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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斋舍到宿舍中国近代大学生住宿形态考察 摘要：大学生住宿形态与大学教育目标相呼应。中国近代大学生住宿形态的演变表征了博雅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变。博雅教育非常重视学生宿舍建设，因为素质培养往往是生活中的潜移默化；职业教育则比较漠视学生的宿舍建设，因为专业知识和日常生活无直接关联。关键词：近代大学，斋舍，宿舍，住校一、引言在中国当前大学校园建设中，学生宿舍无疑占有相当大比例。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随着高校不断扩招，校舍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大学尝试将“大学生住宿社会化”。把学生日常生活所涉及到的环节推向社会，利用社会力量和经济杠杆来使其运转。与此同时，高教界一直急迫地呼唤素质教育，因为人们发现，在
2、办学条件日益优越的今天，学生素质却在令人痛心地下降，无论道德品性还是文化修养都给人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校园里的流血事件不再是个案，话不投机、拔刀相向的场面也从电影走进生活。本文之所以研究大学生住宿形态，是因为素质教育绝非停留在课堂说教，而是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与身体力行。大学生住宿形态的变化不仅仅是招生规模扩大造成的，也和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相呼应。就中国大学而言，近代以前的高等教育为博雅教育，近代以后为职业教育。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有独立人格和价值观的“知识人”。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目标则是为了培养学以致用的专业人士
3、，教育直接和职业挂钩。博雅教育非常重视师生宿舍建设，它认为课堂教育只是教育过程的一个环节，更多时候，学生是在一个有益于他们发展品行和能力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成长的。在这个环境里，有许多热爱思考的头脑和心灵不时地相遇、对话。相对于博雅教育而言，职业教育则对学生宿舍不那么热心，甚至可以做到不闻不问。在职业教育看来，师生的日常生活与所传授的专业知识无直接关联，宿舍建设自然可以不在学校关注范围内。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近代大学是最不能忽略的一段历程。中国真正意义的“大学”产生于近代。中国历史上存在和西式大学（university）类似的高等教育形式（本文统称“古典大学”），如太学、书院等。鸦片战争以后，西式
4、大学逐渐占据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导地位。在这个划时代的阶段，大学生住宿形态由最初延续的古典传统演变为西方模式，这个过程能够为我们当前宿舍建设提供很多有益思考。因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下仍然活在现在中的过去。”近代与当代虽有一定距离，但顾后是为了瞻前，我们的历史研究能拉近古今的距离，为现实的教育改革服务。二、斋舍的延续中国古典大学将宿舍称为斋舍，斋舍即是生活的地方也是进行学术活动的地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讲于堂、习于斋”。因为那时的大学是以培养有理想、有价值的人为第一目的。师生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即是大学的基本功课，相应地，宿舍也是极其重要的教育设施，它和讲堂、藏书
5、楼等统一在一个建筑群落中。西学东渐之初，近代大学依然保持着这种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住宿形态。中国古典大学非常强调学生日常生活管理，师生行住坐卧都在一起。特别是对于以修身为旨归的书院教育而言，现代人所定义的那种分门别类的“学习”根本是不存在的。理学大师朱熹认为：“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这种道德实践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慎独”和“乐群”。“慎独”就是说，一个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谨慎地作出符合道德的行为选择。一般来讲，人在公众场所可以避免不道德的行为，而独处则难免“以为鬼神之不觉我也”，因此“独处之过”是道德修养的最大障碍，“慎独”可以改正独处之过，磨炼人的道德意志。“乐群
6、”是培养人的合作精神。因为人始终是社会的人，如何处理、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生的功课。在“乐群”中爱人，在“慎独”中内省，书院的治学活动融于生活，知识的传递与生活本身同体。相应地，讲堂和斋舍建设也统一在一个建筑群落中。书院的师生或在讲堂讨论、或在斋舍切磋、或在山林泉石间悟道。我们在至今保存完好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融教学和生活为一体的大学建筑。早期新式学堂的宿舍是“斋舍”的一种延续，它不仅要考虑师生的日常生活需要，而且把日常生活中举行的自修也作为宿舍的一项必要活动。张之洞主办的新式书院（两湖书院），其学生宿舍不仅设置了寝室还设置了书房，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记载当时书院斋
7、舍：“后面为北斋，以天干字为识，前面为南斋，以地支前十字为识，每字为一斋，每斋房十栋。西面为商藉斋，分亥戌二斋，每斋房二十栋，每栋前后房各一间，前为书房，后为寝室。”考虑到两湖书院和中国传统书院的承接关系，可以认为，“前为书房，后为寝室”是中国古典大学的斋舍形式，这种形式在清末已经很普遍了，所以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寄宿舍应分自修室、寝室二式，此外又宜有食堂、盥所、养病所、浴所、厕所，皆不可缺。自修室、寝室兼用一室者，每人于屋内容积应得五百六十七立方尺。不兼用者，自修室每人应得三百二十四立方尺，寝室每人应得四百八十六立方尺。又高等学堂每学生百人应得有食堂、盥所二处，厕所、养病所、浴所各四间以
8、上。”钦定大学堂章程对大学宿舍的设计进一步补充：“学生斋舍，以为学生自习寝息之地，惟入大学之学生皆系成材，久谙礼法，且须携带参考书籍较为繁重，每学生一人应占宽大斋舍一间，令其宽舒；自习室及寝室可合为一处。”上述章程的规定无疑强调两点：（1）学生宿舍不仅是生活场所，更是学习场所；（2）每个学生都应该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钦定大学堂章程以学生“携带参考书籍较为繁重”为由，强调应该给每个人宽敞的空间，从深层来看，是沿袭了中国古典大学修身中的“慎独”教育。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讲：“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不欺人易，不自欺难，与人相处而慎易，独居而慎难。”据史料记载，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中由清政
