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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光与王安石理财思想之比较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司马光与王安石理财思想之比较薛俊丽黄静渊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山西运城044000 冤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在【摘要】北宋自中期以后，宋王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司马光与王安石都认为非改革不可。“理财”但是，“理财”“生财”“用财”“理财”他们各自的变革中，两人都把看做是巩固宋王朝的关键。他们的之旨、之道、之度、之义、“管财”之法、取“才”之术都不同，最终造成二人针锋相对。【关键词】司马光王安石理财认为“富其家者资之国”“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富要有时，“富依靠国富，国富后才会福泽百姓。他甚至会为了实现国”的目
2、标而置百姓苦难于不顾。“民重国轻”通过以上可见，司马光的理财观偏向于，具有减轻百姓负担的民本主义色彩。这种理财观虽然能得到百姓这的拥护，但是却满足不了统治者解决财政危机的迫切需求。也是宋神宗不采纳司马光建议的原因之一。而王安石的理财观偏向于“国重民轻”，具有为了满足君主或者国家需要而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理财观虽然能在短时间内缓解统治者的财政危机，但是得不到百姓拥护。二、“生财”之道不同“生财”是“理财”的基础。对于宋王朝来说，当时有两种“生财”之道：一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涵养和培植社会财富；二是通过增加税收项目来增加财政收入。司马光的生财之道偏向第一种。他强调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工、
3、商各业的积极生产，主张通过发展各业来增加社会早在仁宗末年，财富，从而增加财政收入。他就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务农通商，以蕃息财务”。他还重视在“养”的前提下去“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取”“生生之资，固人所不能无”，提出，以此鼓励各业发展。他认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工尽巧，商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生财”“农工商贾矣”，如此则财用不匮。在司马光看来，如果皆乐其业而安其富，则国家何愁不获乎？”反之，如果只顾眼前“拾麻麦而丧丘山”利益，竭泽而渔，就会，因小而失大。王安石也知道富国应该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欲富天下则
4、资之天地”，即要使社会财富增加，应向大自然索取。他把生财的重心放在第二种上，以经济制裁、法律手段等“生财”之道加强中央对生产、流通、赋税的控制，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来增加财政收入。他的均输法就不是通过发展生产而募役是通过商品流通领域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至于青苗、等法令本意是为了发展生产，但实际执行中并不是“薄息贷款”，也不是“公家无所其入”，而是一种封建国家经营的高利北宋自中期以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对外西夏、契丹一直窥视，对内百姓困苦，中央财用不足，其中最突出的是“三冗”问题。所谓“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思想家、文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为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学家，当时的朝廷重臣。二
5、人私交甚笃，一度是志趣相投而又相互倾慕的好朋友。面对北宋财政困难，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感到非改革不可，两人都曾上书要求改革。王安石在就任三司度支判官时，曾向皇帝谏言。他认为当时“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不知法度”、“改易革新”“多不合先王之政”，因而力主。比王安石大两岁的司马光其后于嘉祐六年（公元 1061 年）给仁宗皇帝上“三言”、“五规”中，也主张革除弊政，富国强兵。在他们各自的变革中，“理财”司马光曾疾呼“当两人都把看做是巩固宋王朝的关键。今之政务，汲汲于富国安民”，要求帝王“于天下钱谷常留圣心”。王安石也认为，当时“公私常以困穷为患”，就是因为“理财
6、未得其道”。纵观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除了三舍、保甲等，其他措施都具有理财性质。但是，他们二人在理财的具体指导思想、方法与目标等方二人在理财面，却存在严重的分歧，最终造成二人针锋相对。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理财”一、之旨不同所谓理财之旨，是指理财的目的。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理财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司马光更加注重兼顾统治王朝与百姓的利益，主张“藏富于民”；而王安石则把统治王朝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司马光信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理论，认为国富必须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所以他把理财的目标定位为首先要“富民”。他曾说“古之王者，藏之于民。降而不能，乃藏于仓廪府库。故上不足则取之于
7、下，下不足则资之于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所以他特别反对以牺牲百姓利益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做法。“富国”王安石理财的目标直接定位为，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来解决中央的财政危机，以达到中央财用充裕的目的。他曾阴窑94 下旬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贷，从中可以获得很大的财政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在对待财富上是用静态的眼光，运用朴素的国民财富总体概念来分析财富的分配，注重发展生产。这种做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比较稳妥的生财法。王安石则是以动态的眼光，把社会财富部分地转移到了国家手中，迅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虽然这种生财法遭到了当时许多人的反对，但是现在看来，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在战争年代或者
