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度事件：海防与塞防之争这一年，同治皇帝死于花柳宫廷之内，忙于制造种种皇帝患天花而升天的迹象和证据；朝堂之上，帝 国的重臣们则陷入了海防与塞防之争争论的背景是近代中国边疆与海防同时出现的巨大危机19 世纪 60-70 年代，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 1871 年，俄国打着替清廷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伊犁，其后又欲以同样的手段进军乌鲁木齐署伊犁将军 荣全窥见俄国的真实用意：“不止在要求重币，亦不仅窃据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有而后已”，呼吁清 廷出兵新疆，收复乌鲁木齐等重地1874 年 8 月，清廷命左宗棠率军出关，清军云集嘉峪关前，整装待发与此同时，在东南海疆，日本 1874 年以弱旅入侵台湾，而清廷竟无力以武力驱逐，最后不得不褒赞日 军侵台为“保民义举”，以白银 50 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结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11 月，恭亲 王等上奏请求拨款购买铁甲船以加强海防朝廷命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十五人详议 此事，限期一个月拿出结论但清廷财政有限，难以同时兼顾东南万里海疆与西北万里饷运1875 年，朝廷重臣们遂在国防孰轻孰 重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
后世学者论及此节，多以李鸿章为海防论之代表，目之为卖国贼；又多以左宗棠 为塞防论之代表，赞其为民族英雄塞防：李鸿章未曾宣扬过“放弃新疆”1985 年出版的《左宗棠评传》里如此为 1875 年的海防、塞 防之争定性：“海防与塞防之争，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简单地 看作是两个集团(湘系、淮系)争权夺利的派系之争，而是要不要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要不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 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胡绳 1981 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做了 相同的定性：“当时，李鸿章正在把国家财力大量用于经营他的北洋海军，所以他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 边防可有可无左宗棠处于在西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地位，使他不能不重视新疆问题从本质上看，他们之 间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压迫面前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是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爱国主义的表现而李鸿章“只能成为卖国的奴才”这种定性背后，显然存有将清廷内部划分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 派”两大阵营的意思作此阵营划分之后，进而否定李鸿章，肯定左宗棠这种立场清晰、褒贬分明的两 分法，实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教育的最大痼疾。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界限分明的“海防派”或者“塞防派”参与此次争论的朝廷重臣，并无人 提出放弃海防或者塞防的建议，其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目前有限的财力条件下，应以何者为先李鸿章的意见是：“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认为“中国目前 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其具体方案则是：1、停兵建议朝廷停撤西北地区已经出塞及准备出塞的部队，令其“严守现有各边界，且屯且耕，不 必急图进取”，停撤多余出来的饷银，则移作海防之用2、经营后世多诬蔑李鸿章曾宣扬放弃新疆，但其真实的经营新疆的方略则是：“招抚伊犁、乌鲁木 齐、喀什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李鸿章认为，如此则既 可以挫败英、俄兼并之心，中国也不必劳师远征，实为“经久之道”这一方案是否可行暂且不论，但给李鸿章戴上一顶“放弃新疆论者”的大帽子，却显然不见得是尊重 史实——李鸿章建议将新疆经营成“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是其被后世指责为卖 国贼的重要证据但把李的观点放置在 1875 年的中国，彼时，传统的“天下观”还远未被近代的“世界观” 所取代，李鸿章语境里的“越南”、“朝鲜”，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中国传统“天下观” 里面的藩属，其将“越南”、“朝鲜”与中国本土的“云贵之苗瑶土司”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
换言之， 李鸿章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放弃新疆，他所提出的建议，建立在 1875 年清廷的“天下观”基础之上这种 “天下观”在今日看来貌似荒诞，但在当时，却是清廷所竭力恪守的正统意识形态晚清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晚清国人传统政治理念向近代政治理念转型的 过程李鸿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所持意见，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后世之国人体会不到当日观念 转型期的混沌与茫然，而简单地痛斥李鸿章为“卖国贼”，痛快固然痛快，却也可悲亦复可叹比较起来，左宗棠的意见则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 在后世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鸿章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 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与李鸿章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 左宗棠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 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至于李鸿章所谓海防危机重于 西部边疆危机的观点，左也作了截然相反的论述，左上奏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即所谓“塞防与海防并重”左也不负众望，成功收复了新疆，后世 也因此多是左宗棠而非李鸿章但在左宗棠的光荣背后，还有李鸿章的福建马尾水师和北洋水师先后全军 覆没的耻辱，所谓“塞防与海防并重”，体现在数字层面，则是：1875—1884 年十年间，西征和塞防军费 为 8000 万两；1875—1894 年的 20 年间，海防经费总共筹款为 4200 万两，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海军建设，约 1000 万两被清廷挪作它用海防：缘起日军侵台，反又误读日本1874 年，中日签署《北京专条》，换取日本自台湾撤军之后， 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一封书信里如此描述自己对海防现状的焦虑：“弟初尚拟议，番所害者琉球人，非日本人，又津案戮杀领 事、教士，情节稍重，碍难比例今乃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 国体，渐长寇志或谓若自启兵端，无论胜负，沿海沿江糜费， 奚啻数千万，以此区区收回番地，再留其有余，陆续筹备海防， 忍小愤而图远略，抑亦当事诸公之用心欤?往不可谏，来犹可追， 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勿如总署前书所云， 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日本以兵微将寡之势敢于侵台，而清廷对此竟无力作出武力上的强硬反应，显然对李鸿章造成了巨大 的冲击。
