会注的形式，使有关材料汇集一编，对于参证考索某一书籍的相关材料，对于某一专题的研究极为方便。解题的内容和形式如此丰富，这就决定了解题体式在古籍目录书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这一体式，往往把目录是否具有解题，以及解题撰写的水平高低，作为衡量一部目录质量的标志之一。四、附注古籍目录中的附注是介绍、评价书籍比较灵活、自由的一种体式，从严格的意义说，附注不能算是目录书结构的独立部分，它是目录基本著录的补充。附注往往以脚注形式出现，它能补充说明有关书籍的各种情况，这些情况是读者必须了解而又是书目基本著录中没有反映的
30、。很多既无解题又无小序，只是著录书目的目录书，为了简单、容易地让读者了解一些有关书籍的情况，就采用了这种特殊的体式。其实，附注就是一种简化了的解题。我国的古籍目录中，采用附注这种体式比较普遍，一般来说，没有解题的目录都采用了附注，许多史志目录，例如汉志、隋志就运用了附注这种形式。甚至有些解题目录，也另加附注来介绍某种情况，如四库全书总目就单用附注来说明书籍的来源，如曰“浙江巡抚采进本”、“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等。古籍目录中附注的文字一般比较简略，少则三五字，多至几十字至数百字，不拘一格。附注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大致有：1注撰人。2注内容。3注篇目。4注真伪。如汉书艺文志著录伊尹说二十七篇，注曰
31、：“其意浅薄，似依托也。” 5注附录。说明某书之后还附有图成附有表。 6注亡佚残缺。 7注成书年代。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太一金镜式经十卷，注曰：“开元中诏撰。”8注成书背景。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西域国志六十卷，注曰：“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 9注版本。10、注书籍用途。如书目答问就常在书名下注上一两句按语，如“此书最便”、“此类各书为读正史资料”等，说明书的用途，以指示读书门径。附注这种体式涉及的内容范围虽很广泛，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却不面面俱到，往往只是注较重要、较突出的一点，为读者了解书籍提供一些线索。古代目录的体裁古籍目录书的体
32、裁，虽然在以梗的目录学著作中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是，不少学者在其目录学论著或论文中从不同角度都有所涉及。例如汪辟疆先生在初版于1934年的目录学研究一书中，曾在论述目录学界说时提出四种作用不同的目录样式：第一种是“纲纪群籍，薄属甲乙”，就是按类记录书名，使各种图书有所归属，而对书中旨趣则不详加论列。第二种是“辨章学术，剖析源流”，就是在部次类居以前，先说明古今学术的发展和作者的得失。第三种是“鉴别旧椠，雠校异同”，就是为校勘提供方便。第四种是“提要钩玄，治学涉径”，就是要有提要并能提出治学的方法。以上四点虽是通过目录书的样式来说明目录学的作用，但实际上却谈到了古籍目录书中不同的体裁。如第一种是
33、指只记书名、作者、卷数，没有解题之类的登记目录；第二种是指那些用小序来阐明学术源流的类序目录；第三种是指那些侧重于著录版本的目录，这种目录在突出版本学方面继承了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第四种则指出有提要内容的解题目录，这种目录能帮助读者读书、治学，“乃最切实用之目录”。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明确地提出了古籍目录书三种不同的类型：“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三类目录是三种不同体裁的目录，但是运用这种方法，从目录书的内容结构上区分，是比较能够体现目录书的体裁特点的。从现存的古代目录来看，形成古代
34、目录书多种不同体裁的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余先生所分析的，目录书内部结构的不同形成体裁的不同；二是有些目录书借用了其他文体形式，也即传统目录之外的变体目录，由于文体不同，体裁也不相同。以下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古代目录体裁上的差异。由不同的内容结构形成不同的体裁在上一节讲过，古籍目录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大致有四项：名目、小序、解题和附注。除了附注是补充形式外，其它三项内容非常重要，古籍目录中具备不同的组成部分，便形成不同的结构，也就有了体裁的差异。传统目录体裁有这么三种：(一)登记目录登记目录的体裁形式，“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较为典型的登记目录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
35、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等。这些目录只记书名、作者、卷数，以登记为主，阐发的内容较少，如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著录：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作。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正史类著录： 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卷。以上两部目录著录，显示登记目录对于书目的登记是方法不尽相同的。旧唐书经籍志只著录书名、卷数，作者放在注里进行说明；而新唐书艺文志则将作者、书名、卷数一块著录，把附注用来说明其它更为广泛的内容。后续的几部史志目录，如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著录方法与新唐书艺文志相同，但清代一些私家目录，如丁丙八干卷楼书目，以及书目答问，著录方法则与旧唐书经籍志相同。如书目答问史部著录： 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注：唐温
