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科特·帕森斯高等教育问责思想初探》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塔尔科特·帕森斯高等教育问责思想初探（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 塔尔科特帕森斯高等教育问责思想初探 摘要：“四功能范式”理论与“一般化象征性媒介”理论是塔尔科特帕森斯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解释框架。专业问责是高等教育问责的主导形式，“认知理性”与“认知复合体”、“专业”与“专业复合体”以及“工具行动主义”与“制度化个体主义”，分别为专业问责提供了内在的知识-价值基础、结构化的制度基础与宏观的社会文化基础。专业问责以“价值承诺”流通的形式对大学施加约束，意味着大学“部分自主”的地位，并且与深层的大学信任问题相联系。社会与公众对于大学信任的流失，既刺激了外部问责的扩张，又对专业问责与大学自主提出了挑战。帕森斯关于高等教育问责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关
2、键词：高等教育问责，专业问责，功能主义分析，大学自主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美国公立大学问责机制：一项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批准号：CIA140192)的阶段成果。高等教育问责是影响现代大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议题。只有达到公众对问责的期望，高等院校才能维持其所珍视的自主，才能实现学术自由、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以及投身高质量的知识生产和传播。1相比高等教育问责的制度扩张与多样化实践，相关的学理分析显得相对薄弱。只有保持理论研究上的合理张力，才能为现实的制度设计提供足够的弹性。加强高等教育问责的基本理论探讨，不仅有助于对学科知识的积累，也有助于对具体行动的引
3、导。一、帕森斯与高等教育研究作为美国社会学界历史上的领军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创建的功能主义分析的经典理论与研究范式，曾经一度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代名词。帕森斯同他的一批大师级的弟子与合作者，如默顿(Robert K. Merton)、斯梅尔瑟(Neil Smelser)、希尔斯(Edward Shils)等，都对包括大学在内的学术系统进行过深入分析。在高等教育学界享有国际盛誉的克拉克(Burton R. Clark)，也可以从其研究思路与观点中找到帕森斯式功能分析的鲜明印迹。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前辈巨擘，他本人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学术价值，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国内学界应有的
4、重视。由于帕森斯社会学思想体系的宏大与复杂，以及在此脉络下针对学术系统、知识制度与现代大学的研究相对分散，本文以“问责”为主题和线索，尝试收拢与厘清帕森斯有关高等教育的思想与观点。“四功能范式”(the Four-Function Paradigm，简称AGIL理论)是帕森斯提出的用以解释结构类型与运行动力的整体框架，并将其运用于分析“文化系统”(cultural system)和“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在社会系统层面，任何社会体系都必须处理或满足四种关乎自身生存与延续的“系统问题”，即对环境的适应(Adaptation)、目标实现(Goal-attainment)、关系整
5、合(Integration)与潜在模式的维持(Latent pattern-maintenance)。与功能系统对应，整个社会体系可划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控制与信托(fiduciary)四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与交换依靠相应的“象征性流通媒介”(symbolic circulating medium)或“一般化象征性媒介”(generalized symbolic medium)：在政治子系统是权力(power)，即“使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得以履行的一般化能力”；2在社会控制子系统是影响(influence)，即说服他人的能力与社会共识；在信托子系统是价值承诺(valuecommitment
6、s)，即“与一定的道德约束相联系并能够得以激活的一般化义务”；3在经济子系统是货币(money)，它是用以阐述权力、影响与价值承诺三者基本性质的类比对象与理论原型。一般化媒介与结构成分的结合，为分析社会关系和过程提供了一种动力要素，媒介在高度分化系统的内部运转以及相互交换过程中发挥着调节和整合作用；各种象征性流通媒介也会出现类似通货“膨胀”与“紧缩”的现象，这些矛盾正是社会体系产生活力的重要源泉。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分类来看，高等教育处于社会的信托子系统。作为研究典范，帕森斯及其学生普莱特(Gerald M. Platt)于1973年合著的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7、)一书，在理论意义上将社会系统与功能分析的框架应用于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并在实践意义上描述了美国大学及其面临的现实冲突与危机；4体现了将结构功能主义和知识社会学运用于考察高等教育的一次重要尝试。5二、高等教育问责的主导形式与发展基础(一)认知理性与认知复合体一般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代表了与认知问题相关的制度化。6“认知理性”(cognitive rationality)是帕森斯分析大学制度的核心概念，它是由知识、理性、学习、能力以及智力组成的“认知复合体”(cognitive complex)所表现出的价值成分或价值模式。7“认知”的概念具有文化含义，意味着教师需要将知识视为文化目标并
8、担负起通过研究创造新知识的义务；“理性”的概念则是社会系统意义上的，意味着教师需要遵守获取与传递知识的特殊标准。8美国大学系统的总体功能通过对“认知理性”施加作用，进而对作为委托方的外部社会系统产生影响。与AGIL四功能范式相对应，美国大学围绕着知识的生产与传递，由四种主要部分组成：A代表本科通识教育，G代表着不同专业以及对专业从业者的训练，I代表着知识分子所发挥的校外功能，L代表着研究生院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制度化。帕森斯强调，一所真正意义的大学应当是在自我的道德责任感召唤下，以探究和传递知识为使命。9大学-社会之间的受托-委托关系，类似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求助医师专业知识的医患关系。正如医师的
