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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竹书纪年（古本）成书与流传考=“news_bd”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周隐王二十年(前296)，有较为完整的体例。一、出土西晋初年，汲郡( 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人不准盗掘了一座战国墓穴，发现大批竹简，有数十车之多，竹简所书蝌蚪文十万余字。后来，这批竹简被官府收缴，由荀勖、和峤等整理、考正。其中的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有十三篇。后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引用时，因其用竹简写就，称之为竹书纪年。关于纪年的出土时间，据传世文献记载有以下四种说法:一是咸宁五年(279)，晋书武帝纪记载:咸宁五年汲郡人不
2、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二是太康元年(280)，晋书卫恒传: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晋书律历志上: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三是太康二年(281)，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荀勖穆天子传序: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得书也。四是太康八年(287)，出自尚书正义咸有一德:纪年之书，晋太康八年汲郡民发魏安僖王冢得之。这四种说法中，除第四种是孤证且与其他说法存在差距较大外，各有所据。清人雷学淇认为:诸书所纪，或取盗掘之岁，或指收书之年，或言校理之秋也。这种说法是
3、比较合理的。二、成书考证考证盗墓人所盗掘汲郡之墓的墓主，有助于推测竹书纪年的成书时间。纪年记事止于魏今王二十年。关于今王，晋人认为可能就是墓主。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在位36年，之后是襄王，在位16年，再后哀王23年，昭王19年，安釐王34年。然而，纪年与史记中记载很不一致。纪年中有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一条。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中称: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因此笔者认为，魏惠王曾改元，今王指的是魏哀王。魏惠王改元不见其他文献记载，历史上是否有惠王改元一事，对考证魏国世系至关重要，对
4、推订纪年成书时间也很重要。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太史公认为惠王在徐州相王前已死。孟子中记载了一段惠王与孟子的对话，惠王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魏世家中记载，(襄王)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襄王)十二年，楚败我襄陵。如此一来，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则成了惠王死后的事，惠王是不可能把这些事告诉孟子的。太史公对魏惠王的记载存疑，这在史记中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赵世家中记载:(赵武灵王元年，即公元前325年)梁惠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
5、仓来朝信宫。嗣是魏襄王之名。这只能解释为魏惠王带着还是太子的魏襄王来朝赵，但据六国年表，赵武灵王元年为魏襄王十年，惠王已死。以上两条矛盾之处，用纪年相照应，魏惠王改元的说法则可迎刃而解。史记把魏惠王后元年数错当成了魏襄王的年数。战国君主改元，并非魏惠王一例。秦惠文王前元十四年(前324年)，即因成王而改元。徐州之会，齐魏相王，魏惠王也因称王改元则合情合理。世本魏世家中称惠王生襄王嗣，襄王生昭王遫，昭王生安僖王圉，没有哀王。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魏世家则认为:系本襄王生昭王，而无哀王，盖脱一代耳。孔衍叙魏语，亦有哀王。而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
6、凡二十三年，级事甚明，盖无足疑。然则是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司马贞以西晋孔衍的魏语为据，一口咬定先秦的世本竹书纪年有误，实属臆测。纪年是魏国史书，对于本国君主，不应有误。顾炎武认为:襄、哀字相近，史记分为二人，误耳。清代学者黄式三说:史记既分惠王之一世为二世，因分襄哀之一谥为二谥矣。认为魏襄王与魏哀王为同一人，即魏襄哀王。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中也认同这种说法:三晋之君，自梁惠成以下，率多一君二谥，且有三四谥者。黄(黄式三)以韩有襄哀证魏襄哀为一君，说最可信。史误分襄哀二君。现代学者杨宽认为，史记中把魏惠王三十六改元误认为是惠王三十六年卒，又
7、误把惠王改元后的年世误作为襄王年世，继而多出来一个哀王，把襄王年世误认为是哀王年世。无论今本还是古本纪年，都没有记载昭王、安僖王两代的事迹，纪年中今王为安僖王的说法，也不太可信。战国策魏策三云:秦故有怀地刑丘、之城、垝津，而以之临河内，河内之共、汲莫不危矣。战国时汲为魏地可以确定，但却地处边境，受秦兵威胁。国君死后葬于边境可能受敌国攻击的地方，未免不合常理，所以也有学者怀疑汲冢墓主并非魏王。汲冢被认作是魏王墓，其根据是在墓中发现了玉律、钟、磬等礼器，但是，早在春秋时期，礼乐崩坏，僭越之事时常发生，更何况是在战国，认为汲冢为魏王墓值得怀疑。笔者认为，由于年代久远，具体的墓主现已无从考证，但墓主为