此前，李鸿章即曾在与日本使者柳原前光的谈判中不经意地流露出对自身海防力量的心虚：“今 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 住否大丈夫做事总要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 —泱泱大国，到了要拿人多吓唬别人的地步，实在也算不得光彩日军侵台将中国千里海岸线无海防的现实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参与 1875 年海防讨论的清廷重臣基本 上都意识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譬如总理衙门核心成员大学士文祥，即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把对日防 卫看作目下的当务之急，文祥说：“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 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文祥的观点，正是 1875 年“海防论者”们认识上的吊诡之处——文祥担忧日本为中国外患，但同时又 否定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且认为正是维新的失败，会导致大量的日本乱民流亡中土，导致明末倭乱情状 再现文祥的这种看法不是特例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对日本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在回复总理衙门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信函里，丁 称“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是失败之举，“为识者所窃笑也”。
江西巡抚刘坤一则将日本国君比作赵武灵王，称其因为改革“闻其财尽民愁，亡可立待”，故而甚为 担心日本因为亡国之患而牵连中国——“第瘥狗将毙，难免肆毒于人福建巡抚王凯泰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也否定了日本的改革：“该国政令，向操之将军，专恃中国铜商贸 易，以擅利权自通泰西各国，将军不能主其权，利为西人所夺乃复改革旧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 之，贫困几不能支，于是铤而走险，兴兵扰台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亡诸重臣当中，惟有李鸿章的看法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文祥上奏之后，李随即也上奏一封，修正了文 祥奏折中的谬误李说：“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 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 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 湾之举最后，李鸿章得出结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广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之 大患但遗憾的是，李鸿章的这一认识并不是当日清朝高层和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清廷高层的看法已如上 述，将日本的威胁建立在否定其改革的基础之上；至于知识分子层面，陈其元的看法颇有其代表性。
在 《日本近事记》中，陈对明治维新做了如此描述：“往者，日本国王改姓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岛各主为列诸侯天皇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权 岛主怀疑失柄，遗民念旧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隙蠡起彼昏不悟，尚复高丽怨，国中改西服，效西言， 焚书变法于是举国不便，人人思乱陈其元早年长期在江浙沿海担任县令，辞官后游历甚广纵如此，仍将天皇与幕府混同，将明治维新 视作单纯的改朝换代，进而全盘否定了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海防论”，大方向 自然正确，其内涵却未免有许多荒诞结语：切莫妄谈“卖国贼”李鸿章之前，魏源曾经提议：“浙海岛屿林立， 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 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实乃“化外之地”，以“重兵而守孤悬之岛”实为不智，故 而建议朝廷“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 严守宁波《魏源集》842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李鸿章之后， 谭嗣同亦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 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 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
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 变法之用矣《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征》）殆至辛亥以后，则有孙中山屡言：“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 中国革命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 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集外集》）1875年度言论：左宗棠称无论重塞防还是重海防，都是爱国之举左宗棠：重海防与重塞防，“皆人臣谋国之忠”后世给“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李鸿章扣了一顶卖国贼的 大帽子，而高度褒赞左宗棠为民族英雄但左宗棠当年却如此 评价李鸿章等“海防论者”：“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 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 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 谋国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见自封者也文祥：西北边疆防务情势与明代有所不同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对日本的威胁深感忧虑，但同时又是一 个坚定的“塞防论者”，其称：“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错关而守； 今则内蒙古皆臣也，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 入，陕甘、内地皆震”，如果敌寇进一步进入蒙古诸部，京师 必将腹背受敌，“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彭玉麟：与其加强海防，不如加强江防湘军水师出身的彭玉麟在此次争论中观点独辟蹊径，提出 “江防论”，认为与其加强海防建设，不如加强长江防务。
理 由是：“（长江）以南北论之，则有天堑之险也；以东西论之， 又建瓴之势也据其要害，可以左右顾盼，雄视四方”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极力赞。