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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天津教案中浅看发生教案的原因聂福玲 1、 引言 晚清的时候，基督教逐渐从沿海渗入到内地的过程，也是教案发生高潮期，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事变，全男大小教案共计约四百余起，大部分集中于19世纪6090年代这三年中。而在所有的教案当中，以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具有典型性。本篇的的读书报告，则是从天津教案中浅谈发生教案的深层次的原因。2、 天津教案过程1 848 年6 月21 日，首批来华修女抵达澳门，1 862 年，修女们建立了天津的仁慈堂。修女们刚来天津时，暂时住在河右岸的邱神父旧宅里，条件非常简陋，全部家当只有5 把椅子和两口中国大锅。当地的百姓基于对西方军队侵华的憎恨，对她
2、们并不接受。修女们来到天津，先是救助那些倒在路边的危重病人。当时天津霍乱蔓延，每天约有400 人死亡。修女们投身救治工作，诊病舍药，门前常常挤满了人，人们还从各处赶来，找她们去看望危重病人。修女们用的西药治疗效果很好，很多人得以痊愈，由此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修女们在当地百姓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各项慈善事业也相继展开，相继成立了法国医院（今妇产科医院）和多个粥棚。白帽子“姑奶奶”被百姓们叫响了。后来又成立了天主教仁慈堂孤儿院，院址在东浮桥西侧小洋货街32号，占地7. 8亩，房舍1 91间。仁慈堂的工作是收养孤儿与弃婴。由于华人自动将孤儿或弃婴送来的极少，堂中的主持人常常“奖励”送来孤儿与弃婴的人一
3、些零钱用以鼓励。这给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便有拐子拐了小孩子送到仁慈堂领赏。她们还收留病得垂死的孤儿或弃婴，为了他们的灵魂能获得升天的资格，神父在他们气绝之前施以洗礼，在夜间用天主教的葬礼把他们埋葬在天主堂的坟地。棺材不敷之时，就把两三具尸骸合并装在一个棺材内。儿童失踪的事越来越多，当父母的人无不提心吊胆。天主堂坟地埋的小孩子日益增多，老百姓当中就开始流行一种谣言，说天主堂的神父与修女经常派人用迷药拐孩子去挖眼剖心。不幸这时候仁慈堂的孤儿又染了瘟疫，有三四名相继死去，被草草掩埋，不料被野狗掏出来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老百姓见了，以为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正在此时，天津县知县
4、刘杰捉拿到两个拐子，一个叫张拴，另一个叫郭拐。天津县的民团也捉到一个拐子，叫武兰珍，武兰珍供出是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王三处领到迷魂药。还有一个拐子安三，却是“教民”，在“迷拐”孩子时当场被捕。老百姓知道这件事后，愤怒难当。“（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领事丰大业交涉，要求调查仁慈堂的内部实况，提讯王三。（1 870 年）6月21 日（清同治九年五月廿三）上午，丰大业带着道员、知府、知县到了建筑在黄海楼故址的天主堂提讯王三，与武兰珍对质，证实仁慈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下午，崇厚听说天主堂附近发生斗殴，正在派军官去弹压，丰大业却已怒气冲冲地来到三口通商大臣的衙门。丰大业身上挂了两把铳子（长手枪），
5、一进门就对祟厚破口大骂，又拔出铳子放了一响。祟厚吓得躲进了房间。丰大业在客厅里摔茶碗、拍桌子骂个不休，崇厚只得出来，劝他有话好讲。衙门外这时候已经聚集了很多老百姓。丰大业来时带着“法租界”的所谓“救火队”(firebrigade )。老百姓见了“救火队”，以为丰大业图谋占领通商大臣的衙门，很为愤慨，其后听到枪声，越发怒不可遏。天津县知事刘杰赶忙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从衙门走出来，碰到刘杰又放一枪，没打中刘杰，打伤了刘杰的一名随从。老百姓立刻围住丰大业，将他乱拳打死，他的秘书西蒙与丰大业同时丧命，救火队的队员四散奔逃。老百姓一不做二不休，转到离通商衙门东边不远的天主堂，杀死两个神父，把天主堂烧了；再
6、到天主堂东边的领事馆，杀死了另一个秘书多玛散及其妻子。最后，到仁慈堂杀死1 0 个修女，放出1 50 名左右孤儿，将仁慈堂付之一炬。另有法国商人夏勒迈松夫妇、3 名俄国人、三四十名教民（信教的中国人）被杀。这3 名俄国人是被错认了的，老百姓以为他们是法国人。英国人的4 座教堂与美国人的2 座也同时被毁。这就是天京教案发生基本过程。曾国藩甚至因办理天津教案未令中国民众满意而受到无情的舆论攻击。3、 教案发生的原因西方历史学评价说：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基于宗教偏见，部分基于迷信，部分基于轻信谣言，所有这些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并且这种上长着的的纷扰于三小时