9、府主办的洋务学堂大都规定师生在校内住宿。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中，“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另外，像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等学堂也都在校舍中布置了斋舍。早期的洋务学堂将住宿和教学场所设在一处。如，上海广方言馆校舍以四合院为主体，院子由两层高的楼房围合，楼上设斋舍，楼下设讲堂。江南制造总局工艺学堂与广方言馆的校舍在平面布局上很类似，四合院内集中安置了讲堂、教习房、斋舍和膳食厅，在后来扩建中，虽然外围加建了藏书室、宿舍和讲堂，但是并未作功能划分，依然是教师办公、学生宿舍、讲堂等混然一体的
10、状态。一些延续旧建筑的新式学堂，如在书院、贡院、衙门或旧式宅院中办学的学堂，也没有将住宿空间和教学空间进行清晰划分。复旦大学沪淞时期校舍是利用一个旧的提督行辕建设起来的，课堂、宿舍、办公室在大殿南部。大殿以北，前后有三进平屋，正中后进六七间，是校长室、教职员宿舍，其余都是课堂及学生宿舍。在岳麓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湖南高等学堂情况与此类似。宿舍、教室没有明确的空间分区，教师宿舍和学生宿舍也没有完全分开。换句话讲，当时大学建设把宿舍也当作教育设施。这个特征是中国古典大学传统的延续。不过这个传统并未延续很久，在1914年清华大学的校园规划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大学的“功能分区”思想已开始起作用。“功
11、能分区”就是将校园生活中内容相同或性质相近的活动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区域之间相对隔离，其突出的特点是提高了效率，同时保证了每一种活动对环境的特殊要求。但功能分区成立的前提是，分门别类的活动对应于分门别类的空间，这些空间有明确的界域和功能要求。西方大学从起源上讲属于职业教育，只负责向学生传递技术知识，不负责学生个人生活。如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由师生自己解决住宿问题。近代西学东渐以后，西方模式大学传入中国，大学宿舍形态开始改变。三、斋舍的嬗变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其早期校园建设的布局并没有将教学区和宿舍区分离，但从它浑然一体的布局中，已经埋藏了分离的因子。从一张19
12、14年的校园平面图上大致可以看到，当时的校园规划中，外籍教师住在阔气明亮的具有西洋风格的“北院”，中国教师住在荷花池边的中式院落里。除了将教师宿舍单独设置外，其他三个院子没有作明确的教学区和宿舍区划分，行政和大学部在一院，高等科在二院，中等科在三院，每个院都包括了教室和宿舍分别对应于中学部、高中部和大学部三个不同的教学组织。与广方言馆相比，清华学堂的建筑布局已经有了分区意识。二院由七排平房串联组成，其中，斋舍位于北部，最北端是个食堂，教室位于南部，最南端以小礼堂结束。三院也一样，斋舍集中在北部，南端是教室和陈列室。这种南北对峙的布局反映了当时的大学建设者已经明确了教室和宿舍各自独立、互不交叉的
13、功能设置。那么，宿舍在当时还是教育设施吗？我们下面考察当时学生宿舍的形态。在近代中国，曾经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大学在校园建设方面直接与国际接轨。学生宿舍硬件设施极其先进，有洗澡间、暖气设备、卫生间中有坐式马桶。男生4人一间，女生两人一间。而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清华学生的日常生活却颇不以为然：“近代之教育，一则曰社会化、再则日集体化，卒使簧舍悉成营房，学养无非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亡也。”“今日之大学青年，在社会化与集体生活化一类口号之空气之中，所与往还者，有成群之大众，有合伙之伙伴，而无友。曰集体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体，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体，于是人我相与之际，即一言一动之间，
14、亦不能不多所讳饰顾忌，驯至舍寒暄笑噱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来”。梅贻琦的这一段批判文字，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对西式大学住宿形式弊端的揭露。在他看来，宿舍硬件设施的奢华程度与个人道德修养和性情培育并无关系，而宿舍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道德培育空间才是关键。无奈的是，这种集体化的生活组织和营房式的宿舍设计越来越成为近代大学的主流。一些研究者表示：大学不断扩大规模是形成这种宿舍形态的主要因素。本文认为这种解释至少是不全面的。宿舍形态归根结底同设计者对它的功能定位有关。宿舍是否定位成一个教育设施恐怕是宿舍形态变化的关键所在。如：当宿舍被定义为一个“睡觉”的场所，它就不再负责提供给人学习、思考所需要的独立
15、空间，一个同时容纳8个人睡觉的15平方米的宿舍，只要满足日照和干湿度等基本生理需要，从功能上来讲是合格的。因此斋舍变成宿舍并不仅仅意味着名称的变化，而是把大量模糊的、随意的、与日常生活相伴的知识活动排除干净了。日常生活不再和教育有什么直接联系。清华学堂的老师虽然住在校内，但其宿舍已经独立出来，成立了专门的居住区。从功能分区角度看，教职工宿舍区是第一个从教学区（核心空间）中分离出来的。而且，根据大塚丰的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中，多数教师都住在校外，教师的教学活动和个人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了明确划分。教学成了一种职业，而且有点像表演职业，当教师从家里出来到了教室，就开始角色变换，他在讲台上演说、演
16、算都成为一种职业性演出，梅贻琦指出：“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乎不相谋面，军兴以还，此风犹甚，即有少数教师，其持养操守足为学生表率而无愧者，亦犹之椟中之玉，斗底之灯，其光辉不达于外，而学子即有切心于观摩取益者，亦自无从问径。此又一方面也。古者学子从师授业，谓之从游，孟子日：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即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返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我们再回头考察一下与清华大学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宿舍。中国知识分子对“慎独”空间的需求在北京大学得到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