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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贞观政要有感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是对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全面介绍的政论性专史。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的作者吴兢是唐朝人,据估计,他花大量心血写成此书的目的主要有: 一、出于对“贞观之治”的仰慕; 二、出于对当朝统治者的期望。虽然贞观政要是一部史书,但是它突破了史书的普遍性的写作方式,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书、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
2、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以古为镜为主旨,以君臣政论为内容,通过对话答辩的方式表达。书中主要记述了唐太宗与45位大臣的争论或奏疏。 贞观政要分0篇,每篇围绕一个中心问题以君臣对话或奏疏的形式进行深刻阐述,内容细致深刻。又以时间为第二排列顺序,一来有利行文,二来也可清晰地呈现唐太宗君臣的思想发展历程。而值得思考的是作者吴兢对这些篇章的编排方式,比较明显的是作者把“君道”作为第一篇,
3、“慎终”作为最后一篇,其实这是有很深的寓意,这些我们都不难发现。 在封建社会,君主是维系一个王朝的关键,皇帝的英明或昏聩对全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影响极大,正如书中魏征所说:“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吴兢把君主的个人素质看得十分重要,可以说,贞观政要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不断提高君主的个人素质,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全书第二篇到第四十篇全都是围绕着第一篇“君道”这个主题来的。因而,“君道第一”这个排列方式体现了作者的深切期望和政治思想。 作者写书的目的体现在第四十篇慎终。自古“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多少王朝、君主,无论开始如何“善”,最终都免不了“衰”,不得不说是历史的悲剧,连唐太宗
4、这样英明的君主,后期面对自己的功业,骄逸情绪逐渐滋长。因而,“慎终”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现实中是极难挑战的,也是对君王个人素质的最重要的考验。由此亦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
5、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是非。”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皇帝李世民,在他最得力的诤臣魏征死后所发出的感慨。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一样
6、,都是写给统治阶级看的,希望当时的统治者能以史为鉴,长治久安。 但不论是秦始皇、李世民、魏征还是吴兢,都无法做到千秋万代、与世长存。这主要是由于不能指望李世民的子子孙孙都像他那样善于汲取历史教训。当然,李世民“以为鉴”的历史,并不见得都是真实无误的。 历史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纵然是一向被称为“信史”的贞观政要,也有太多杜撰的、或是想当然的内容。例如有关三代以前的记述,就很难说有多大成份是史实,又有多大成份来源于神话和传说。再如“嚼碎张巡齿”的记载,也是夸张多于事实除非当时张巡正在害牙病,那就和对敌人的仇恨关系不大了。 但“历史虚无主义”却是绝对不可取的。要求史书所载百分之百真实可靠,本来就是不
7、现实的要求。毕竟,史家们正努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虽然这是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但我相信,史家们所记载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毕竟周公有过大权独揽的经历,毕竟王莽有过礼贤下士的表现,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至于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身便死”了,那不是还有“盖棺论定”一说吗。 “以史为鉴”并不因史书内容有杜撰部分而失去意义就连完全杜撰的小说尚且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何况史实远远多于杜撰的史书呢。 和其他所有史书一样,贞观政要也渗进了许多神话、传说以及作者想当然地杜撰的内容,但这并无损于它的伟大。读到“嚼碎张巡齿”这一段
8、时,没必要深究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他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却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读到将士们箭尽粮绝,张巡把自己的小妾给将士们分食了的时候,于残忍、冷酷、血腥的感觉之外,也无法不油然而生对张巡的无限敬意。这样恨敌入骨、坚忍如狼的张巡,力尽被俘后如果不是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那才是真正不可想象的怪事。至于他的牙齿究竟是怎么碎的,恐怕不会有一丝一毫影响到他近乎神一样不朽的光芒。 推而广之,史书里其它不够真实的细节描写,并无损于“史鉴”的意义。史家们在力求真实的同时,难免会留下星星点点的瑕疵。但瑕不掩瑜,绝不可因史书的不完美,就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唐太宗的用人和自律成就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段空
9、前盛世。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造就着新的历史,我们的执政与封建帝王的统治最大的不同是,共产党的执政目的是达到全民族富裕和崛起;封建帝王则统治是目的,百姓的福祉是手段。这是最根本的不同点。中国共产党今天能够成为执政党,是因为党的宗旨得到了人民的认可,是因为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从党诞生那一天起为民族解放和中华崛起所表现出的那种献身精神。但是,今天能够执政并不代表永远能够执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亦适用于今天。 今天的执政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崛起这一重担的承担者。我们应该借鉴贞观之治的历史,在努力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又要保持严格自律,要有如履薄冰的意识,要“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时刻要有执政为民的意识。三