36、大雅，津逮本，学津本，明钟人杰唐宋丛书。总之，登记目录很多，但对名目项的著录大致是这两种方法，一种是为了突出书目，一种是为了突出作者，后世各有沿习，皆不偏废。今天在利用这类古籍目录时，要注意分清它用的是哪一种登录方法，以免把作者姓名和书名混淆起来。登记目录的著录虽然简单，但也不是只罗列书目，而是经过作者全盘考虑，建立分类体系，详审各书的性质，再进行归类整理的。它虽没有小序、解题这些详细的说明，但书目分门别类，条理分明，亦足以考镜源流，示初学者以读书门径，便于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类求书。也就是说，不标辨章学术之旨，自有心领神会之功。古代有些目录学家专门主张编制只记书名、不作小序解题的目录。例如南
37、宋的郑樵，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凡目则其书自显。”(通志校雠略)他认为有些目录书的小序解题是“泛释元义”，“强为之说，使人意怠。”郑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编撰书目不用小序、解题，而要达到有益于学术的功用，难度更大，编撰者和读者都需要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眼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以上所举的数部登记目录中，作得比较成功的只有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新唐书艺文志作得也比较好，这是因为它利用附注这种体制，在书名之下作了不少说明，才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二)类序书目即余嘉锡先生所说的有小序而无解题之书目。古籍目录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序书目是
38、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汉书艺文志中有总序一篇，六略各有大序一篇，六略之下分三十八种，除诗赋略五种无序外，都有小序，全书有序四十篇。以书艺文志各序的排列是这样的：总序|略 | | 书目 书目 | |大序小序大序 | | | | 小类 |如上所示，总序在卷首，各类小序在各类书目之后，各略大序在本略最后。例如诸子略先列“儒学类”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等五十三部书目，然后，才是“儒学类”小序。以下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各类也是如此，最后才是“诸子略”大序：“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为政”隋书经籍志有总序一篇，四部各有大序一篇，道佛录各有大
39、序一篇，分类小序有四十篇，全书序文共四十七篇。隋书经籍志各序在志中的位置与汉书艺文志相同。以上二志序文的排列位置与四库总目不同，四库总目的大序是在各部之首，小序也放在各类书目前。类序书目是充分利用小序这一目录体式，来“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从而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这种体裁的特点是能够详细阐明古今各派备家的学术隆替及其得失，有叙述学术发展史的功能。它让读者在接触书籍之前，先对这一派学术的发展得到一个概貌，了解这类书籍的性质和师承，便于进一步掌握书籍的内容。古代目录学家对于类序书目是很推祟的。如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盖部次流
40、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互著篇)他认为只有通过小序博通古今学术，审辨源流得失，才能达到目录书的目的。 (三)解题目录解题目录，部类之下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这种体裁的目录有宋代官修祟文总目，还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解题目录利用解题内容对书籍进行较全面的论述和正误，由于解题的篇幅较大，因而能对书籍的有关情况作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论，对于读者的帮助也就更为显著。解题形式有叙录、传录、辑录三种类型，所以，解题目录的形式也有所不同。正如前边所讲过的，郡斋读书
41、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的解题形式就与文献通考经籍考不一样。另外还要指出的是，明清两代许多学者相藏书家，自己编写目录，不少目录有解题内容，但没有小序，这些目录也应该属于解题目录的范围。如明代高儒的百川书志，清代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杨绍和的楹书偶录，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等。其实，解题目录并非六个著录项都是齐全的，即便有也非面面俱到，只有四库全书总目是齐全的，其体例精严完善，各个著录项均有体现。古典目录的类型上个世纪50年代，王重民曾在普通目录学提出书目分类的四个标形：按功用区分,按目录的著录内容区分，按目录内著录的图书出
42、版年代区分，按目录内著录的图书出版地区区分。武大、北大编的目录学概论在此基础上，采用王先生前两个际准，加上“书目反映文献的收藏情况”这一标准，共列三条。王先生提出的前两个标准是区分书目的基本标准，其它方面皆可由其归纳，例如反映文献的收藏情况完全可以归入书目的社会功用这一标准中。书目的编制目的和社会功用是密切联系的，比如书目作者是为国家藏书编制书目的，那么目录的社会功用便体现为国家书目；作者是将书目作为史书的一部分内容的，那么目录的社会功用便表现为史志日录；作者从私人著述或者为私人藏书编目的，那么书目便成为私家目录。依照这一标准，古代目录可分为以下三种：国家书目、史志目录与私家目录。(一)国家书
43、目 国家书目，指国家掌握的图书目录，是由政府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整理后编制而成的。我国古代从西汉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大规模的书籍整理工作，这在文献记载上称为“校书”。校书完毕，再将书籍的状况用各种形式记载下来，就成了国家书目。西汉武帝时杨仆奉命“纪奏兵录”，成帝时刘向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就是这类古籍目录的开创性著作。以后，各朝代都编有这类国家书目。各朝往往不止编一部国家书目，有时有两部、三部，甚至更多。国家书目是记载当时当代现存书籍的目录，因而是对书籍状况较为真实、较为全面的反映。它的作用有下面几点： (1)由于它是当时政府对国家现藏书籍的记录，因此是全面记载书籍状况的第一手
