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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版学术研究与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汇编 内容摘要 当前，乡村教育远不能适应乡村改造与建设的需要；乡村自组织的培育和建设是乡村社会与国家对接的载体；今天的学术研究要有国际的视野，更要首先充分关注和了解地方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 学术研究 乡村建设 乡村教育 乡村自组织 作 者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我虽然在安顺生活了18年，对屯堡有所风闻，但对屯堡文化却一无所知。开始注意屯堡文化是近年的事，这也是我曾任教的安顺师专百村调查组的朋友大力灌输的结果。我和戴明贤老师主编的贵州读本，还专门写了“六*屯堡”这一节；但仍限于历史文化的范围，把屯堡视为“历史的活化石”。而
2、我今天在这里讨论屯堡文化，却有一个更现实的、也更宏大的背景：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乡村改造与建设”问题。我们对屯堡文化历史传统的关注，仅是一个出发点，我们的兴趣更聚集在传统、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屯堡文化传统能否为迫在眉睫的贵州、安顺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乡村改造与建设提供某种新的内蕴资源；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对屯堡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条可通达的桥梁”。正因为我们着眼于乡村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重建与发展，我们所讨论的屯堡文化，也必然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在这方面，百村调查组的朋友提出的“屯堡乡民社会”的概念，是特
3、别值得注意的。 一 我对于屯堡的传统与现实都不甚了解，没有多少发言权；只能结合屯堡乡民社会 一书的读后感想，就我所关注的乡村教育与地方文化研究，发表一点意见。 屯堡乡民社会一书在谈到屯堡乡民社会与公共空间时，特别强调了“乡村精英”的作用，对屯堡“三代精英”的成长历程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精英的产生机制与角色变化，有精细的描述与分析。我注意的是三代精英的教育背景与文化程度：70岁以上的第一代精英，他们的青年时期在民国，所受教育均不高或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五六十岁的第二代，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有机会接受了小学、初中与高中教育，其中有的还担任过乡村小学或“戴帽初中”的教师。三四十岁的第三代
4、，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基本上都接受了高中教育，由于种种原因，上不了大学，就回到农村，又通过不同途径走出农村，在有了种种经历以后，再回到自己的本乡本土，成为乡村改造与建设的骨干力量。屯堡乡民社会由此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教育发展，对精英人物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一方面，像第一代精英那样，仅仅依靠人品德行或辈份或资历，在当代农村社会已经不可能成为有影响的人物了，教育水平逐渐使一个人成为农村精英人物的重要资本”；“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农村也有一些年轻人考上大中专，然后在政府部门获得一定的职位，从而也影响到他们在农村亲属的地位”。应该说，经过这些年教育的发展，在农村
5、中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乡村改造与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也许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乡村教育不能适应乡村改造与建设要求的这一面。在我看来，目前的乡村教育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乡村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中仍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还没有根本走出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由此而产生的乡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办学条件的恶劣，以及农村学生辍学现象的日趋严重，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人们的议论也很多。但如果我们把对乡村教育的关注仅仅局限于此，也许会遮蔽掉一些或许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实，教育中的城市中心主义的一个更内在的表现，是整个教育设计中的“城市取向”。所谓应试教育，就是以“通过逐层
6、考试，逐层上爬，最后成为城里人（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或城市上层社会里的成员（对于城市孩子而言）”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与最终指向的。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包括乡村教育，基本是与乡村生活无关的教育，是完全脱离中国农村实际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是根本不考虑农村改造与建设需要的教育；换句话说，农村其实完全退出了我们的教育（也包括乡村教育）视野。正是这样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乡村教育陷入了困境，而且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困境：在承受着远超出城市孩子负担的压力下，只有少数的农村孩子，以超常的努力，通过残酷的高考竞争，走进了大学，实现了“逃离农村”的梦，但也从此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而绝大多
7、数农村高考竞争的失败者，无望通过逐层竞争上爬，或者提早退出而辍学，即使在校继续学习，也因为无望而失去学习的动力与兴趣，而学校的教育者校长、老师们也将其视为负担而忽视对他们的教育；这样，这些农村的孩子尽管“混”到了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文化程度。低质量的教育使得他们在离开学校以后，即使有机会以打工者的身份来到城市，也会因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在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再加上城市的排斥、生存的艰难、人格的歧视等等原因，这些年许多到城市寻梦的农村青年又重新回到了农村，这就是屯堡乡民社会一书中提到的“打工者的回归”现象。但这些回乡青年却又在农村中找不到自己的
8、位置，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如前所述，是与农村生活无关的教育，他们既无从事沉重的农业劳动的体力与习惯，也没有从事多种经营，参与农村改造、建设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他们的心灵已经远离了农村的家园，即使身在农村，也无心在农村寻求发展，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成了某些学者所说的“农村无文化的八旗子弟”。在我看来，这是一些在城市与农村都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游民”。要知道，我们的乡村教育从根本上是靠农民用自己的血汗钱来支撑的，而城市取向的乡村教育却培养出了这样的“八旗子弟”，这样的“游民”，我们实在是愧对农村的父老乡亲。当然，农民也有自己的对付办法：既然教育让孩子成为“无用之人”，那就