7、的杀人、放火和抢劫中达到极点。 转引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252270页。笔者大致同意西方历史学家这样的评价，但同时笔者认为，原因远没有这么简单和表面。顾卫民博士在他文本指出，反教的中坚力量主要还是来自于上流社会官绅阶级。他借用英国传教士杨非的话指出中国下层老百姓对于基督教其实关无太太恶感，他们的仇外情绪大多数是被上层官绅阶级挑起的。在19世纪，教会的势力以炮舰作为后盾，变外在为内在，逐渐成为与中同传统和文化迥然不同的特殊力量，不仅和一般民众，而且和自视为社会领袖的官绅阶级分庭抗礼，势若水火。虽然大清外朝在外国的的侵略下已经千疮百孔，但维系官绅阶级特权的科举制度仍然得于保留，他们各
8、样的利益、感情和文化依然如故。传教士一来到，他们的举止行动打破了这种官与民的阶级性。同时，教会推广慈善事业也使得官绅获取好名声的机会减少。教会大力鼓吹信徒捐献房产、地产或者通过灾情严重时构买大片的土地，从而威胁到官绅的物质基础。教会兴办学堂，传播的新知识，倡导实学的结果，使无数的人摆脱了科技的制度带来的束缚等等。这许多的原因，无形当中就加大了官绅与教会之间的尖锐矛盾。而早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士大夫就已经有许多的反教的言论出现在著作当中。比如流传很广的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该书中的天主教考就有许多的反教的主论。但纵观60年代至90年代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排教行为和言论，顾博士认为，中西
9、双方矛盾的焦点大致集中如下几个方面。一，传教士自觉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代表官绅阶级为敌。第二，很重要一点，为什么官绅阶级能轻易地挑动起民众的排放情绪，因为近代基督教传华的事业，在中国社会之中是一股具有政治意义的势力。第三，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战乱直到同光年间，仍在官绅阶级心目中留下恐惧的阴影。第四，基督教内吃教的现象的也比较严重，传教士往往不分清风皂白的袒护教友，而不追究其教友的错失。然而，根据明清年代的排教风潮当中，由于中西习俗的不同，导致的教案也为数不少。近代，这种现象也更为普遍。我们从天津教案当中，明显地发现，教会医院施行的医术，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国民众妖魔化的，说他们挖心肝吃人肉，采
10、阴补阳。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基督教礼仪崇拜的一种误解，和以讹传讹。再伴随着已久地臆测和猜忌，借助迷信，而成为一种反教的恕火，待势发作。基督教一贯主张的破偶像，尊父神，这也易被一贯主张伦常纲纪和崇拜祖先的中国人误解和不接受。 四、总结 除了上述原因，笔者还认为频繁地教案与中国民众长期的认知失衡或者心里的忧虑恐慌有关。仔细看天津教案发生的过程，民众长达三小时的愤怒是极其可怕的，他夹杂关无言的恐慌。甚至女人不放过，连尸体都要撕碎，对待中国信徒，也毫不留情，见者就杀，残忍的不可想像。笔者认为，一下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人，近几十年来一直遭受受外国侵凌，山河破碎，所有这些都使地方绅士和民众内心产生一种屈辱感、憎
11、恶感而使他们心理处于一种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心理不平衡状态的调整就需要他们把压抑在内心的屈辱感、憎恶感得到强烈的宣泄。但面对现实, 由于西方国家军事武器先进, 综合国力太强, 人们无法通过在战场上打击强敌的方式实现。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洋人享有治外法权, 使他们的屈辱感也不能通过打官司的法律手段抒发。更让地方绅士和民众气恼的是清朝统治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对西方的传教士采取退让和保护的政策。他们甚至规定/ 借端滋扰报复者, 即捉拿正法, 毋稍宽恕。这种情况更激发人们群起声讨和攻击洋人的社会心理。人们内心激愤和屈辱的这种不平衡心理有可能通过群众性的暴力反抗而获得宣泄的渠道。正是在个意义上, 宣泄和抒发被压抑的积愤, 以实现对侵害者( 洋人) 予以打击的潜意识愿望, 使各地教案持续发生，而天津教案是这所有教案的典型，持续时间短，但破坏力巨大，残忍程度不忍视之。友情提示：部分文档来自网络整理，供您参考！文档可复制、编制，期待您的好评与关注！4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