10、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逐步摆脱贫困步入小康走向富裕。但是要“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还长,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在选人用人上一定要“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要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需要千千万万个智者、勇者、仁者、信者共同开拓我们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廉洁自律,“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利则思正身以黜恶”,时刻不忘我们是在为民执政。 在如何认识自律的重要性上,我想引用明朝郭允礼官箴中的一段话:“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
11、欺。公生明;廉生威”。公正、公平的社会可以造就文明的风气,廉洁的政府自然就能在民众心中树立起威望。中国历朝历代对此都有论述,他们对廉洁自律重要性的认识是有一定深度的。在贞观政要中有不少经典警句值得永远铭记。如:“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这些警句含义深刻而丰富,可以引发出许多思考,让人产生一种除了对古代圣贤的敬意,同时也会产生一种自我激励的动力。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为今天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我们共产党人要做到“权为民所用”,不仅要加强选人用人的
12、制度建设、加强纪律建设,还要加强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机制建设。在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加强自身的修炼,实践“为民执政”。 第二篇:历久弥新的政治智慧读贞观政要有感历久弥新的政治智慧 读贞观政要有感 唐朝吴兢所著贞观政要之所以能历久不衰、传之弥广,是因为书中展示了诸多经久不衰的政治智慧。书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施政观点和经验,是透过为政者的道德自律和道德监督体现出来的。今天再读贞观政要,从唐太宗的君臣对话和大臣的劝谏奏疏中,仍能感受到这位盛世之君所具有的居安思危、爱才重贤、正身修德、廉洁奉公和屈己纳谏的为政之德。但细细梳理之后,发现以下的政治智慧尤其值得称道。 一
13、、居安思危,殷忧兢慎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可贵的为政之德。而贞观政要中所记述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忧患意识,则十分突出。唐太宗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论刑法第三十一)。他和朝中大臣惧怕唐王朝社稷不固,重蹈亡隋的覆辙,因此,特定下“论隋日”,同大臣专门讨论、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执政的前期,李世民一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对魏征在谏疏中谈到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论政体第二)的观点很是赞同,将其“置之几案”,随时警示自己。 殷忧兢慎的忧患意识使唐太宗能够谨慎为政。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
14、。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论政体第二)一通俗而又深刻的比喻,道出了他一天比一天谨慎,不敢追求享受的原因。 二、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是一个君王重要的为政之德。唐太宗深刻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理”,把人才看做是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开国伊始,他便态度鲜明地宣布自己的用人准则:“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崇儒学第二十七),并坚持宁缺毋滥,大力改革官僚机构和官场积习。 不计前嫌,有才必用,是唐太宗量才用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位后,他对前朝的官员和原太子的臣僚采取了宽大政策,一些谋臣受到重用
15、。如任用追随先太子李建成的魏征即是众所共知的显例。对于任用的原因,唐太宗曾对不满重用魏征的长孙无忌谈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然征犯颜切谏,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论任贤第三)原隋朝官员房玄龄,投靠李世民后受到信任,执掌政务20余年,恪守职责,成为后世良相之典范。隋朝旧臣李靖和李密旧部李勣也都因具有德才而被唐太宗委以重任,他们带兵抗击外侮,消除内患,屡建奇功。正是唐太宗这种爱才重贤、任人唯贤的为政之德,使得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各尽其力,保证了初唐政治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推行。 三、宽厚爱民,恭俭节用 唐初经济一片萧条。面对如此局面,唐太宗深知要保持天下太平,必须爱惜民力,恭俭节用。贞观政要第一篇就记述了贞观初年唐太宗就君主与百姓关系训示臣下的一段话:“为君之道,必须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论君道第一)执政前期,唐太宗经常以宽厚爱民的政德来 教育大臣,并把它贯彻到执政实践当中,推行轻徭薄赋、不误农时、减少征伐等休养生息的政策。 唐太宗曾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论务农第三十)贞观元年,唐太宗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料已备齐。这时,他想起秦始皇因广建宫室而引起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