9、干脆及早让其退学回家。这也是农村辍学之风欲禁而不止的深层原因，是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向我们的教育发出的警告。 我们由此应得出这样的警示：乡村教育必须面对全体学生，着眼于他们自身生命的健全成长，为他们以后多方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使之无论是留守农村，还是走出农村到城市发展，都能打开局面，即“走得出，守得住”。同时要加强教育与农村生活的联系，注重对乡村改造与建设人才的培养。 乡村教育的“城市取向”的另一个弊端与后果，就是乡村内在的教育资源的遗失。在城市中心主义的教育观念里，乡村教育是绝对落后于城市教育的，因此教育城市化是乡村教育的唯一出路，进而乡村教育的发展被简单地归结为教育硬件的现代化。这样，
10、乡村教育的独特性及其独有优势，就完全被忽视。而事实上，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极其丰厚的，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乡村教育的独特形态与体系，正如一位教育专家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以书本知识为核心”的外源文化与乡村自身的“民俗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具体表现为“外来文化的横向渗透与民俗地域文化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学校正规教育与自然野趣之习染相结合，专门训练与口耳相授相结合，知识的启蒙与乡村情感的孕育相结合”，这既是乡村教育的特点，同时也构成了其特殊优势1。这样一个特点在屯堡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它是屯堡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我看来，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
11、，乡村教育的这些特点与优势就更显示出其重要价值，对城市教育也有极大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但我们自己却把它丢失了，这叫做“抱着金娃娃讨饭吃”。 因而，开发乡村教育的内发性资源，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屯堡乡民社会这本书里附录了一个座谈会的记录，九溪村长说了一句话：“九溪的文化底蕴，我们这一代都模糊了，下一代对屯堡精神、屯堡文化都不晓得了。”这是一个现实的，也是十分严重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的解决途径，一是要加强研究，二是要将这样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社会资源，使其真正成为乡村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教育将乡土文化传统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里实际上还内含着一个乡村学校在乡村改造
12、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被忽略的。也是在九溪座谈会上，就谈到学校里的老师对他们在乡村重建中处于边缘化位置的不满。安顺师专的老师因此提醒屯堡的文化精英要注意发挥老师的作用，同时提出了办夜校的问题，这都是抓住了要害的。记得当年晏阳初、陶行知他们就提出过要使乡村学校成为乡村改造与建设的中心的设想，这样一个思路对我们今天的思考与探索也是有启示意义的。乡村学校不仅要把学校自身办好，而且应该积极参与乡村改造与建设工作，乡村教育不应是自我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要发挥学校的外扩性的影响与辐射作用。它同时还应担负起村民教育的任务，通过办夜校等方式，使学校成为农村文化、教育的一个中心，成为乡村社
13、会“家园”的象征与载体；而乡村教师也自然会成为乡村精英的重要成员和乡村改造与建设的骨干力量。 这进而引出了一个对乡村教师的培养目标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培养的乡村教师不仅是一个乡村教育人才，而且应该是乡村改造与建设人才，由此涉及到县、市、省三级师范教育的方向调整这样一些更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顺师专的老师、同学对屯堡文化研究与九溪乡村建设的积极参与，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九溪村原村长、支书，屯堡文化研究会负责人张文顺对此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以前是工厂和农村挂钩、军民共建，还没有听到过村校挂钩这一条，村校挂钩可以说是21世纪农村发展的途径。”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有道理的。在上世纪
14、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四所全国著名的大学就曾经成立了一个“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先生称其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新记录，大学教育的一大*”。他说：“农村建设运动是伟大的事业，必须以大学为基础，方能巩固。大学教育能走到乡村建设的路上来，比办几次识字运动，几个民众教育馆，其意义重要不知多少倍。有了大学源源不绝地培养农建人才，这运动才会发扬光大。”晏阳初先生的这番讲话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极大震动，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在所有的大学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践中，乡村建设问题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的大学应该担负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重任，我们的
15、大学教育恐怕还不只是大学，而且包括中小学教育，我们整个的教育都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脱离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自省吗？”从这一角度看，安顺师专所开创的“村校挂钩”的模式，不仅为乡村建设开辟了一条途径，而且也为市、省级的大中专学校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他们的经验应该引起重视并认真总结。 二 我还注意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先生对安顺师专与九溪的合作所作的这样一个评价：“我们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一条能为老百姓和村里发展做事的路径”。这样的“路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下乡做扶贫工作，而是带着一个课题，去做学术研究、文化研究。而他们的学术研究
16、、文化研究又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的，这就是之前我所说的，学术研究、文化研究的背后有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这样的大视野。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对屯堡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把它当作“活化石”，而是看作有待激发的文化资源，因此他们的研究重心必然放在传统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上，以寻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通道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从而为屯堡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必然是以田野调查为主历史文献的稀缺也是一个客观原因；同时注意理论的观照与概括，着力于屯堡文化普通意义的提升，以及传统资源现实转换的可能性的探讨。 这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工作是从学术出发的，但最后又内在地需要走出学术，直接参与到乡村（九溪）的改造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来，这既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