44、材料。后世编写史志目录也常常以国家书目作为蓝本，许多史志目录都是抄录或改写前代国家书目而成的。例如，汉志删录七略，隋志参考、改写了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宋史艺文志则汇合了崇文总目及其它几部宋代的国史艺文志而编成。所以，不少散佚的国家书目可以在史志目录中找到材料。(2)它反映了历朝历代政府对书籍的校勘整理及收藏状况。例如，从国家书目上，可以了解到当时政府组织校书活动的次数、时间、收藏图书的数量。 (3)将历代国家书目作一个综合考察，可以看出古籍出现、流传总的趋势，以及具体到某种古籍的分合、存亡、残缺。(二)史志目录史志目录包括正史目录、图定目录、专史目录和补史目录四部分。所谓“正史”，指的是纪传体史
45、书。清乾隆时“钦定”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二十四史中有六部包括了书目。这些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 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所谓“国史”，是指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宋朝制度要求在编写国史时也根据国家当时的藏书情况，编写国史艺文志。北宋有三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典籍；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仁宗、英宗两朝典籍；四朝国史艺文志，著录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典籍。三种国文艺文志皆以朝代为限，著录皆不重复。南宋有中兴国史艺文志，著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典籍。 史志目录，还应包括补史目录。补史目录的出现，是由于二十四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比例较少，总
46、共只有六部。清代以后有关学者纷纷为二十四史中缺少史志目录的文书作补志。随着数量逐渐增多，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书目资料群，其中包括一些重作的正史目录，如李正奋的隋代艺文志，朱文藻的宋史艺文志；还有一些对正史目录的考补、注释、笺证，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黄虞稷、卢文韶宋文艺文志补，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等。补史目录的工作，开始于清初黄虞稷。黄字俞邰，泉州晋江人，父居中曾任明南京国子监丞，家富藏修，构千顷堂收藏数万卷，黄虞稷自小便有读书和进行目录学研究的条件。后来，他以明人著述为主，又补录宋末、辽、金、元时著作，撰成千顷堂书目。清初成立明文馆对，黄虞稷被荐入馆参予王鸿绪明文稿的编纂，
47、负责艺文志的工作。后来王鸿绪删占了黄虞稷明文艺文志稿中补录的宋、辽、金、元四朝艺文。乾隆年间，卢文韶从黄虞稷原稿中撷取补录宋、辽、金、元艺文的内容，刊宋史艺文志补与辽金元艺文志各一卷。吴赛则将这部分内容辑为四朝经籍志补，这便是清代补史目录工作的第一阶段。补史目录的工作后来又逐渐发展到后汉、三国、晋、南北朝、五代，及至西夏等领域，形成了补史目录的系列。补史目录与正史目录相比，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补史目录往往依靠各代史书、文集、古旧目录及有关文献资料钩沉索引、爬梳采撷，由于时代久远，直接材料的缺乏，因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不如原有的正史目录，有些著录可能是一些未完成的或传闻的著述，因而利用时要注
48、意考订；二是补史目录所记乃一代著述，例如补后汉书艺文志记录的便是东汉人的著作；而正史目录大多是著录一代收藏，如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便包括了唐人及唐以前的著述，这一点要区分清楚；三是，补史目录中采用辑录体的方法，将前代有关书籍的考订内容汇集在相关书名下，提高了研究价值。如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运用乾嘉时期经史考订成就，将有关考史、注史、校史、辑佚书的序跋等收入“自注”中，给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四是，各种补史目录都在有关的断代史研究及目录学研究中发挥了作用，从各个角度提供了学术价值，在目录学研究方面更注重补辽、金、元三朝目录，这段时期国家书目或大型私家目录全付阙如，要了解辽、金、元三
49、代著述情况，这些补史目录便成为主要参考资料。史志目录有若干种类，但无论从编撰形式或内容价值来看，都以正史目录为主，正史目录是志目录的核心，最为优秀的当属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有的学者对史志目录持否定态度，如唐代刘知几在研究史书各志的功用时，认为其中的艺文、经籍志是无用的，“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频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乎？”他还说：“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唯取当时撰者。”(史通书志篇)他希望删掉纪传体史书中的艺文一体，实在要保留的话，最好只著录当代的撰著，而不要罗列所有书目，以免与前志重复。清初明史艺文志的编撰就采用