9、专业地位与诊断意见应当受到尊重而不宜遭到外界过多干预一样，对于大学的控制或约束方式，也应当以专业性的内部问责为主导。(二)专业、专业复合体与专业问责在帕森斯看来，“专业”(profession)为科学探索、自由教育及其实际运用提供了制度框架。专业人士是一种职业性与专门化，并且掌握特殊能力的群体，其特点是“自由”(liberal)与“博学”(learned)。10他们所拥有的能力包含实践技能以及作为技能基础的知识形式。这种知识不仅是科学的应用，而且是科学的理论结构与原理。博学的原则总是包含自由的成分：一方面，“自为目的的知识”(knowledge for its own sake)是专业精神中不
10、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专业人士不仅应当是技术专家，还应当是受过自由教化的人。自由精神以及对于“自为目的的知识”的热爱，应当渗透到大学的专业教育之中。在专业的基础上，现代社会发展出承担三种重要功能的“专业复合体”(professional complex)：创造新知识，把知识应用于社会服务，以及将知识传递给那些有兴趣获取的群体。在美国，专业复合体的中心是大学，大学能够将不同专业功能集中起来，打通纯粹智力规训与实践应用领域之间的隔阂，发展专业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共同责任，并处理与外行之间的关系。对专业复合体进行问责主要包括市场规则、法律惩罚、公共权威、行政管理、大众传媒、专业评价等形式。11
11、帕森斯坦言，这种分类的本意在于，强调基于信托关系背景下的专业责任以及作为保障机制的专业问责。12对专业复合体的社会控制不能主要依靠市场运行中的经济诱导，或者管理意义上的权威与权力约束；在这个领域最为重要的控制机制是，团体相对独立的自我运作，对基于道德责任感的价值的承担，以及团体成员的相互信任。专业制度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维持和再生产。帕森斯提出，从现实层面来看，大学之所以能够获得尊重和支持，并不能过度依赖其历史地位与办学传统，也源自于包括政府、企业、选民等利益相关者对学术系统所生产的知识与受过训练个人的社会效用进行的评价。13只有当仅仅依靠专业问责尚不足以充分实现大学责任的情形下，才需要其他问责
12、机制补充进来。因此，帕森斯对于高等教育问责，持的是一种有限开放的观点，即以大学组织或学术系统内部的专业问责为主要实现形式并占据优先地位，同时不完全拒斥市场问责、社会问责等形式。美国现代大学处于由认知复合体与专业复合体相互交织构成的“矩阵”之中：认知理性与认知复合体为大学及其自主性的专业问责诉求提供了内在的知识基础与价值基础，而专业与专业复合体则为大学及其专业问责实践提供了相对结构化与稳固化的制度基础。(三)高等教育问责的社会文化基础将具体事实置于更大的背景中进行理解，是功能流派的基本观点。从宏观价值层面来看，帕森斯认为，社会存在一种独特的和良好整合的制度化价值系统，它具有高度普遍化的特点，通过
13、渐进方式演化而不会发生激烈变革。价值模式是社会结构中或隐或现地规定社会或子系统期望类型的部分。在本质上，一种价值模式不会呈现事物的具体状态，它总是“事物实际状态与依据价值所设想的期望状态之间规范张力的来源”。14就美国而言，“工具行动主义”(instrumental activism)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价值模式，它隐藏在以基督教遗产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发展之中。15社会行动者是实现更高层面的、由教义约定俗成的“理想”(ideal)的工具，而能否以具体行动无限趋近这种“理想”则成为关键所在。这种价值的导向是行动主义的，其意义在于增加行动在环境中的自由范围并最终控制环境。认知复合体所表现出的价值成分或
14、价值模式，就与这种更高层面的工具行动主义价值导向相联系；认知理性本身就是工具行动主义的重要体现与特征。在现代美国社会，工具行动主义逐渐凸显的价值取向是“制度化个体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它不强调等级而强调协会形式的社会结构，并为众多高度分化的亚群体和个体提供了行动自由；高等教育就是制度化个体主义得以实现的重要领域之一。有学者指出，制度化个体主义的表达方式总结并调和了帕森斯灵感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社会秩序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强调个体的能动性。16制度不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彼此隔离和互不关联的数据及其集合，而是既相互结合又内部分化的系统；个体也不是只
15、考虑自己的偏好、不顾及他者的利己者，而是进入到自己与他者共存的行动空间之中进行选择的行动者。行动者的行动自由与面临的结构约束之间如何协调，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帕森斯认为，与现代大学及学术系统紧密联系的认知理性价值模式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性，需要将其放在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大学转变为美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就是在制度化个体主义的价值框架或社会文化内进行的。但是帕森斯强调，在一个社会系统中，问责需要顺从选民的愿望，或者市场的准则，或者正式施加的法律，但它并不足以让制度化责任在社会系统中良好发挥功能。社会中需要有一个领域，它并不需要对任何其他的社会机构或部门负责，而“只需要在承担自己接受
16、和实践的价值的意义上，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即可”。17言外之意是，美国大学的发展虽受惠于社会宏观价值体系，但大学与学术系统应当免于外部的问责。大学承担着“公共之善”(public good)的责任，这种公共之善作为一种道德资源，如同仁慈、怜悯等美德一样，既会关照到社会的利益诉求，有利于消解社会规范与行动自由之间的张力，又在大学开展专业问责的持续过程之中，而非短期的效用或结果追求之上，得到充分的和最好的实现。然而，从美国大学所遭遇到的现实境遇来看，恰好从反面印证了大学的实际状态与依据价值所构想的期望状态之间的内在紧张，以及大学的自主传统与外部发起和推动的问责压力之间的深层冲突。三、高等教育问责的运行过程(一)价值承诺的流通与大学自主分析社会系统中不同流通媒介的流动及其效果，是功能流派解释社会变迁动力的一种思路。“价值承诺”就是帕森斯所推崇的专业问责的流通媒介。就“价值”的角度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