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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业务外包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动态作用 内容摘要：业务外包被看作是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有效方式。本文在业务外包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业务外包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动态作用，包括正向作用和负面影响，基本结论是业务外包能为企业带来降低直接成本、专注于核心业务等正向作用，同时也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最后，针对不同的业务外包专业市场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业务外包 竞争优势 成本 风险 目前，业务外包已成为企业价值链的一环，具有实质的策略重要性。业务外包可协助企业提高绩效并降低成本，同时可提升整个经济实体的生产力。本文就此展开详细分析。 业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
2、分工是业务外包的经济学基础。斯密的国富论里面说到：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得最擅长做某件事的人专心做好这件事。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增进效率的机制，却能发挥出巨大的效力。业务外包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一种复杂形式的分工模式，其本质与最为简单的分工无异。事实上，生产绝大多数最终产品是需要多个步骤、多方面配合的。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同的人和组织已经越来越在某一方面具有胜于他人的优势，而在更多的方面显出一般化或者失去优势。市场越是发展，分工就会越细密越完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现在有更多的专业市场和专业领域发展起来。企业专注于某一领域其实
3、跟分工是如出一辙的，只不过是分工已经上升到了更高层次。接受业务外包和业务外包委托都是专注于某一方面，这种干中学效应、经验积累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快速应变效应都是成本降低、效益提高和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业务外包即分工基础上的协调。分工是业务外包出现的经济学基础，但是制约业务外包出现的因素同样具有经济学基础，它与分工相对应。这是分工在一个经济体中为何是达到某种程度后趋于稳定的问题。分工本身不是目的，生产出最终产品才是目的，因此还需要对各个分工步骤进行协调。而这就会带来协调成本。企业内部的分工会带来协调成本，企业间的分工也会带来协调成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后者大于前者。因此，企业间分工的协调成本的
4、大小决定了企业间分工的深入程度。 经济学上实现业务外包的条件。消费者一般关心的是能否以更低的价格得到最终的消费品，而很少关心消费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因此，只要某种机制能够降低产品的成本而又使生产参与者获益不下降或者上升，这种机制就会出现。业务外包作为一种机制，是否被企业采用，取决于业务外包能否为企业降低成本或者带来更多的收益。进一步来说，只有企业间分工带来的生产成本的降低大于企业间分工带来的协调成本的上升，业务外包才有可能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生产成本是广义的，而不单单指具体物质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可以指企业内部某项工作的内部完成所需的直接成本。而协调成本主要体现为企业实行业务外包后在管理上
5、相关成本的上升。 业务外包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正向作用 降低企业直接成本。当今的市场中，业务业都是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专业性企业，立足于整个产品价值链条的一个环节。业务外包前，企业在该环节的成本势必高于业务业，因此该项业务一旦外包出去，将降低直接成本。但是，业务外包并不一定降低企业在该业务上的总成本。因为业务业要同时代理不止一家企业所委托的某项业务只能开出相近乃至相同的格。那么，对于那些原来业务内部化成本较高的企业来说，业务外包能给它们带来更大的好处；业务内部化时成本较低的企业有可能因为业务外包的兴起而丧失一定的成本优势。因此，业务外包以后，企业之间的相对成本优势格局有可能发生改变。 赢得市场反应速度
6、优势。由于业在该业务领域具有专业优势，并且聚集了该专业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在外包业务上往往能比委托企业具有更快的发展和应变能力。一旦企业将业务成功外包给业，并且两者之间达到良好的沟通互动，该业务就会取得比以前更好的市场应变能力，形成企业新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提高的程度，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原来业务内化时的反应速度与业务外包后业务反应速度的差距；企业与业务外包承接方之间的沟通效率。第一个差距越大，竞争优势就有可能提高越快；第二个因素的存在是因为企业需要将业务外包出去的业务与企业其他业务整合起来，使得它们对整个市场环境变化做出一致反应，所以会带来业务外包优势的缩小。 分散和降低业务风险。企业将一项业
7、务外包出去，通常就是将业务风险进行转移和分散，业务外包承接方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业务失败风险。如果企业将该项业务内化完成，风险就完全要自己承担。业务外包出去后，由于业具有专业化的优势，它们在该业务上失败的风险会比原企业小。尽管企业可以通过业务外包在一定程度上转移该业务的风险，却可能承担由于该业务失败而整体业务受损的风险，在业务外包过程难以监督而业务外包效果需要执行的时候风险更大。 业务外包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负面影响 （一）事前准备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在实施业务外包之前，企业必须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比如搜集相关信息、寻找合适的合作对象以及与有关合作对象进行沟通谈判等，这些都会产生额外的成本。而这些成本
8、并不一定能被业务外包所带来的成本节约所补偿。因为业务外包策略在将来可能根本就不会被执行。这个阶段的成本不会对企业的竞争优势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它只是一次性的成本投入。 决策过程必须认真听取民主人士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社会讨论就是指国家体制之外的个人及社会组织和团体，就国家的重大决策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交换意见，而后提出各自政见供决策者决策时参考，且必要时与之商议的民主决策形式。实质上是社会公众自上而下的传达决策信息的参与行为，是对代议制和公民投票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它充分显现了公民自由和多数统治的民主特征。”10社会讨论是在充分肯定政府在决策中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将大众的角色定位在辅助决策的地位上