50、了刘知几的这个提法，只著录明代著作而不著录其它藏书。这些提法和作法在史学编撰上当然是一个改革。对于古籍目录学的研究来说，史志目录还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1)它们通过承袭、删抄一些早期目录，为后人保存了古代目录的宝贵资料；(2)有些优秀的史志目录在目录书的编撰体制上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刘知几批评过隋书经籍志就完善了四部分类法的分类体系；(3)绝大部分史志目录全面广泛地著录了古今图书，便于后人了解古籍的流传存佚变化。而如明史艺文志只著录明代著述，恰恰明代又无一部做得较好的国家书目，所以后人不能详细了解到明以前著作在明代的流传存佚情况，这不能说不是个缺憾。（三）私家目录即非官方撰修的，由私人藏
51、书家或学者私人撰修的目录书。私人撰修目录，或说起自南朝宋齐时目录学家王俭(452489)的七志，稍后又有梁阮孝绪(479536)的七录。南齐书王俭传载：(王俭)“解褐秘书郎、太子舍入，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宋书后废帝纪云：元徽元年八月，王俭表上所撰七志。”阮孝绪终身未官，据其七录序及隋志序记载，七录是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所编私目，并参校官薄而成，同时也得到了友人刘杳的帮助。七录已佚，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所收七录序是目录学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王俭编七志时可利用主管秘书监图书之便，最后又上表献之，这就有如余嘉锡所言“既经表上，则亦同于官书矣。”阮孝绪七
52、录，出于个人私修，与那些供职秘书阁校理官书而编成的官修书目不同，但他仍然搜集与参校了古今官、私目录，这与那些记载私人藏书的书目又有很大区别。私家目录，自然与私人藏书直接相关，中国私人藏书起源甚早。私人藏书而又编制藏书目录，大概开始于南朝宋齐之时。阮孝绪七录序：“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绪绅之馆，苟能蓄积坟籍，必思致其名簿。”这里，“名薄”，就是目录。有藏书而有书目见于史书记载的，以梁代任昉(460一508，字彦升)为最早。梁书任昉传载：除吏部郎中，参掌大选，居职不称。寻转御史中丞，秘书监，领前军将军。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
53、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世。自纸张发明尤其是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易行，私人藏书风气日盛，私人藏书目录愈来愈多。唐代有名的三家：吴竞西斋书目、蒋彧新集书目、杜信东斋集籍，均已亡佚。宋代周密所著齐东野语列举宋代著名藏书家，藏书都多达万卷以上，其中很多藏书家都编有藏书目录，但今存者较少。通行一时的李淑邯郸图书志、田镐田氏书目等，均已亡佚。现存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录有以下三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这三家书目，尤其以晁、陈二目为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目录的代表性著作，历来受到重视。明代私人藏书目录，较宋代又有很
54、大的发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收录范围也有所扩大。不少私人藏书目录还收录了小说、传奇之类书目。现有明代私人藏书目录主要有下列十余家：周弘祖古今书刻、朱勤美万卷堂书目、晁瑮宝文堂分类书目、高儒百川书本、 祁承澲澹生堂书目、徐渤红雨搂书目、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清代私人藏书更盛，现存著名者如： 钱曾述古堂书目、也是园藏书目、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私人藏书目录著录详细，多有提要，这对读书治学均大有帮助。私人藏
55、书目录又往往不受正统观点束缚，如不少书目就著录了正统目录不载的通俗小说和戏曲文学书籍等，可补官修国家图书目录与史志目录之缺。四、其他目录上述三大类别，基本上概括了古代大多数综合性且录书的情况。但是，也还有一些综合性的目录如丛书目录、地方文献目录、推荐书日录和专门性的目录书等没有归入，因此，我们将这些目录归入其他目录之中。中国古典目录的分类法重视分类，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我国先民早就形成了对客观事物分类的认识方法，如周易系辞传就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名言。我国是最早把分类思想应用到图书编排上的国家。在公元前1世纪，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分类图书目录七略，比欧洲第一个正式的
56、图书分类表1545年瑞士人Konard Nesner的万象图书分类法早1500多年。图书经过分类编排并以目录的形式反映出来，就是分类的图书目录，读者就可以十分便利地“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有人说，分类之法是目录学的灵魂。我国古代目录学家都十分重视目录的分类，提出并采用了种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中以“六分法”和“四分法”两大系统为主。1、六分法“六分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法，创始于七赂。据汉书的楚元王传及艺文志记载，刘向等校书时，按学术性质分为六类，由专人分工负责校理。其中，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类，太史令尹咸校数术类，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类。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
57、、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如汉书颜师古注：“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不是图书分类，实际上只有“六略”即六类。王充论衡对作曾直接称七略为“六略之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 朕甚闵焉！”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