8、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需要迅速增加财政收入，又或者如果转移到国家手中的收入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维持统治者的奢侈消费，这种方法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政府竭泽而渔，使人民的负担过重，就会加剧社会矛盾，使得国富不能长久。三、“用财”之度不同“用财”即对已有财产进行合理的配置，是“理财”的精髓。司马光认为造成北宋入不敷出的罪魁祸首是开支过大，用财无度，主要反映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所以他主张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多求不如省费”“、减损浮冗而省用之”。面对当时从帝王到大臣的奢侈之风，他强调要从统治阶级自身做起，压缩宫内开支，减少赏赐等。司马光身体力行，率
9、先垂范，个人生活非常朴素。与此相反，王安石则认为当今国用不足，并不在于官职冗滥、俸禄太厚、赏赐太过，不主张节省开支，曾说过“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而财政困难在于“理财未得其道”，如果“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则不会存在这种问题。两人曾于熙宁元年，在延和殿上当着宋神宗的面，就是否应该在皇帝郊祀时取消赏赐大臣的金帛当庭论战。司马光认为“方今国用不足，灾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主张“节用”。而王安石则认为免去对大臣的赏赐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赤字问题，反而有伤朝廷的体面。在当时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社会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社会财富增长比较缓慢，司马光主张的
10、采取减少浮费、节省开支的“节流”思想，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但如果王安石主张的“开支”不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私欲而是用于兴修水利、救济灾困、发展生产的话，也是有益的。四、“理财”之义不同司马光与王安石都主张以义理财。司马光的以“义”理财基本上继承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义利观，主张“贵义贱利”，曾说过“彼诚君子耶，则固不能言利”。在司马光的骨子里是看不起“利”的，有以义”制“利”的倾向。但是他也不否定“利”的积极作用，曾把利”作为统治百姓的一种手段，“君子所尚者义也，小人所徇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司马光对于利与义的关系认识得也比较清楚，其在易说乾中精辟地论证了义利
11、之间的辩证关系。王安石虽然也提倡以“义”理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但是他所指的“义”并不是儒家思想的“义”。他认为只要是为国家追求的“利”就是“义”。实际上，王安石的“义，固所以为利也”“，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等思想都反映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他的“义”与“利”是一致的。王安石之所以给“利”披上一件“义”的外衣，是因为在当时儒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为了抵抗司马光等儒家学派的攻击，他不得不说“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王安石的义利观是典型的偏重功利的义利统一论。司马光的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而王安石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儒学思想具有很大的进
12、步。五、“管财”之法不同司马光与王安石在财政管理上的意见也发生了分歧。司马光主张从财政管理方面彻底整顿现有的机构。鉴于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无权过问由太府寺主管的供应宫廷生活的内藏库和奉宸库，皇帝和后宫可以自由支配、挥霍财政收入，而兵、礼、工各部官员也可以随意开支。这种财政开支失控的局面，导致“互相侵夺，又人人得取用之”。所以，司马光提出财政统一管理的思想，要求“财有专主”，即对全国的财政收支进行统一核算，曾建议设立“总计使”来协助宰相工作，“置总计使之官，使宰相领之”，而“凡天下之金帛钱谷，隶于三司及不隶三司，如内藏库、奉宸库之类，总计使者皆统之”。这种财政统一管理的思想有助于解决当时财
13、政多头管理、支出混乱的问题。在统一管理的思想下，司马光又提出分级管理，事分巨细，“小事则官长专达，大事则谋于总计使而行之”，改变了过去“三司鞭一胥吏，开封府补一厢镇之类往往皆须奏闻”的做法。对于每个分管部门，要求他们年终统一呈报收入和支出的情况，如果支出多于收入，就要“察其所以然之理”。司马光的观点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与财政权相分离，是非常有价值的思想。王安石也很重视财务行政机构的改革。他看到当时的理财机构“三司使”存在很多弊端，如财政官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辅”，各路上交中央的财政收入，“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难以备供，而不敢不足”，并且宰相枢密使
14、不得与闻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相脱节。所以，在他变法之初，就提出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企图突破旧三司的局限，把各项权利统一起来。虽然制置三司条例司存在的时期制定了一些好的措施，但是新设“条例司”的政策使过去的“三司使”只管赋税常贡，而茶、盐、市场、免役等收入归户部管理。这样的财政管理方式，不仅使财政管理不统一，而且也导致行政权和财政权不分离。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对理财机构的改革方式不同，但是二人都意识到了一个高效运转的管理机构在理财中的重要性。这也提醒后人，要注意理财机构的合理设置。六、取“才”之术不同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很重视理财人员的选拔。司马光认为，财政状况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
15、制度的人，“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在他看来，北宋财政匮乏与朝廷所任官吏偷安苟且，不懂理财有很大关系。“财用之所以匮之者，由朝廷不择专晓钱谷之人为之故也”“，有以薄书为烦而不省，有以钱谷为鄙而不问”，导致“今日之广大安宁，财用宜有余而不足”。因此，他主张挑选懂下旬窑 95 窑阴“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会计要素设置的国际比较与启示林翰文渊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南昌330013 冤但是在会计的总体对象、会计要素划分思路、【摘要】中国、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要素具体设置不尽相同，遵循穷尽性、互斥性和主要会计要素的内容上是一致的。会计要素的设置应考虑会计对象和不同会计环境下的会计目标，适当性原则。【关键词】会计要素国际比较启示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将会计要素划分为资产、费用（包括损负债、产权（或权益）、收益（包括收入和利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