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之我见.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发愤著书之我见.doc（8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发愤著书之我见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所撰写的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成就不仅仅在史记取得的巨大成就上，还表现在他开创了“发愤著书”说，成为了后人讨论和研究的热点。“发愤著书”由司马迁系统提出。报任安书云：“盖西伯拘, 而演周易; 仲尼厄, 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 思来者。”司马迁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 论述了古代贤圣著书的本质特点, 明确地提出“发愤
2、著书”说。司马迁是一个不幸的人，他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不幸遭遇。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在遭受到这一连串的打击后，司马迁并不抱怨命运的不公，他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史记 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祸 ,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 是余之罪也夫 ! 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
3、夫诗书隐约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提出了发愤著书的观点。司马迁发愤而著史记跟他命运的悲剧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我认为不一定“发愤”就能够“著书”。 就像司马迁，如果没有李陵事件，没有宫刑，他也会写史记，但他的史记可能就不会像今天我们见到的这般精彩、深刻。笔者认为发愤著书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下面以司马迁发愤著书为例，概括发愤著书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一、发愤著书者需要具备相当的文学功底。笔者认为并不是每一人“发愤”就能够“著书”。发愤者要达到著书的程度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作为前提条件。但凡历史上发愤著书的代表有那个没有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如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从小
4、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些都说明了司马迁具有深厚文学知识，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二、发愤著书者要有强烈的精神承受能力。发愤者有意著书，强烈的精神承受能力是必备
5、的，没有强烈的精神承受能力怎能承受起精神及肉体了摧残，可能还没完成著书重任之时就已经身先士卒了。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他被投下监狱，并处以宫刑。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
6、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他有如此强烈的精神承受能力，他才能顺利完成史记的著作。三、发愤著书者要有强烈的人生追求和社会责任感。要完成一部好的作品，强烈的人生追求和社会责任感是每一位作家都必备的。有人生的追求才能驱使作家尽心尽力去完成写作，这其实跟发愤有必然的联系，但往往有些发愤者的人生追求只是短暂的，今天想明天就泄了气，所以这里强调的是强烈的人生追求。像司马迁坚持了十四个春秋才完成了史记，这不可能是一时冲动的发愤者可以做到的事。同样，责任感对于作家来说
7、也是必不可少的。司马迁受父亲的影响和嘱托，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开始可能仅仅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但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却是出于自己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及自己崇高的人生追求，司马迁把修史不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也把作品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作者是想通过著作把几百年的历史留给后人作为借鉴，同时也想把自己忍辱著书的精神留给后人，勉励后来者能够把握机会成就梦想。特别是在他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都受到摧残，正是出于作者强烈的人生追求和社会责任感才能给我留下这不朽的巨著。四、发愤著书要有安定的社会氛围。
8、虽然文学的繁华跟社会的繁华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都笔者认为发愤著书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发愤者必须处于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范围可大可小）里才能完成著书。司马迁身处汉武帝之世，社会安定繁华。武帝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身处国家中枢的特殊条件，使得司马迁能够客观冷静地深入思考当代汉史方方面面的问题，在以颂扬大一统事业为基调而略古详今的著作中，闪现出批判的思想光芒。司马迁常为大一统事业的蒸蒸日上而感兴奋。但是他长期扈从武帝，接触较多的恰恰是这位英主崇拜神仙，滥用民力的昏庸之处。所以司马迁在颂扬武帝伟大功业的同时，不忘批评他的多欲无度。但不管怎样，当时相对稳定的环境还是给了司马迁很多创作的灵感及动力。综上所述，发愤著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它跟著作者本身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至少必须具备以上四个条件，发愤者著书才能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