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优质文档-----倾情为你奉上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中国学术 2001年第4期鲁道夫G瓦格纳 一、世界背景 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公众阅读群因公共教育的普及而空前扩大，阅读时间因煤气灯和电灯的出现而不断延长，由诸如乘火车旅游等所带来的阅读机会也大大增加造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机械化的印刷机加速了印制过程；由此报纸和期刊变得更加及时和便宜，这就使得更广泛的公众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容易得到它们 这场印刷革命的一个方面常常被忽视了，即印刷的图像自文艺复兴以来，通过雕版印制，艺术品已经能为异地的艺术家所分享塞纳菲尔德(Senefelder)在1798年偶然发现的石版印刷技术使得照相石版印刷复制成为可能，这种复制非常忠实于原作且成本极低，因为用化学方法将图像转移到石版上节省了雕刻师艰苦而又昂贵的劳动同时，十九世纪新型的印刷机也能机械地处理铜雕版和木雕版，这使得即使在这两个领域内，向公众普及的障碍也大大减少了 其结果是，我们看到画报和石版画这两种印刷制品在十九世纪繁荣起来，进入了以前与印刷品市场根本无缘的那些阶级的家庭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新的画报如美国的《哈泼斯》(Harpers)和《弗兰克莱斯利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伦敦的《插图伦敦新闻》(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和《图画》(The Graphic)、法国的《图画世界》(Le Monde Illustr)和《环游世界》(Le Tour Du Monde)、以及德国的《莱比锡大众画报》(Leipziger Illustrirte Volkszeitung)和《乐园》(Die Gartenlaube)——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获得了稳定的市场，并拥有足够多的订户使其在数十年间都成为赢利的企业。
同时专业出版商还提供一系列手工着色的石版画以装饰家庭；美国的柯里尔(Currier)石版画还可以按其目录册上的数百种名目加以邮购，它们和法国埃皮纳镇(?pinal)的版画一样找到了得以广泛进入公众家庭的途径彩色石版印刷已经为人所知，但或许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没有被采用)虽然这些报纸和版画也能够复制“高雅艺术”，其中的一些如《图画》还对像凡高这样的艺术家订阅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其题材和被其复制的作品的绘画技巧普遍地还是迎合于出版它们的新闻媒体及其新顾客们的口味在画报上，一个新的种类——新闻画繁荣起来，每一幅单独的版画或者表现轰动性的真实事件(“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上燃烧的轮船”)，或者表现诸如春天或圣诞等季节主题，或者是时尚和爱国的主题，诸如时髦女郎或是在克里米亚(Crimea)正期待着成为英雄的英国士兵随着国界以外事态发展的重要性的不断增加，这些传媒还向读者呈现相距遥远的地域和事件克里米亚战争在这里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因为当时《插图伦敦新闻》派遣了一名插图画家与记者随行，以使他们的图画可以宣称具有来自现场的真实性，就像后来的新闻摄影所做的那样对这些版画而言，其娱乐性的方面追求离奇有趣的、充满轶事的、引人入胜的图像和信息，而不是系统化甚至有强烈文件风格的表述。
这些画报迅速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同体；它们彼此了解，彼此复印对方的插图，并且转引彼此的文章以加强和证实自己的国际报导这样，我们看到了一幅全球想象图景(global imaginaire)的滥觞，在其中图像、视角、场景、叙事的情节线索以及读者对信息的态度愈来愈多地被分享这一发展过程最终在电影及其后的电视中所体现出来的我们称之为“好莱坞系统”的视觉交流普遍模式那里找到了它最具内聚性的表达这种相互认同——至少是在西方画报之间——在1889年3月的《大众画报》一整页的描述中得到了很好的把握 这些插图的主题和风格反映了出版商们想要迎合一个新的公众阅读群的努力，尤其是女性，她们被认为更容易被简单和配有插图的读物所吸引；以及新兴识字阶层的人们，图像与文字的结合为他们提供了更简易的渠道图像作为信息和娱乐载体的重要性的迅速上升，正预示了日后电影和电视的发展十九世纪画报的发行量和持续时间及石版印刷品发行商的数量及其从业时间表明这一行业是足够赢利的这些印刷娱乐的新媒体——这里采用的是叶凯蒂(Catherine Yeh)所建议的术语——并未影响到此时同样在经历一次大发展的更“正统”的报纸这些报纸继续定位于处于决策位置的读者，对他们来说国际上、政治上、商业上及社会事务上迅速而可靠的信息是首要的。
事实上，画报出版业为读者提供的是用于在艰苦的工作日和工作周之中嵌入新形式的休闲时光的阅读材料，同时它带来的结果是培养了一般的读报习惯，使画报读者对“正统”报纸也发生了兴趣 新的主题、新的技术、新的公众和新的市场开始引起了艺术家们的重视尽管大部分纯艺术回避新闻业的发展，但波德莱尔在他关于新闻画家的随笔中却觉察到了这一新发展杜米埃(Daumier)则以石版印刷创作了许多辛辣的讽刺漫画，而最终图卢兹－劳特雷克(ToulouseLautrec)发现了彩色石印在招贴画中的潜力 对于瓦尔特本雅明在其随笔《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对艺术复制的早期形式所抱的轻蔑态度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他的基本观点，即十九世纪出现了在技术、社会和艺术方面的实质性转变看来仍有道理 在这些版画和画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趣味开始变得全球化，这种趣味对当下事物持轻浮、不严肃和窥淫癖式的视角与此同时，一种为全国的读者、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读者所共同分享的形象也开始出现 在这个版画世界中，中国作为丰富和重要的可以提供离奇有趣事物的陈列室而经常成为描述和描绘的对象，但它却从来不主动中国没有自己的画报加入这一联盟，并且表现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和外国事物的观点。
