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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衔接模式下的高职学生适应性问题及其影响分析 刘云波?耿悦摘 要 通过对北京市2012年首批“3+2”中高职衔接试点项目进行田野调查，利用路径分析发现：试点高职学生的总适应能力存在性别、专业差异，并受到母亲教育水平的影响；试点学生的学习适应能力和人际关系适应能力均对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就业预期的影响方面，学生的学习成绩对预期工资未有显著影响，即不存在学习成绩的中介效应。此外，越认同学校环境和院校文化的试点学生，也即环境适应能力越强的学生对其预期工资也越低。因此，建议吸收美国社区学校成熟的“转学”经验，积极为试点学生提供学业支持服务，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引导其参与社团文化活动，并加强项目
2、咨询与后期就业指导服务。关键词 中高职衔接；高职学生；适应性；就业；北京市G715 A 1008-3219（2018）10-0053-06一、中高职衔接模式下的学生适应性问题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远景目标，我国的职业教育需要为经济发展提供一批合格的高素质高学历技术技能人才。而中高职衔接是贯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环节。目前，职业教育体系的衔接模式已在全国多个省市进行了广泛试点，规模正逐步扩大，但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学生经历由中职到高职的转校，要经历新的环境、新的群体等多方面的改变，而他们正处于从依赖走向独立的青年期，心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转校冲击会带来潜在的竞争、就业压力以及情绪与情
3、感困扰等诸多不适应问题1。另外，中高职衔接下的学生学业基础较弱，在学制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兼顾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2，对学生适应转校衔接模式造成了更深层次的困扰。对于参与中高职衔接项目的学生而言，能否顺利完成从中职教育到高職教育的转变，深刻影响着他们高职阶段学习的效果、职业生涯规划与未来发展；而高职院校是否了解中职学生的特点并为他们的转校做好了充分准备，关乎中高职衔接项目的成败。本研究基于北京市“3+2”中高职衔接项目的田野调查，测量刚从中职毕业转入高职学校的大一学生的适应性水平，并分析学生的适应性对其学业成绩和就业期望的影响，旨在为已有的中高职衔接实践项目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进而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
4、系的建立与完善。二、学生适应性的相关研究总体上，国内对“中职升高职”“专升本”等转段模式下学生适应性问题的研究较少，但对大学生适应水平的研究并不鲜见，后者主要关注适应性水平的分类和量表的编制，以及探讨不同要素与大学生适应性的关系。对“适应性”的研究较早开始于心理学，一般以专业的标准化量表作为测量和研究工具，如从人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得出大学生适应性的“七因素相关模型”量表等。从心理学角度，“适应性”是指个体主动调整自己的机体和心理状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环境条件的要求，以及努力改变环境条件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更好发展的能力倾向3。有关适应性的概念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社会适应、学校适应、心理适应，其中学生
5、对环境、学业、人际关系及自我适应的有效性备受关注4。大学新生的适应更强调学生转换学校后对自身学习、他人交往和学校环境三者的协调，是学生通过自我调整、培养健康身心状态，积极应对不良状况，并不断与学校环境进行交互作用的结果5。肖玮等人使用总体幸福感量表及自编社会适应性问卷作为测量工具，对大学一年级学生适应性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一学生社会适应主要包括人际关系、校园生活、学业状况三个因素6；方晓义等结合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编制了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7，其中包含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情绪适应等维度，朱凌云等以此为测量工具，提出了高校深入了解新生群体特征、全面优化院校环境、构建多元化新生适应机
6、制，促进学生多样化发展等建议8。在大学生适应性影响因素方面，现有实证研究仅停留在分析人口统计学因素（性别、地区等）在适应性方面的差异。杨钋等人对首都高校新生进行实证调查，该研究选取了学习适应、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等指标，结果发现不同的新生群体在社会经济背景、专业以及院校类型等方面适应情况表现出差异，其中强调了民办和高职院校新生在适应方面障碍较多9。针对高职学生群体，已有研究发现，同普通学生一样，高职大一新生要适应学习与生活方式的转换，在这个过程中易出现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的不适应。刘红春等人发现，高职学生适应障碍的主要表现为学习适应性障碍、生活适应性障碍、人际交往障碍10；也有学者将高职学生学校
7、适应划分为学习适应、人际适应、角色适应、职业选择适应、生活自理适应、环境总体认同等六个方面11。国外对职业教育衔接模式下学生适应性问题的关注早已有之。转校生（transfer students）出现适应性问题被称为“转校冲击”（transfer shock），这个词第一次被Hills作为全球使用的术语，来描述在美国经历从两年制社区学院到四年制授予学位学生的大学平均成绩（GPA）下降问题12。后来研究发现转校冲击不仅表现在平均成绩一个方面，同时包括学业和社交等诸多方面，并且是一个普遍现象13。卡斯蒂略（Castillo）研究了转校生社交参与、学术参与和社会适应的关系，社交、学术参与和他们在四年制
8、大学的成绩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学习适应和他们在四年制大学的成绩之间的关系，把学术参与和社会参与对成绩的影响建构成解释社区学院转校生越过“转校冲击”经历的途径14。不难发现，国外文献更多是从具体的衔接项目出发，评估已有的教育实践，从中发现具体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总之，目前国内的研究对于职业教育衔接模式中大学生适应性的实证调查较少，关注度不足。更为重要的是，缺乏从学生适应性所带来影响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成果，现有文献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不强，难以唤起学校及社会等多方面对职业教育衔接模式中学生的重视。本研究试图利用一手的田野调查数据，分析学习、人际关系、校园环境等适应性能力对学业表现和就业预期的影响，以丰
