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中的历史文化保护》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城市规划中的历史文化保护（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城市规划中的历史文化保护 城市规划中的历史文化遗产养护问题 一引言 城市中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前辈们留给我们的名贵精神资产，以生动的方式反映着城市独特的蜕变历史和文化的进展状况，是市民认同感、归属感、骄傲感之所在。城市中的古建筑、老街区，是城市进展脉络的的见证，是市民记忆的载体，呈现着各个城市的不同的特色，同时承受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例如，在人们心目中，天安门已不仅仅是一座门楼，而成为不同的人对北京，甚至是对中国的印象。本 因而，在城市规划创办的过程中处理好城市进展与这些老建筑、老街区的关系，既是对自我记忆的养护，是对不同城市文化的崇敬，同时是为后代留存住城
2、市历史文化进展脉络，举行文化教导的重要载体。 由于城市规划中影响最直接的是物质性的建筑，所以本文探讨的历史文化遗产主要就是指城市中的建筑和老街区，不包含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容。 二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养护制度进展 1948年11月，北平解放前，共产党特地请梁思成先生主持编写全国重要古建筑目次，并发往军中，以便在作战时留神予以养护。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文物养护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公布了180个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养护单位。 1966年开头文革期间，国家法规制度受到严重破坏，文物养护事业受到巨大损失。 1978年后，文物养护与城市规划管理工作逐步得到恢复。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24个国家级
3、历史文化名城，同年公布了44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1982年11月公布了文物法。 1984年制定风景名胜地区管理暂行条例。 1986年公布其次批38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1994年公布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2022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已达122个。 三历史文化遗产养护问题的北京例析 历史文化建筑、遗迹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作用，但是综观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创办，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养护并不令人合意。下面以北京的三个故事为例探讨。 1.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行政中心选择 1949 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政治协商会议上，改北平为北京，并做为首都。 成立于1949年5月的北京市都市筹划委员会
4、负责新中国北京规划研究工作。 1949年12月，由聂荣臻市长主持的“北京市城市规划会议”上, 前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了“关于北京市将来进展的筹划报告”。以1931年莫斯科单中心规划为蓝本，提出将北京创办成为一座“现代的、美观的都市”：用地上为适应未来人口适当增加，裁减现有城区人口密度，看法扩展市街用地面积；不变更原行政中心位置。该报告内容包括首都创办目标、用地面积、行政中心位置等。巴兰尼科夫在 报告中提到了“大工业城市”概念。 这份报告, 引起了国内规划、建筑专家及各方人士的议论。当时参与会议的, 除前苏联专家外, 还有美国留学归来多年的梁思成、英国留学归来的陈占祥、法国留学的华暂红、日本留学
5、的赵冬日和比利时留学的朱兆雪等人。在议论中, 大家对于创办目标和扩大用地等方面观法一致, 但在首都行政中心的选址问题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1）三套方案与最终的选择 到1953 年, 在经过长达3 年多的讨论后, 结果进入规划决策的共有三套方案: 1）梁思成、陈占祥提议的“新城市中心”方案：把城墙内的老北京作为“城市博物馆”整体留存, 制止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古城, 实现新旧两利。 2）前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和巴兰尼克夫的“将来进展报告”：前苏联专家那么建议将行政中心建在东起东单, 西至府右街南侧及天安门广场, 后来这个方案被认为带有确定程度的应急性质。 3）北京市创办局工程师朱兆雪、赵冬日提出
6、的“内城中心”方案：建议将行政中心建在建国门、长安街与前三门大街之间, 以及午门至灵境胡同一线以南, 其中包括南海、北新华门至天安门广场周边范围的中心地带。该方案中说:“北京旧城是我国千年保存下来的资产与艺术的宝藏, 它具有无比雄壮阔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 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根基, 自应用以创办首都的中心, 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计划。” 对这三套方案, 北京市政府的最终观法是:“梁陈方案”需动用的资金太大； 前苏联专家的方案那么没有考虑长远；“朱赵方案”由于规划了内城中心风景最好的地区,规模不大, 易于实现, 又有大量宫廷建筑可以利用, 因此最终得以入选。（小插曲，时任北京市长
7、彭真秘书的马句回忆，改建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其实是在毛泽东表态后才确定的：“都市筹划委员会提出那份以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的规划观法时, 聂荣臻见后分外欣喜, 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照此方针。”） 至此,“梁陈方案”流产。 （2）时下仍存的对梁陈方案的讨论 现代主流的观点是对当时没有采纳梁陈方案感到惋惜的，首先是破坏了北京老城的完整，在文化上是一种损失。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叠，使得北京的交通越来越拥堵。不过，对于“梁陈方案”现在依旧存在着讨论： 1）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始终认为这个方案极具前瞻性, 其对行政、文化、商务区域的划分想象,像一个品字形,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8、多中心概念。 2）原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总建筑师陈干, 当时也参与了行政中心的讨论。但他称梁思成的“建筑艺术罗列馆”的想象像是“空中楼阁”。陈干认为养护需要和使用结合，进展必然和改造相结合；对物如此，城市更是如此。 陈干参与了天安门广场及城楼的整修规划,之后就确信整个首都 的城市规划只能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以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为坐标举行，坚决反对任何割断历史、弃旧图新的做法，也反对把旧城奉若圣物, 连碰都不许碰的态度。 3）原北京市规划院副院长董光器那么认为“梁陈方案”并不高明。董认为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和了解都不够全面。 其实，将行政中心搬到西北区这个观法, 并非解放后才提出的。
9、最早的设想是在以后, 北洋政府时期就有过规划, 要把新北京放到西郊去。它当时是以颐和园的佛香阁作为轴线拉下来, 到现在的五棵松路, 这是第一次。 其次次, 日本人占领时期, 还是想用这条轴线, 要盖一个新北京。日本打定在北京长待，想再北京搞政府街，大广场。可是只修了复兴大路没铺柏油就战败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的养护古迹的态度十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46 年, 北平政府时期, 何思源当市长, 把日本留用的规划人员组织起来也搞了个新北京规划, 也是把行政中心要放到西边去。 但是董认为, 城市的形成和进展并不是肆意的，而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城市由小到大、从社会布局的成熟到不成熟,已形成了其特有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布局,这是多少年延续下来的,不是说变更就能变更的。 此外，1949 年北京和平解放以后, 党中央已经搬到中南海去了, 在时间紧迫的处境下, 中央首先要做的事绝不是要盖机关办公楼, 而是要想如何“开张”!董光器认为, 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党中央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