尽管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翻译中国古典文献的重大项目就已开始(理雅各［James Legge］、翟兰思［L.Giles］、顾赛芬［S.Couvreur］及其他人)，但却没有中国人在那时试图越过狭窄的外交官圈子而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文化发现自己被非中心化、边缘化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中国文人甚至不再被当作中国自身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现状的可靠信息来源，尤其是就普通大众而言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生理学的”(“physiological”，这一术语当时是指“社会学的”［“sociological”］)兴趣在欧洲的读者及巴尔扎克、大仲马、苏(Sue)，或狄更斯这一类作家中蔓延开来，它热衷于普通民众中奇怪并不为人知的生活，最初是关注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的“莫西干人”(Mohicans)的生活，但到后来则包含了其他的内容，通常是很遥远的民族的奇特而有趣的风俗习惯尽管许多在中国的传教士精通中文，但他们在中国的书籍中却得不到此类的信息，最终只能靠第一手的实地观察有关中国的社会生理学著作如波乃耶(Dyer Ball)的《中国事物》(Things Chinese，1903年)，卢公明(Doolittle)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of the Chinese，1865年)或明恩溥(Arthur Smith)的《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0年)固然是富有戏剧性的成功的结果，同时也是同样博学的先行者们漫长探索的最终成熟的产物。
假定仅仅是东方学的偏见阻止了西方人看到中国文人在社会生理学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观点，虽然在政治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事实上仍是错误的因为在后者的笔下，普通民众还没有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位中国作家陈季同(TchengKiTong,1851-1907)，由于迎合了这一“生理学”潮流，立即就在全欧洲的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被视为真正权威的来自中国的声音他的著作被翻译并多次再版但他是用法语为欧洲的读者写作的，所以虽然无论从何种意义上，他都是那一时代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中国作家，但他的名字迄今为止在中国还鲜为人知，甚至是在研究晚清文学的专家们中间 中国文化被边缘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在中国出现的一切潮流的源头都在中国文化范畴之外的其它中心考虑到当时的文化权力动力学，那么问题就不再是中国是否会加入这一潮流，而是何时和如何加入，是在这场音乐会中展现自己独特的声音，还是——如果用中国的术语来说——继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二、中国背景 把中国进入全球想象图景置于帝国主义扩张的严酷背景下，在感觉上也许会好一些;这样同时也能与中国大陆学者的思路联系起来,他们概括地将上海早期的出版业描述为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因为，虽然这些报纸是中文的，但出版社却为外国人所拥有偶尔会有一位学者涉及到一些当时所出版的具体材料，那么他会惊愕地发现从中实在难以找出支持上述推论的证据我们不妨来看一个较早的例子1960年，一位前《申报》记者完全自发地收集起一些关于这份报纸的历史材料，其中包括早期的历史，并且得出结论——当然是限于“内部”——这份报纸的创办人和拥有者，美查(Ernest Major),“实在是中国的好友随后，在1988年，又出现了一个新机会，徐载平通过对《申报》前四十年几乎全部的原文的重新阅读后，也得出了相同结论：所谓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或者只是亲英或亲西方的偏见这一类的论据在此时期根本就不存在 将画报与新闻画及艺术品的石印复制引入中国的关键人物是美查，美查和他的双胞胎兄弟弗雷德里克(Frederic)于1841年2月15日出生在伦敦一个寒微的陆军部三级职员的家庭中，这一家共有五个小孩他大大得益于其父想要给予孩子们一种包括中文课程在内的国际化教育的热情，以及他叔叔——一个镇上著名的金融家——的社会关系，也许还有其母一方的对于外部世界的开放态度——他母亲出生于加尔格达，是东印度公司一个职员的女儿这一家看来属于伦敦人中对中国事务有着强烈而持久兴趣的那个圈子，同时他们抱有一种当时很少见的观点，即要想和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打交道，最好是能了解其文化和机构，甚至能说中国本地的语言。
从他们各方面都热烈追求进步，从他们商业上的精明，以及从他们的世界主义之中，都可以看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成分他们并没有沾染许多与他们同时代的同样与中国有关的人身上那些许的傲慢与无知美查兄弟于1861年来到中国，先是在香港的轮船公司工作1865年美查则在宁波开设了他自己的商店，当上了“委任商”随后，在可以肯定是一次大的商业胜利之后，他最终迁到了上海，并在1870年7月被第一次提及在此之后，他很快出现在一份丝绸商的名单中，又在1871年11月被记录下出口了3595箱红茶所有这些读起来都像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这个年轻人从香港一个雇员的位置到在宁波成立自己的公司，最终又到了上海但这在中国学者所著的中国出版史中是另一个故事，美查的生意进行得很糟糕，因此他转而创办了一份报纸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支持最初由戈公振提出的这种说法，但可以找到一些旁证到了1872年，他没有再出现在茶商或丝绸商的名单中，看来是完全转到了其他不同类的新事业上，从事出版只是其中之一这或许确实表明了他认为贸易活动在普遍不景气的年代里并不能带来什么利益 在上海，美查现在从贸易转向了实业，这一领域充满了活力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他与不介入具体经营的合伙者共同创办了被所有的评论都认为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报纸——《申报》(1872年)，以及将会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文出版社的申报馆，还有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印刷品发送网络——申昌书局，它在上海拥有两家书店并与散布全国的书店订有合同；后来，在印刷图像加入生产线之后，又创办了申昌书画室。
在所有这些部门中，美查都承担了日常管理的事务另外，他还买下了一套小型设备并扩展成为一家现代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