8、魏王的可能性很小，应是一个魏国贵族。史记魏世家中魏国世系确为太史公误记，惠王之后为襄王，襄王之后为昭王。史记中的襄王与哀王应为同一人。魏襄王二十年为公元前299年，是为纪年纪事截止年。三、整理这批古书在被系统整理前保存状况十分令人担忧。晋书束皙传中说: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盗墓贼不懂古书珍贵，把五百多年前的竹简当火把用，等官府收缴的时候，古书已有部分被焚毁。荀勖在穆天子传序中又提到: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官府的人办事不力，在收缴古书过程中又破坏了一部分。汲冢书经官府收缴后，由中书监荀勖和中书令和峤等人对残简进行初次整理。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
9、时任秘书监的挚虞请时任秘书丞的古文字学家卫恒考定这批古书。然而卫恒工作尚未完成便在政治斗争中遇害。此后，作为其好友的束晳接替卫恒继续考正工作。晋书束晳传记载，束晳整理出十六部七十五卷，其中就包括竹书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僖王之二十年。西晋王朝经过短暂稳定即进入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永嘉元年(306年)八王之乱结束，晋惠帝也随之被毒杀。但不久又发生了更为惨烈的永嘉之乱。在长期战乱中，包括汲冢古书在内的众多书籍难逃战火。隋书经籍志中说: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汲冢古书原简可能就是在连年战乱中亡佚。但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的抄本仍继续传抄
10、流行。四、流传最早认识到竹书纪年史学价值的是西晋的杜预，他在看到竹书纪年后，专门为其著作春秋左传集解写了一篇后序，评论纪年对校订春秋左传的重要性。后序中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以纪年中史料为据，斥公羊谷梁为穿凿附会。关于纪年与尚书中记载不同之事，认为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肯定了纪年的价值。此外，杜预还大胆怀疑尚书中关于太甲的记载，认为是汉初伏生或致昏忘，将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东晋时郭璞注解山海经引用纪年中史料，其在山海经注海内经中引用了竹书纪年所载黄帝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产帝干荒一条;又在山海经注大荒西经中引用竹书
11、纪年中帝颛顼髙阳氏三十年帝产伯鲧居天穆之阳的史料。与郭璞同时代的葛洪所著抱朴子中说:汲郡冢中竹书言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杜预在其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中称纪年起夏殷周，而稍后的郭璞、葛洪却引用了竹书纪年中关于夏以前的史料。可见，竹书纪年在经不同的人整理后就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到南北朝，竹书纪年依然有抄本流传。南朝刘宋时，史学家裴骃在其著作史记集解中引用了竹书纪年中史料，考证司马迁史记。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大量引用竹书纪年中关于地理、水文的记载，这也是后来学者辑佚古本纪年的重要来源之一。编撰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载:纪年十二卷。(汲家书，并竹书同异一卷。)之所以有竹书同异
12、一卷，很明显是因为在初唐，竹书纪年已有不同版本。刘知几在史通称: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唐朝学者对竹书纪年的记载多持怀疑态度，可见一斑。在北宋初年编撰的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中，依然可以找到引自竹书纪年的史料。这些类书也是古本辑佚的又一重要来源。稍后编成的新唐书艺文志中记载:纪年十四卷(汲冢书)。北宋中叶，基本完备的原本竹书纪年依然传世。南宋时私人编撰的目录书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中，已不见竹书
13、纪年的记载。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的汲冢周书穆天子传，见载于郡斋读书志杂史类中。直斋书录解题春秋类中也提到了汲冢书师春。南宋绍兴年间，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言:亦汲冢中竹书，唯此书(穆天子传)及师春行于世。余如纪年琐语之类，复已亡逸。郑樵通志艺文略史部编年类下著录有纪年，十四卷，但通志艺文略是郑樵摘录前代目录编成，而非亲见目录中所收之书，其记述不能作为竹书纪年仍然流传的证据。干道年间编订的中兴馆阁书目中也有关于竹书的著录，但已残缺。宋史艺文志编年类中提到有竹书三卷(荀勖，和峤编)。这篇艺文志编撰于元朝末年，其自序中已说明，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益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即是根据宋人几部目录书合并整理，又添加了些内容，有的没的都写进去凑数，不能作为竹书纪年元末存世的证据，较完整的原本纪年是在两宋之际亡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