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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企改革的思路要超越左右翼 撰写此文颇费心思,反复修改而不成。此期间人文知识分子鄢烈山批评张维迎,和一般自由主义者秦辉反对权力瓜分的文章陆续面世;参与目前改革方案的张维迎,周其仁也发表长文反驳郎咸平而且态度激烈,锋芒毕露。我要不断增加篇幅以容纳新的观点。现在到周其仁为止。“超越左右翼”是我在1994年提出来的,作为克林顿智囊进步研究所读书笔记发表在博览群书杂志,1998年我在中国改革报和战略与管理发表揭露“权力资本化”长文。计算“租金”的文章年年都有,反对权力资本化,权贵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在目前都可归纳为同一含义,就是反对权力资本瓜分。有良知的学者早晚会站到人民大众和
2、宪法一边来。无论他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好资本主义”。好汉不提当年勇。自己做什么都有历史见证,不必自吹自擂,不必互相吹捧,我从来不搞什么体系,我所关心的是国家前途和公共利益的实际问题,所以不必去维护自己理论体系和名声,人活得已经够累了。我曾在思想讨论会上多次提醒一般自由主义朋友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不要把社会公平的旗帜丢给自己最反感的“左派”。可惜听得进去的只有寥寥数人,秦辉“公平私有化”的观点我一直就赞成,且极力争取帮助他出书,只是没有成功而已,怎么说没有人支持呢?这次争论,一般自由主义者总体失语,被称为“中国良心”的茅予轼,吴敬链至今不发言,那些小自由主义者心里着急,不得不求助于远
3、在美国的秦辉。如果在事关重大公共利益问题上总是失语,必定丧失社会影响力,再批判别人“煽动民粹”也是没有用的,现在是考验真假自由主义的关头了。我也期望更多的经济学家敢于从“中国经济学主流”的阴影下站出来,共同呼吁暂停MBO。一、真正的改革是争取公开化和民主法制程序,MBO首先应该“叫停”郎咸平质疑国有资产流失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其勇气可嘉并在无意中影响历史进程。他呼吁国内经济学家回应,他其实不了解国内许多人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但在特殊条件下,改革思路不幸被新自由主义主导并向权力资本倾斜,多次呼吁无效,大家已麻木了。有人说朗咸平象一头公牛闯进瓷器店,表现出新自由主义之懊恼。得益于海外教授和
4、财务专家身份,和那个愚蠢的起诉者帮倒忙,引起传媒聚焦和社会轰动,戳穿了“皇帝新衣”,把一个众所周知而又缄口不言的重大公共利益问题再次提出,打破了主流传媒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联手封锁。一场静悄悄的,对国有资产的瓜分运动已被揭露,这也是天意。我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而自称“非主流”,一是不戴自由派设计的的政治帽子,二是与“左派”有分歧,主要就在国企问题。加上专业不同,我很少参加国企讨论,只是发表数十篇文章主张对工人进行历史补偿。这次参加讨论是为了打破学术垄断促进学术自由,希望能够深入并有结果。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上书全国人大,我的主要想法是:暂停MBO和外资收购国企,对于事关公共利益,公共财产,公共安全
5、与政权合法性的重大问题,不能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和金融企业家私下决定,应停下来进行公民讨论和投票,经过全国人大先立法后处理,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轨道。首先应反驳“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停止”的意见。现在所有人包括流失的辩护者都不否认国有资产在严重流失,争论不在实证层面而在价值判断,即流失是不是不可避免,是不是市场化必要的代价,是不是没有更好办法只能采取MBO这类“次优”措施?既然在改革中流失不可避免,那么目前防止流失唯一办法就是暂停MBO式改革。表面说防止流失,实际上不停止MBO,就等于放纵流失,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和代理人才是“难辞其咎”。某些人急不可待私下处理国有资产令人起疑:想利用目
6、前时机将瓜分变成既成事实,这种“先突破后追认”的渐进改革手法我非常熟悉,但恰恰对国企改革不适用。涉及公共财产和重大公共利益,改革也进入公开化透明度阶段,必须走民主法制程序。目标和手段,手段更重要。以秘密手段私下处理公共财产,无论以什么漂亮口号为借口,提高多少生产力和效率,也不可行,自由主义者多年以来不是极力否定“革命党”搞秘密行动,以权力强制推行理想吗?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用的是同样手段。这样处理公共财产,无视人民权利,不仅社会主义不接受,真自由主义也不应接受。少数人瓜分国有资产必定失败,第一个征兆是张五常败露。中国“精英”不可为所欲为,再逆民意而行!说反对意见“没有建设性”,是一种压制批评的手段。主张分光难道有建设性吗?好象医生对于病人说“你死了病就好了”,可笑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