9、富职业教育衔接模式下学生适应性问题的相关研究。三、实证研究北京市从2012年开始实践“3+2”中高职衔接模式，试点项目规模逐年扩大。自2012年首次招生以来，“3+2”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从最初9所中职校与8所高职院校在10个专业开展办学试验。到2016年，改革试验项目涉及34所中职校和18所高职校15，共计70个改革试点项目。本研究利用对北京市首批中高职试点学校的访谈资料和问卷调查，对试点学生的适应性能力及其影响效果进行实证分析。（一）数据来源与初步描述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6年课题组对北京8所首批“3+2”衔接试点高职学校进行的问卷调研，覆盖了10个试点专业。这批试点学生2015年秋进入高
10、职学校，经过1年至1年半的学习，然后进入顶岗实习，并于2017年夏毕业。共发放中高职衔接学生问卷516份，有效问卷504份，占到总体的97.7%。本研究在借鉴卢谢峰编制的大学生适应性标准化量表16的基础上，结合国内中高职衔接项目的发展，修订并完成了有关试点项目的学生适应性量表。该问卷中有15道题目是测量2015级学生的适应性水平，每道题目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分值从1分到4分。在研究方法方面，为降低题目的多重维度，拟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北京市“3+2”中高职衔接项目中大一学生的适应性能力进行测量和归类。然后，利用路径分析方法来探讨大一学生的适应性能力对学生学业成绩和就业期望的影响。对调研数
11、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504名学生中有约54%是男同学，约46%是女同学；83%是独生子女，17%是非独生子女；样本中约40%来自北京主城区，60%来自北京郊县。从家庭背景来看，42.5%的学生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33.6%为高中或中专水平，并且39.3%的學生母亲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36%为高中或中专水平；学生父亲的职业排在前三项的分别是工人（21%）、个体户（16%）和商业与服务业人员（13%）；学生母亲的职业排在前三项的分别是商业与服务业人员（19%）、家庭主妇（17.5%）和个体户（13%）；样本学生2015年的全年家庭总收入平均为6.9万元。试点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总体较
12、弱。（二）试点学生的适应性水平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试点学生的适应性水平前，首先进行检验，发现KMO的值为0.899，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说明本次调研数据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次，进行因子分析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利用最大方差旋转，从而使每个因子具有高载荷，并用回归方法得到因子得分。经SPSS软件处理后，本研究得到三个公因子，总的累积方差贡献率约为60%。三个因子均对适应性的方差贡献19%21%不等，说明这三类因子是大学生适应性的主要方面。结合具体题目，课题组把这三类因子分别定义为环境适应能力、学习适应能力和人际关系适应能力，并分别对三类因子进行可靠性检验，得到克隆巴赫指
13、数值在0.740.83之间，具有较高的信度，说明这三类因子信度较高。分别对这三类因子在性别、生源地、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及父母职业类别等方面进行均值比较发现，试点学生的适应性水平除了在性别、母亲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类别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以外，在其他维度上并无显著不同。见表1。表1 试点学生的适应能力在性别、母亲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方面的差异变量 环境适应能力 学习适应能力 人际关系适应能力性别 男 0.073 -0.153 0.081女 -0.018 0.058 -0.001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0.079 -0.191 0.009高中或中专 -0.004 0.045 0.054大专及以上 -
14、0.022 0.014 0.093试点专业类别 信息物流系 -0.316 -0.219 -0.132城市轨道交通控制 0.157 0.079 0.221工商酒店管理、航空服务 -0.148 0.341 -0.216计算机网络专业 -0.470 -0.155 0.300学前教育 -0.003 0.253 -0.067模具 0.841 -0.756 0.059汽车检测与维修 0.182 -0.590 -0.162市场营销、珠宝方向 -0.426 -0.072 0.380数控专业 0.346 -0.31 0.447园林技术 0.472 0.155 0.134注：在性别方面，学习适应能力在0.05的置
15、信水平上存在组间差异；在母亲受教育程度方面，学习适应能力在0.1的置信水平上存在组间差异；在专业类别方面，环境、学习适应能力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存在组间差异，而人际关系适应能力则在0.05的置信水平上存在组间差异。根据表1可知，女生的平均学习适应能力远高于男生；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水平的学生，其学习适应能力均值显著高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的学生，学习适应能力最低的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学生；不同专业的试点学生在三类适应能力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模具、数控技术和园林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城市轨道交通控制等偏工科、农林专业中，试点学生的环境适应能力均值较高，与计算机
16、网络技术、市场营销、航空服务以及学前教育等偏文理科专业的较低水平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在城市轨道交通控制和园林技术专业中，学生的三类适应性能力均值都较高，体现出个别试点专业学生整体素质的优异。（三）学生适应能力对学业表现和就业期望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取向的路径分析，这是一种将观测变量间的关系以模型化的方式进行分析的一种统计技术，它可以测量变量间的共变情形，同时估计模型中所有的参数，并检验理论模型与观察所得适切性，找出最佳的模型17。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提出如下假设，其路径模型图见图1。图1 影响就业预期的路径模型图假设一：适应性能力影响试点学生的学业表现。假设二：适应性能力和学业表现影响试点学生的就业预期。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用学生自我报告的班级成绩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