9、，它使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直接参与政府决定，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它是一种合法的参与，受法律保护的同时要在法定范围和权限内行动。社会讨论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包括多种方式，如座谈会、听证会、对话会、专家评议会、组织民意测验等。在将社会讨论模型引入的过程中应形成一系列制度化渠道，如公共政策决策听证制度，决策公示制度与审计制度。听证制度是将社会讨论过程制度化的一系列规定，适用于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决策公示制度适用于职能部门的一般决策，一项政策在决策方案确定后，就其目标、主要内容、制定依据、政策的可行性、预期效果、不同意见等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决策审计制度是对决策从开始制定到实施完毕
10、后所消耗的成本的全面审核，重点在决策实施阶段，通过投入与产出的比较，让公众判断决策的得失。 2.明确公共政策主体的职能，增强民间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参与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政策的政治规范作用，引导政策的方向，如制定总政策、规定政策的价值目标等。人民代表大会以立法权和审议权为依托监督政府，保证政策运行符合人民的意志，如把执政党的主张通过立法的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审议批准政府公共政策方案，把成熟的政策方案上升为法律等。政府居于公共政策实际操作中心的地位，主要发挥政策的社会设计作用。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组织形式，它容纳各党派、各人民
11、团体、各界爱国人士等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咨询、评论，是政策的民主协商机构。参政党、人民团体、法人组织、民间思想库和公民等，既是政策的主体之一，又是政策的客体。他们的参与方式主要是以民间主体和政策对象的双重身份发挥利益表达和智力支持作用。此外，还应当积极鼓励和引导在政策参与中处于劣势的民间主体，切实采取措施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为他们的政治参与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同时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有效发挥他们的社会监督作用也是完善政策参与的关键。 3.发挥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 社会团体的主要职能：一是运用其专业知识为社会提供公二是为自身所代表的特定的利益并通过
12、这自身也获得发展。而社会团体职能的实现是在实行社团自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我国政治生活民主化为社会团体的发展提供了日益宽松的氛围，社会团体的发展意味着社会治理结构从单一的政府统治走向多元的民主治理模式，社会团体向独立、自治主体的转型过程，也是社会领域从国家中分离和公民社会的构建过程。 长期以来，在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模式中，政府采取直接管理的形式，直接面对民众，但是由于缺少把政府和民众这一对立面联系起来的中间媒体，表现出大众的政治参与缺乏合理的渠道。社会团体处于普通公民和政府决策者之间，具有与双方方便接触的有利位置，通过同双方的经常联系和对话，有效地缩短了决策者和公民之间的距离，减少了误解和隔阂，从
13、而经过自己的转换功能，有效地沟通了政府决策者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增加了政府决策的社会影响和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能力。社会团体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充当了“缓冲器”、“过滤器”和“调节器”的角色，它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形成“参与社会”和“和谐社会”，使得大众的意愿能够有顺畅的渠道向政府表达出来，有利于促进大众广泛而理性地参与政治，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政府应该正确认识社会团体的作用，建立对公民自组织的信心，明确自身在多元治理模式中的角色定位并且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重建来营造一个有利于社会团体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 目前，我国社团管理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是法制化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在社团法规方面，
14、基于“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目前我国社团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国务院修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以及民政部制定的几十个规章、文件。相对于发达国家完善而严密的法律体系，应该说我国立法的层次还不高，管理较为粗放，与其他法规衔接性差，在具体问题上缺乏可操作性。例如，不同类型的社会团体有着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功能，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团体应由不同的单行法规来调整，不可一刀切，而我国目前还需要在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方面多做工作。政府应进一步加强研究社团布局以及发展的长远规划，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出发，有意识地引导和扶持社团。同时，还要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社团管理力量，建立管理民
15、间组织的科学有效的管理监督体系。 注释： 1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4. 2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下)：293. 3亨廷顿.难以抉择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79. 4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2. 5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8. 6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7赵成根.民主与公共决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20. 8宋维强.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J.长白学刊，2001（6）. 9王学杰.改善我国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01（2）. 10龚培兴、陈洪生.社会讨论：民主决策的第三条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2001（4）. 专心-专注-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