58、，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在六略之前有辑略，梁阮孝绪七录序：“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诗赋略：屈赋之属、陆赋之属、荀赋之属、杂赋、歌诗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略：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对每小类皆有论说，每
59、略亦有总论，皆附其后，如小说类：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 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百家百三十九卷。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
60、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以上是小说类总说。如在诸子略后又有总说诸子十家源流短长：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蘜一家，二十五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今异家者各推所长， 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
61、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又如诗赋略：屈原赋二十五篇。楚怀王大夫，有列传。唐勒赋四篇。楚人。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赵幽王赋一篇。庄夫子赋二十四篇。名忌，吴人。贾谊赋七篇。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阳丘侯刘郾赋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蔡甲赋一篇。上所自造赋二篇。 宽赋二篇。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与王褒同时也。阳成侯刘德赋九篇。刘向赋三十三篇。王褒赋十六篇。右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
62、篇。陆贾赋三篇。枚皋赋百二十篇。硃建赋二篇。常侍郎庄忽奇赋十一篇。枚皋同时。严助赋三十五篇。硃买臣赋三篇。宋正刘辟强赋八篇。司马迁赋八篇。郎中臣婴齐赋十篇。臣说赋九篇。臣吾赋十八篇。辽东太守苏季赋一篇。萧望之赋四篇。河内太守徐明赋三篇。字长君，东海人，元、成世历五郡太守，有能名。给事黄门侍郎李息赋九篇。淮阳宪王赋二篇。杨雄赋十二篇。待诏冯商赋九篇。博士弟子杜参赋二篇。车郎张丰赋三篇。张子侨子。骠骑将军硃宇赋三篇。右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杨雄八篇。秦时杂赋九篇。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广川惠王越赋五篇。长沙王群臣赋三篇。魏内史赋二篇。东暆令延年赋七篇。卫士令李忠赋二篇。张偃赋二篇。贾充赋四篇
63、。张仁赋六篇。秦充赋二篇。李步昌赋二篇。侍郎谢多赋十篇。平阳公主舍人周长孺赋二篇。雒阳锜华赋九篇。眭弘赋一篇。别栩阳赋五篇。臣昌市赋六篇。臣义赋二篇。黄门书者假史王商赋十三篇。侍中徐博赋四篇。黄门书者王广、吕嘉赋五篇。汉中都尉丞华龙赋二篇。左冯翊史路恭赋八篇。右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客主赋十八篇。杂行山及颂德赋二十四篇。杂四夷及兵赋二十篇。杂中贤失意赋十二篇。杂思慕悲哀死赋十六篇。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大杂赋三十四篇。成相杂辞十一篇。隐书十八篇。右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高祖歌诗二篇。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宗庙歌诗
64、五篇。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杂歌诗九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右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杨雄八篇。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
65、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而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
66、，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总之，七略分类以六艺略为首。“六艺”即儒家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三种，是学习六经的基础读物，是经学入门之书，所以也列在六艺类。这反映了西汉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提倡经学的学术风气。七略以后，东汉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现存班固汉书“艺文志即以六类分部。魏晋南北朝时期，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及隋许善心七林，都基本沿袭了七略的分类法。七略：1、六艺；2、诸子；3、诗赋；4、兵书；5、术数；6、方技。七志：1、经典志；2、诸子志；3、文翰志；4、军书志；5、阴阳志；6、术艺志；7、图谱志。附佛道七志、七录的分类，基本上继承七略传统，也有创造，反映了当时佛、道书籍兴起的实际情况。从七略到魏晋二百多年间，文学创作繁盛，文学著作发展迅疾，子书、兵书相对减少。这就使七略的六部分类体系不再适用，因此，四部分类法就在魏晋时期应运而生，对后世目录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